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尤其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表曲阜重要讲话以来（以下简称“曲阜讲话”），以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邹城市、泗水县为核心区的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资源富集的区域优势，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为指导，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创了多点开花、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良好局面，形成了以融合与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曲阜模式”。

一

“模式”的英文词是pattern。《现代汉语词典》就“模式”解释说“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1] 。一般说来，模式主要有三种意涵。一是指事物、事件之间较为隐蔽的规律性关系，凸显的是一种形式的规律而非实质的规律。二是指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抽象和升华的重要经验，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多种事件中所呈现出来的、用以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三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来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属于某种行动方案、方式。

从社会系统来看，由于社会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科学、习俗、道德、思想等）、法律、生活、生态等领域，因而就有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法律模式、生活模式、生态模式等等之分。假如再细分，那么还可以分为建筑模式、居住模式、思维模式、设计模式等。而在当代，最为流行、最为人所关注的是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是在对人性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由管理理念、管理内容、管理工具、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所组成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大体分为制度化管理模式、温情化管理模式、亲情化管理模式、友情化管理模式和随机化管理模式，等等。而商业模式则是指企业组织从事商业运作，旨在为客户提供价值服务，由关系资本、内部结构与合作伙伴网络等所承载的方法和途径。从社会功能来看，由于模式是一种规律性、经验性的行动方案、方式、方略，具有较强的参照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因此它能够被复制、被推广，为其他人所借鉴、吸收和运用。在一个善的模式指导下，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去完成特定的任务、责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思路和手段。

那么，什么是文化模式呢？李宗桂把建构中国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理论模式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一体（社会主义价值系统）三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文化观，一个是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论，一个是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 ^[2] 刘敏中认为文化模式是指“若干变体文化中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稳定的构成要素和稳定的结构方式” ^[3] 。覃光广等指出文化模式“通常指一民族的各部分文化内容之间彼此交错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文化结构” ^[4]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模式，人们也注意提炼概括出不少模式。同样的，山东也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模式，譬如潍坊市生成了著名的农业农村发展上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进入新时代，这三种模式又进一步得到深化、拓展、创新和提升，以推动潍坊乃至山东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为美丽乡村建设蹚出了一条新路子。尽管曲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只是2018年才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它并没有刻意要创造什么模式，甚至也没有系统地、总体地提出过示范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模式，但是，不能不说，在长期自觉和自发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借助于融合创新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示范区尤其是核心区创造了中华文化实践成果，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承传发展，铸造了中华文化的新辉煌，由此积累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方法路径，从而客观上塑造出了以“融合”与“创新”为根本内涵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曲阜模式”。而且，由曲阜、邹城、泗水组成的曲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的核心区（以下简称“曲阜核心区”或“核心区”），在传承、保护、利用、开发和创新当地优秀传统文化领域，人们也总结出了济宁市开启的中国养老新模式、曲阜市“儒源小镇·春秋耕读”文化体验园创造的“农业+文化+旅游”模式以及出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发展的“邹城模式”等一系列传统文化利用模式。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模式”，并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市模式”，也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示范区模式”，而是由曲阜、邹城、泗水组成的曲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的核心区所创建的“模式”；它也不是静态的曲阜核心区的文化模式，而是指核心区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由广大干部群众所创造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模式。

二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曲阜模式’研究课题”的结项成果，本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六大部分。

第一章探索了“曲阜模式”深邃的社会历史背景，阐明了以“融合”与“创新”为根本内涵的“曲阜模式”是由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晶，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考察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针的提出，“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5] 以及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先试的发展战略等，是“曲阜模式”赖以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

第二章分析了“曲阜模式”的深刻时代内涵和主要体现，指明了曲阜核心区在研究阐发、精神文明创建、普及教育、文化保护、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阐发了以“融合”与“创新”为核心要义的“曲阜模式”提出的三大基本依据——政策依据、现实依据和社会依据，指明了核心区已经形成了多点开花、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良好局面，形成了融合、创新的曲阜模式。

