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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fieldwork）一词最初来自生物学领域，后来被现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工作者借用，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与核心工作特征。19世纪中叶，摄影术出现之后不久，正处于起步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就展示出对于摄影的欢迎，机械复制的技术被认为可以改善人类学的科学性，尤其是提升田野工作的效率，确保田野资料的可靠。进一步地，由于摄影和田野工作都要求实践者必须亲自在场并与对象展开实际互动，因而二者在观念层面也天然契合。由于早期人类学更偏向于期待看到和定义生物与文化上的相异元素，以及用科学的视觉技术来控制野蛮的潜意识， [29] 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摄影题材主要包括了体质测量、仪式与舞蹈以及服装和生活用具等物质文化。由于人类学家和探险者被大众视作深入不毛之地并赢得土著人友谊的孤胆英雄，因此，为了满足大众的这种期待，很多人类学影像常常强化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田野工作的艰难，并展示出原住民对拍摄者的友善。 [30] 除了专业的人类学家，从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探险、旅行和摄影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以及人类学作为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成果，很多人类学领域之外的人往往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培养出对于文化物品和文化事象的收集和视觉复制的兴趣。很多人甚至在探险和旅行中随身携带人类学者编纂的田野调查指南，从而也成了人类学摄影的重要贡献者。
本章将人类学家、殖民者、旅行家和纪实摄影师对于人类学图像和跨文化理解的贡献，置于近现代中国这一特定土壤中展开研究。以田野调查为方法和语境的人类学摄影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媒介技术的进步和扩散，这让田野调查和影像记录的结合从尝试发展为常态，在当下更是赋予了特定文化群体成员展开主位表达的能力。其次是对于摄影媒介的功能和效果的认识，摄影从西方传入中国后比较顺利地获得了科学和艺术的属性，它对于现实的精确复制的能力以及对于美感体验的唤起，都直接体现在了中国的田野调查图片中，让它们兼具了科学记录和感受表达的特质。最后，摄影文本与更大的历史语境之间具有密切互动，特定时代的政治任务、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都影响了田野中的人类学影像，这集中地体现在抗战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中。而正是由于上述的几个方面的特点，田野中的人类学影像也超越了本身的记录属性，体现出历史研究、跨文化理解和身份认同的多方面价值，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形象的历史性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古典人类学时期，人类学摄影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充分讨论的鲍德温·斯宾塞。而以人种学的体质测量、仪式庆典和物质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早期人类学摄影，在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那里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柯蒂斯最早是一名成功的摄影工作室的经营者，后来在一些学者朋友的邀请下参加了人类学探险并拍摄了产生广泛影响的印第安人照片。20世纪初，在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摩根（J.P.Morgan）等的支持下，柯蒂斯开始系统地拍摄和记录北美地区的80余个印第安部落，从1907 年到1930 年共出版了20 卷的《北美印第安人》画册，每卷都包括了2000张以上的图片，以及详细的关于印第安文化的文字说明。照相馆经营的人生经历让柯蒂斯对于拍摄印第安人有明确的商业诉求，因此，他的图片不仅在摄影工艺方面十分精致，而且在拍摄内容上经过了精心挑选甚至是布置。很多时候，他让当时的印第安人重新穿上祖辈的服饰，复原消失的仪式和生产生活场景，从而展示出人们所期待的“文化特质”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平静而美好的土著生活。因此，他本人也被视为混合了科学与浪漫主义的民族志摄影的顶峰。 [31] 柯蒂斯的这种拍摄方式受到很多批评。一方面，很多人质疑他的摆拍或者说是组织拍摄误导了当时美国公众对于印第安人实际情况的判断，体现出的是理想而非真实状态中的文化与人们，迎合观众的浪漫主义大大超过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科学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他在拍摄过程中也多少存在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剥削。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纪实摄影为人类学摄影带来了新的风格。罗伊·斯特赖克（Roy Stryker）领导的FSA小组是美国纪实摄影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们专门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为摄影师们设计了拍摄列表，从而让FSA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对于社会展开视觉研究的案例。例如，对于拍摄美国小镇来说，列表内容包括了人们经常在哪里碰面，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经常碰面的地方吗，人们看上去什么样子，人们在工作和下班之间的样子有什么不同，家里的内外是什么样子，等等。 [32] 二战开始后，FSA被并入军事报道部门，斯特赖克离开政府机构后领导了标准石油的纪实摄影项目，并系统地发展了自己关于纪实摄影的观念。他认为，相机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工具，而且是传递现代工业世界中复杂性事实的方法； [33] 好的摄影师应当具备永不停歇的好奇心，驱使他们进入拍摄任务的核心，让他们能够理解卡车司机、农民、钻工或者家庭主妇的思想和感受，并且把这些思考和感觉用每个人都能够容易理解的图片的方式传递出来。 [34] 不论是FSA还是标准石油项目，斯特赖克的社会纪实摄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支持机构和项目目标的影响——对于前者来说，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影像来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有效性，对于后者来说，石油工业希望广泛传播的图片能够改善这个行业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过，斯特赖克独特的摄影观念和他对田野摄影师宽松的拍摄态度，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外部导向，让这些照片超越了具体的项目和机构，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美国社会的视觉标本。
