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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碰到一些新的问题。这反映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后，国际环境对中国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学界的相关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对健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也是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
很多学者认为，“复关”后，中国可通过参加总协定的各种活动与各缔约国发生直接联系，这不仅将有益于中国走向世界，还可以利用总协定的讲坛和条款，维护自身经济贸易权益。宋泓则认为，中国所开放的市场和所能够进入的市场严重不对称，因而产业所受的冲击程度很深；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制定政策的自主性大大削弱，支柱产业的成长模式将会发生彻底逆转，甚至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117]
曹苏峰认为在1996年，11个比较劣势产业占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21%，这种影响绝不可小视。 [118] 也有学者认为，实行低关税率的外贸政策以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开展将对几十年长期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但从长期看，改革国际农业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将产生极为有利的积极影响。 [119]
根据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特征，可以判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工业化及贸易的扩张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转移阶段。“入世”后，由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期，中国对外贸易也面临结构调整。 [120] 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 [121]
在生产贸易模式方面，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比率恰能较准确地衡量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份额，显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垂直化程度，反映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供应链效应。江小涓认为中国具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出口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 [12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从自身经验出发，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竞争方式，并借此进行转型和升级。要着重在“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完善制度”几个方面努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
张燕生提出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成本竞争优势面临转型压力；二是加工贸易生产体系面临转型压力；三是模仿创新模式面临转型压力；四是外贸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五是东亚区内贸易格局面临战略性调整的压力；六是外贸激励机制面临转型压力。 [123]
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国内学者运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1）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增长效应
林毅夫、李永军提出应该同时考虑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直接和间接的效应。 [124] 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的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戴觅、余淼杰发现对于出口前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着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 [125] 李春顶发现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悖论”。 [126]
中国贸易量的增长，源于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和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策略。有学者认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显著，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很小。
（2）贸易开放对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彭支伟、佟家栋、刘竹青发现在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技术变动可能导致GDP和福利的反向变动。 [127] 有学者认为，出口贸易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是否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以及出口企业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过低的重要原因。
（3）对外贸易对就业市场及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盛斌、马涛发现，“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敏感，特别是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对劳动力需求弹性明显高于一般贸易。 [128] 也有学者认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张定胜、杨小凯认为贸易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既不是单调的关系，也不是倒“U”形曲线关系。 [129] 有学者发现，中国出口扩张模式存在显著的“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特征，认为出口扩张对工资增长速度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拉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
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竞争方式、市场开拓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成为后危机时代外贸工作的头等大事。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几年，中国做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削减贸易顺差为重点的调整。此外，中国在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和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全球经贸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努力协调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并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从实行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今，中国学者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格外关注，提出不少自主性的看法和解释，留下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的研究文献。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首先关注并讨论了7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吴大焜认为这可能是周期性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 [130] 。王怀宁和姚廷纲等还就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性质特点进行了综合阐述。 [131]
马君潞认为，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商业银行陷入资金问题，反而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 [132] 。潘勇讨论了1992年开始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原因和发展 [133] 。苏存研究认为金融自由化造就的制度上的泡沫引发了日本的金融危机 [134] 。
陈琦伟和赵长华指出，中国仍应积极使用国际债市融资，但是也要注意举债规模适度。 [135] 褚葆一等认为，中国应在国际贸易中注意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136] 马君潞认为，需要从金融系统内部着手发展和规范金融行为。 [137] 倪克湖、梅睿哲提出，中国应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138]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研究者的目光。
管涛认为，金融结构失衡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 [139] 胡祖六和项卫星等人研究认为，亚洲国家银行部门的低效率和垄断性在金融危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40] 施建准和郭美新发现产出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影响因素。 [141] 余永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五条：第一，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第二，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第三，资产泡沫严重；第四，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五，资本的自由流动。 [142]
胡祖六和项卫星等提出，防范金融危机需要推进商业银行改革。 [143] 余永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以下五点教训：一是发展健全的金融体系是保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二是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具有随经济变动而调整的空间；三是必须稳步推进资本管制的自由化；四是必须协调宏观政策，保持内外平衡；五是应稳步调整贸易结构以保持竞争力。 [144] 保持资本管制是中国在完成市场化改革前，维护金融稳定必须守住的最后一道防线。
余永定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 [145] 张明认为，次贷危机使得美元不再占据霸权地位。 [146]
张明和陈继勇等研究发现，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破灭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147] 马勇、杨栋和陈雨露的研究发现，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与金融监管周期的同周期性，是金融危机背后的共同机制。 [148]
张明、秦建文和梁珍认为，证券化导致风险的扩散，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149]
基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国内针对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也日益丰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
早期中国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理论的述评及最新研究进展的介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内生性问题、货币一体化所形成的国际风险分担机制也得到部分探讨。
货币联盟方面，叶永刚等认为欧元区各国尚未达到最优货币区的相应标准。 [150] 黄梅波认为东亚地区要达到货币一体化、组成最优货币区还任重道远， [151] 而高海红认为东盟“10+3”框架中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已经具备实现更高层次货币合作的可能。 [152]
黄金老认为欧元的出现不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其地位的上升是缓慢的。 [153] 陈雨露和陆猛也认为欧元对美元地位的挑战在短期内无法显现，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154]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欧元区国家应加强财政纪律，财政与货币联盟的不匹配是欧债危机的根源，欧盟应实现更紧密的财政联盟来从源头上解决危机。
中国学界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始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应通过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区域货币基金以及建立区域联动汇率安排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较为现实的选择，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应从共同单一钉住开始。
余永定等提出，亚洲的金融合作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包括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 [155] 其他学者也表示，强化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包括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