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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语言规划是大规模的、由政府进行的、国家层面的规划，是对社会说话方式或识字方式进行的变革或影响。语言规划通常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关社会的“地位规划”；二是有关语言本身的“本体规划”；三是有关学习的“教育语言规划”（又称“习得规划”）；四是有关形象的“声望规划”。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的兴起是与20世纪上半叶新兴国家的独立密切相关的，是与社会问题的呼唤紧密相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老牌殖民地纷纷解体，新兴国家，例如，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非洲的喀麦隆、坦桑尼亚和刚果等国不断独立。国语及官方语言的选择和推广问题提到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各社会群体或族群都希望自己的语言被选中，有时甚至展开激烈的竞争，各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些纷争做出调解或反应，“语言规划”或“语言工程”正是妥善处理这些语言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移民涌入许多西方国家，造成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复杂格局。移民语言地位和语言教育问题，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语言规划研究，凤毛麟角 [1] ，1966年在美国召开了“发展中国家语言问题大会”，从而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序幕。1968—1969年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设在斯坦福大学的“语言规划过程”项目启动，5位学者汇集到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追踪对比研究5个国家的语言规划。这5位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费什曼（Joshua Fishman）、拉宾（Joan Rubin）、古普塔（Jyotirindra Das Gupta）、颜诺（Björn Jernudd）。
1969年初在夏威夷召开了“语言规划过程”国际会议，系统讨论了语言规划和语言选择问题，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
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引入学界的。豪根分析了挪威推广“国语”并使国语现代化的活动之后提出，“语言规划”是“为了指导某一非同质言语社区的读者和说者，而准备一套规范的正词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 [2] 。后来，他又认为，语言规划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包括“从提出一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 [3] 等。此后，学界认为语言规划主要是跟语言内部诸要素相关联的一种活动。
陶利认为，“语言规划是调节并改善现行语言的有条理的活动，或者是创造新的区域语、新国语或新国际语” [4] 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口语和书面语的各个研究领域：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和正词法。
拉宾和颜诺则把语言规划界定为“刻意发生的一种语言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为的，是“由某些组织机构规划出来的，成立这些组织机构就是要达到改变语言的目的，或者是指导完成这个目的” [5] 。这种界定颇有影响，但也引起诸多语言学家的质疑，相关讨论可参阅《语言可以规划吗？》的论文集 [6] 。
后来的学者不断修订或改用这个概念。如今语言规划的内涵已经扩大，既包括社会整合当中的语言和社会语言，也包括社会整合当中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
语言学采用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明显受到社会学术语“社会规划”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规划和语言规划的联系非常紧密。例如，挪威的语言规划与扩大社会民主之间的紧密联系，就特别引人注目。如果脱离或不考虑160多年来挪威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那就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挪威语的发展。
传统上，语言规划已被视为在某些说话人的社区中，由政府进行的旨在改变语码使用/说话方式的引人注目的、审慎、面向未来的系统活动。已经公布的语言政策往往会指导或引导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由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或个人发布。语言政策是实施某种思想、法律、法规、规定并有意取得改变某种语言效果的载体 [7] 。语言政策可以用非常正式（显性）的语言规划文件和公告（如宪法、立法、政策声明、教育命令）来实现，这些文件和公告形式可以是象征的，也可以是实在的，还可以用非正式的意向声明（语言、政治和社会的话语）来实现，或者用不明说（隐性）的形式来实现。语言政策（该计划）和语言规划（计划实施）之间的差异对使用者来说，很重要，这两个术语在文献中常可互换使用。但是确切来说，语言规划所指的社会实践更广泛、更长久，而语言政策则是语言规划进程中更为普通的一种语言政治社会目标。语言规划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间的，语言政策则是官方的。
“语言规划”这个术语可以用来追溯、体现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历史，还可预见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如今，这些国家正尝试通过各种努力，构建独立国地位的各种概念，解决在一个无边界的范围内进行更广泛交际的问题。