第三章阐述了“曲阜模式”的优势与基础，不仅论述了核心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独特，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物质文化遗产的聚集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中国先秦与汉代文化的中心，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同时阐明了“曲阜模式”之所以能够立得住，最根本的原因是核心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充满活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保障有力，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曲阜和山东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在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第四章揭示了“曲阜模式”所蕴含的基本经验，阐明了曲阜核心区如何抓住“孔子及儒家思想发源地”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有品牌，乘着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到曲阜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的东风，创造出了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复兴的六条基本经验，即营造传承发展浓厚氛围、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坚持文化融合发展、建立健全传承发展机制、创立创新传承发展载体和强化传承发展保障措施。

第五章阐述了“曲阜模式”所呈现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普惠共享、经世致用、多点开花、集成整合、人才驱动、实践养成与全民参与，强调对这些特点的深入揭示有助于“曲阜模式”的总结提升与推广转化。

第六章探讨了“曲阜模式”的时代价值以及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广转化和提升丰富“曲阜模式”，指明在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曲阜文化模式”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夯实世界文化新高地基础、彰显中国文化符号象征、推动建设国家记忆工程先行区、推动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未来要使“曲阜模式”能够可复制、可推广，不仅必须凸显儒学优势、着力建设好尼山片区、注重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更加重视传统文化转化，还应当进一步强化文化融合、注重打造知名文化品牌、营造有利于传统文化创新的条件和加强“曲阜模式”的宣传与转化。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以曲阜、邹城和泗水为核心的示范区形成了值得总结推广的“曲阜模式”，这一模式被赋予了融合与创新“两大根本内涵”，包含着营造传承发展浓厚氛围、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坚持文化融合发展、建立健全传承发展机制、创立创新传承发展载体和强化传承发展保障措施“六条基本经验”，呈现出普惠共享、经世致用、多点开花、集成整合、人才驱动、实践养成与全民参与“七条重要特点”;“曲阜模式”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独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充满活力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保障有力的三大优势与基础之上，具有深刻的政策依据、现实依据和社会依据，体现在核心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曲阜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国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未来要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应当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心、责任心对其加以丰富提升和推广宣传。

三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模式”研究，具有极为深广的价值。从理论上说，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释，正确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点、演变，丰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而且可以为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基本特质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对于把握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模式转换提供特殊的具体案例，带有典范性意义，进而对于完善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文化模式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推动作用。从现实来说，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曲阜模式进行研究，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传承发展规律，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模式的主要内容及其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曲阜核心区的生动实践，可以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两创”指示批示精神提供一个典型案例，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有借鉴依据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模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曲阜模式”这篇大文章，课题组采用了以下方法。其一是实证调研法。2020年6月17日至19日由涂可国带队、课题组一行10人赴曲阜、邹城、泗水就“曲阜模式”提出的历史背景、“曲阜模式”的基本内涵、优势与基础、基本经验、重要特点、时代价值和推广转化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调研，分别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和文化相关部门领导汇报会。其二是比较研究法。借助于比较学的视野，分析示范区中的核心区与全国其他地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和经验，以丰富完善自身的基本特质和未来趋向。南宋之际，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率领族人跟随宋高宗南下并赐家于浙江衢州；元代忽必烈让孔氏后裔由衢州返回山东祖籍，孔洙以其先人在衢州为由而不从，但让爵位于山东孔氏，从此之后衢州一族定居于衢州，且建有孔氏南宗家庙，于是关于“北孔”“南孔”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衢州致力于打造了“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知名文化品牌。为对“北孔”和“南孔”传承发展孔子文化的“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吸收借鉴浙江衢州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可贵经验，2020年10月20日至23日由涂可国带队、课题组成员一行8人赴衢州考察调研，参观孔氏南宗家庙、古城墙和中国儒学馆，召开了文化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其三是历史文献法。本课题力图对核心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所涉及的古籍文献、遗址遗迹、文物碑刻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究，把核心区所禀赋的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整个齐鲁文化体系以致中华文化史的宏观脉络中进行考察，借以呈现其地域特点、丰富内涵、社会影响、现实价值和历史发展，从而彰显出核心区是如何依据深广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的继承、转化、创新和发展的鲜明特色、内在逻辑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19页。

[2] 参见李宗桂《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载赵剑英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刘敏中：《文化模式论》,《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4期。

[4] 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5]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