自从2000多年前印度的《巴尼尼语法》问世以来，印度语法学家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介入语言规划的有意识的各项活动之中。《巴尼尼语法》试图固定梵文的形式，使其永远都是印度教的工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法学家都曾是语言立法者，他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语言规范化工作，经其规范过的语言形式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中世纪，冰岛的4位语法学家曾经为正确拼写古冰岛语提供指南，提出拼写法的一致性标记要以发音为基础。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员的背后是否有任何规划组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曾注意到了政府或教堂的需要。
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印刷术的运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全社会都在呼唤“净化”近代欧洲土语，特别是语法和词汇。内夫里哈（Elio Nebrija）曾将其第一部西班牙语语法（1492年）作为“帝国指南”奉献给伊莎贝拉女王，试图提高西班牙的威严。在这个事件中，由于政府最初的政策是鼓励神职人员学习当地话，所以，该部语法没有怎么使用，还受到很多抨击。后来实行去本土化政策，内夫里哈的《语法》才派上用场。
在东欧，公元9世纪传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的著作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创制了一种以希腊文为基础用来拼写斯拉夫语的字母表。该字母表以西里尔字母而闻名，伴随着东正教的传播进入斯拉夫权力所能抵达的地区，如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克罗地亚边境。这些地区罗马教占优势，流行拉丁语，各种土话都用拉丁文拼写。丹特（Dante）的 De vulgari eloquentia （1304—1305年）提出了一种语言规划理论。丹特指出，鉴于意大利语地方变异的问题比较麻烦，要有一定的规则来创制新语言，丹特提出两种路径：或者选择一种有声望的方言，如首府在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方言；或者创制一种新语言，它可以是一种混合语，也可以是多种方言相互间的一种妥协。
中古时期，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法国的普罗旺斯、法兰西岛大区、法国西北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德国的萨克森、巴伐利亚、勃兰登堡、韦塞克斯，英国中部地区、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地区，涌现出种种地方法规。
这些地区的经文抄写员在隐修院、大教堂和法院的保护下，宗教文本能够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当地的文学生活也欣欣向荣。
建立语言学院，满足统治势力的语言需求。意大利科西莫一世（Cosimo Ⅰ）1582年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个谷壳学院（Accademia della Crusca），旨在清除意大利语中不规范的“谷壳”。1612年，该学院出版了一部名为《谷壳学院词汇》的词典，该词典记录的是高度纯洁的意大利语托斯卡纳方言，该方言后来成为意大利语的标准方言。
在贯彻中央集权的政策中，法国天主教的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将语言学院视为连接巴黎和法兰西岛大区的一个有用的纽带。1635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语言学院应该“尽最大努力开展工作，要为我们的语言制定精确的规则，使其适用于艺术和科学”。著名诗人马莱伯（François de Malherber，1555—1628年）曾参与过法语的规范工作。沃热拉（Claude Vaugelas）是语言学院的忠实成员，其名著《意见》（
Remarques
，1647年）将法语的标准化推向高峰。语言学院的第一部词典于1694年出版，其正词法于1835年成为官方文本。“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提升法语在其他诸语中的地位，使法语具有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古代世界中所拥有的普适性、卓越性和完美性。”
在语言标准化进程的后期，西班牙（1713年）、瑞典（1786年）、匈牙利（1830年）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学院。19世纪在从事文学教学的公共学校产生之前，许多国家中的语言规范问题并不突出，19世纪之后，这些学校多由政府教育部门管理。但是，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如英国及后来的美国，拒绝语言学院思想及其他法规形式，将英语的治理置于“个人事业”之中。
斯堪的那维亚的一些国家成立了一系列的学术委员会，“瑞士语言委员会”于1944年率先成立，向教育部提过许多建议。北欧委员会联合会议成立于1954年，1978年又创建了一个永久性“北欧语言秘书处”，办公室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定期出版物有瑞士语的 Språkvård （1965—），丹麦语的 Nytfra Sprognœvet （1967—），挪威语的 Språknytt （1973—）和多语种的 Norden Språkproblemer 。
在东南亚，马来西亚从1957年以来，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将马来西亚语定为国语，拒绝邻国新加坡采纳的多语制。1967年开始实施一项规划，要使马来西亚语成为主要的教学媒介。1972年马来西亚一个联合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拉丁字母标准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语言规划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8] ：第一阶段，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宏观社会政治背景是，亚非许多地区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新兴独立的国家。新兴国家开始关注语言问题，认为语言问题可以通过规划来解决。语言规划的目标跟国家总目标相关联，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坚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理念，认为多语现象往往跟混乱、贫困和落后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语。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旨在消除由语言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交际问题，推崇非殖民化、结构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论。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机械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希望中的“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并未实现。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过去的做法。反思社会政策和语言政策。该阶段的语言规划开始从单一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向综合考虑语言应用和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之关联的理论转移。语言规划的对象也从过去的“语言”变为“语言社区”。对第一阶段语言规划理论的批判和反思，成为催生第二阶段推动语言规划理论的动力。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迄今。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越来越凸显，例如，反对基础性，提倡多元性；反对原子性，提倡整体性；反对确定性，倡导不确定性；反对霸权，寻求和谐共存；反对简单性，拥护复杂性，倡导生态观。这种思潮也影响到语言规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把语言作为一种资源，语言规划已经具有更多尖锐批判的特征，人们特别强调语言规划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关注语言濒危和语言消亡问题，关注语言人权问题。人们认为，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的目的不再只是解决交际问题，也应考虑其他非交际问题，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影响。语言规划与社会学、政治学密切相关，应该作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
人们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即语言规划可以在不同层面，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发生。这种焦点的转变，还导致人们重新思考“机构”：谁有权影响这些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局面的改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语言规划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来说，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象征功能要比文化功能强，而在一定时期之后，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均衡发展就显得重要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规划经历了从语言工具观到语言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
。
语言规划发展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以来，许多学者 [9] 提出了他们自己有关语言政策和规划模式的构想，另外一些学者 [10] 则界定了语言规划的目标。杭伯格 [11] 以及卡普兰和巴尔道夫 [12] 明确地构建了一个框架，其中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它们都有不同的范围和焦点，如双识字连续体（continua of biliteracy） [13] 、语言治理（language management） [14] ，这些概念是互补的。该框架中的语言治理在法语语境中广为使用。
该框架反映了语言规划本身发生的变化，语言规划是实证经济社会科学范式的产物，该范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内独占鳌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学科的批判路径和更加拓宽的学科环境表明，语言生态、语言权利、英语地位和其他非英语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至关重要的问题。
显性语言政策是指明确的已规划的语言政策，隐性语言政则指暗含的未规划的语言政策。在四种语言规划中，地位规划是关于社会的规划，本体规划是关于语言的规划，教育语言规划（又称习得规划）是关于学习的规划，声望规划则是关于形象的规划。
表1列出的框架认为，显性语言政策和规划实践或隐性语言政策和规划实践可以是4种语言规划中的一种。其中每种语言规划都可以在以下两大路径中的一种路径下实现：政策规划路径——着重于形式：着重于基本语言、政策决策及其实施；而培植规划路径——则着重于功能：着重于语言发展和使用的功能拓展。
从这8种语言规划视角可以透彻地理解规划人员试图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宏观目标是自上而下地占优势的目标。但是，该框架中大多数目标都不是相互独立的，政策规划目标通常需要培植规划支持。特定的语言规划问题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目标，其中有些目标设置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例如，强势外语（如英语）的广泛教学可能会跟地方或地区语言保持目标教学课程相冲突。这些目标通常不能分离实施，也不能作为更大（即使隐性或未声明的）目标的一部分。因此，该框架提出，在实施语言政策和规划中，一些目标可以单独处理，可以渐次移出该框架。例如，教育语言规划“更经常呈现的是非系统、易于其他政策制定和零碎的一面，而不是理性、系统、整合或全面的一面” [15] ，因此需要灵活处理。
表1 语言规划层级知晓目标演变框架
1.微观语言规划和能动性（agency）
微观语言规划指的是商业、社会公共能动性、群体或个人掌控的能动性，制定出能被公认为语言政策的东西，计划利用并开发他们的语言资源；所有这些并不是某些较大宏观政策的直接结果，而是对其自身需要、自身“语言问题”、自身对语言治理的要求所做出的一种回应。
宏观语言规划研究没有明确描绘过能动性的问题，库珀曾将语言规划解释为“哪些行动者试图影响何人的何行为，为了达到何结局，在何条件下，采用何手段，通过何种决策过程，取得何种效果”，将能动性放到行动者如“正式精英、有权势者、反精英、非精英政策执行者”
[16]
处。哈尔曼
[17]
则把能动性放在声望规划的推行层面，认为声望规划的推行包括4个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依次为：官方推行、能动性推行、压力集团
推行和个人推行。宏观语言规划通常假定规划由一组无偏见的规划人员来执行，他们调查语言、社会、政治和教育方面的要求，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由于他们都具有必需的专长，所以他们做出的决定没有什么差异。因此，语言规划能动性在宏观语言规划中并不很重要。
在微观语言规划研究中，能动性的问题非常重要，现有的大量研究已经论证了特定的群体，如教师 [18] 是语言规划发展中的主要力量。小规模语言规划过程离不开能动性，小规模语言规划工作的执行者就是能动性。
2.销售服务的微观语言规划
美国洛杉矶银行营业部门的两项研究，可以作为销售服务的微观语言规划的案例。洛杉矶是全球语种最多的城市之一。20世纪末，研究者 [19] 考察了洛杉矶34家银行分支机构的书面业务交往，这34家银行分支机构的服务对象，包括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等诸多族裔社区。该项研究旨在检测银行承诺的多语使用和服务情况，分析这些银行如何跟那些不说英语的客户进行交往，比较银行推出的双语对照文本（英语文本和非英语文本）翻译情况。另有一些研究者 [20] 关注有关国债的材料，西班牙裔美国人社区银行国债百分比要比其他社区都低，即该社区非银行来源的资金使用得更高。
通过上述两项调查，研究者发现银行材料存在三大语言问题：翻译错误；译文不当；译文遗漏。他们的结论是：
比较结果表明，就洛杉矶银行来说，为不说英语的客户提供的服务存在重大失误。结论是，银行的经济结果不能跟市场重要部门充分互动。本项研究的发现表明，关于银行书面文件的公司银行政策反映了银行遵守规则，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并不十分有效。人们希望，或许可以更完全更能从战略的角度运作银行的语言规划，以便增加少数族裔语言社区的利益，为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21]
凯尔潘 [22] 指出，翻译人员花费大约45%的时间研究术语，研究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标准问题。在普通翻译中，有关术语使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微乎其微。管理人员一般都不大清楚，应该提供精确的文本，开展微观语言规划和术语工作。要给个体译员更多的时间和动力，让其开发优秀的翻译成果。
3.制造业的微观语言规划
卡普兰 [23] 考察了产业移民工人对语言教学的需求问题。他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会见了产业管理人员、工人、官员和教师，向291位工人发放了多语问卷。基于该项研究，卡普兰提出30条建议，内容涉及移民和产业语言培训，教师和教材以及语言规划和语言研究等。他强调，这些建议并非蓝图，而是系统提供一种有趣选择的完整的超级市场。虽然其中许多建议并非新提法，但这些建议以往从未付诸实施，主要因为资源不足，背景准备不够，规划不充分。这些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西兰语言教育的一种挑战。
4.行政管理的微观语言规划
在个体实践基础上建立组织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国际海事组织”的微观语言规划。该组织是一个多国组织，由165个国家和3个协会组成，有6种官方语言和3种工作语言。该组织的上层政治代表能够使用多种语言，下层代表主要使用英语。该组织的宏观政策框架，固然可以影响微观层面个人的语言实践，但个人的语言实践也能最有效地决定该组织的语言使用。尽管该机构是一个多语机构，然而微观层面的个人语言实践意味着，只有英语才是该组织各个层面都使用的语言。该组织的语言实践使得那些来自英语国家的代表，如澳大利亚、英国或美国的公民，处于只学一种语言的优势，其他代表不得不学习两种或三种语言，真正的公平在这里似乎成了问题。
5.学校的微观语言规划
新加坡政府和教育部2004年进行教育改革，旨在从一种严格的国家体制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体制，向一种更加地方的基于微观层面的体制转移。新加坡国家层面的教育体制的这种变化，造成该国教育体制的全球需要和地方需要之间的二重性（dichotomy），有可能改变地方现实，对某些学生有好处。因此，在学校中，宏观层面规划与微观层面规划连在一起。宏观层面语言规划不仅要求微观层面规划贯彻实施，还要保证能对地方的需求做出回应。因此，不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微观规划，都需要对教育政策再作调整，因为政策既是文本也是行为、言辞和行动，要使宏观语言规划得到有效实施，就需要得到个别学校中的微观语言规划的支持。
6.家庭的微观语言规划
英国曾制定“威尔士语发展”规划，该规划鼓励威尔士家庭提升其子女的双语能力。虽然国家制定了推广威尔士语的政策，但是不同家庭对该政策的执行却大相径庭。该规划提升了家庭双语和社区双语有益的意识，双语有益是一项重要的承诺，它有益于代际传播中的语言保持和语言存活。鉴于推行该项规划的能动性最初驻在“威尔士语言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家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机构。“威尔士语发展”规划旨在将那些能动性转移到威尔士语家庭，通过卫生专业人员与创新推广材料相结合，力劝威尔士语家庭成员接纳这些能动性，以便应付自上而下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抵制行为。
一个世纪之前希伯来语复兴之时，在社区和家庭中发生的希伯来语转用现象是微观语言规划中的一个个案。在该规划中，潜在的说话人就是语言规划的能动性，因为没有宏观语言规划及相关的政策机构，所以，微观语言规划能动性就存在于家庭当中。
7.社区的微观语言规划
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爱尔兰语言规划是社区微观语言规划的一个实例。爱尔兰语因跟天主教（与新教徒相比）联系紧密而备受关注，两大教派群体对爱尔兰语的态度一般都是正面的。在政策层面，爱尔兰语既可以是分裂的因素，也可以是统一的因素。在年轻人和上流社会群体中，似乎还存在更普遍的语言复兴问题。语言问题一旦卷入宏观政策层面的政治纠纷之中，就会变得十分危险，因此，制定北爱尔兰的语言规划要以微观层面即地方层面为基础，要适应北爱尔兰特定社区的需要。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日语社区，日裔双语儿童的父母都有日语背景，儿童在澳大利亚旅居还是永久居住，是影响儿童语言保持过程的主要变量。在微观层面，日裔双语儿童的语言保持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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