在上述训练下，FSA的晚期成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成长为一名重要的影视人类学学者。他直到1940 年才加入FSA小组，并在其中训练了对于社会经济内容的视觉记录的能力。后来在标准石油项目中，他用4年的时间记录了从北极圈到热带地区石油工业作为变革代理人的角色。这些经验让他注意到文化独特性带给视觉影像创作的挑战。之后，他开始和厄瓜多尔等地的人类学家们合作，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变迁中的复杂文化，从而彻底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项目结束后，他花费三年时间跟随康奈尔大学的A.H. 莱顿（Alexander H.Leighton）博士做研究助理，探究和尝试了使用不同的视觉手段来打开文化中的非文字语言内容，后来作为视觉人类学者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戴维斯分校等地任教。在他的开创性的教材《视觉人类学：作为研究方法的摄影》（ Visual Anthropolo gy ：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1967）中，科利尔认为，人类学摄影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如何把信息记录在胶片上，以及如何从胶片上获取文化信息。 [35]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本身与殖民主义之间具有复杂的历史关联。殖民扩张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对象，早期的探险家和殖民者本身也是业余的田野工作者和摄影家，为古典人类学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田野图像。摄影术发明以来，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就将镜头对准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展开视觉拍摄实践。随着国际交流的密切和国内对于摄影收藏及其历史价值的不断加深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内外摄影档案被“发现”甚至回归。这些文本的拍摄者，一部分本身是人类学家，更多的虽然不是专业学者，但都受过一定的人类学训练。
早期对中国展开视觉记录的大多数是商业摄影师。他们先是受不同的机构雇用随同前往中国拍摄，后来，一些摄影师选择在中国的口岸城市长期从事摄影行业。英籍意大利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以战争摄影知名。1860年，他随英法联军在中国逗留了9个月，途经从香港到北京的诸多城市，不仅记录下激战之后寂静的战场和死尸，也拍摄了包括故宫、颐和园在内的大量传统建筑，成为第一个拍摄北京的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第一位在上海开设商业照相馆的西方人。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他的很多关于中国的照片都采取了摆拍的手段，内容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物肖像，以及和司法、家庭、商业相关的典型社会场景。桑德斯的很多照片被《远东杂志》等刊物使用，并制成明信片等其他产品在西方世界广泛发行，成为西方人通过机械复制的手段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早的一批视觉资料。他的摄影方式和风格，与柯蒂斯的北美印第安人有某种跨越历史和文化的相似性。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商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图像，虽然包括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但从视觉观念和具体的拍摄实践来看，还不属于狭义上的“人类学摄影”，既缺乏田野工作的方法基础，也缺少严肃的跨文化反思。相反，相比于忠实复制中国本身，这些图像和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整体观念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当时很多中国图像大多在重复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酷刑、辫子、小脚等特定的视觉元素反复出现， [36] 体现出一种西方观念和商业利益影响下的选择性的展现和诠释。 [37] 当然，在“窥淫欲的、种族主义的”指责之外，这些图像仍然具有它们独特的人类学价值。 [38] 不论这些图片的拍摄者在观念和实践方面是否具有人类学的特点，都不妨碍对早期摄影的人类学研究。它们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对中国文化的科学记录，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在传播和观看的过程中观众是如何在整体文化的影响和具体的影像传播语境中通过这些图像文本来理解他者的。 [39]
和世界其他区域一样，西方的殖民官员也是中国早期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实践群体，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民族志图像。例如，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中文名字方苏雅）从1895年起先后在广西龙州和云南昆明、蒙自等地区担任法国领事等职务。他不仅推动了滇越铁路的动工，而且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曾进入四川大凉山地区进行考察，拍摄了最早一批的彝族影像，包括了各阶层彝族民众的肖像，以及生产生活工具和武器等物质文化。摄影还是这些殖民者与探险家和当地原住民发展友谊和交往的重要手段。例如，芬兰探险家马达汉不仅在穿越中国西北的旅途中对阿布达尔、帕合甫和西合休人进行了人类学的体质测量和摄影， [40] 而且专门请求为土尔扈特汗王母照相，并迅速洗印出来，在第二次拜访时将照片和一盒奎宁作为礼物馈赠给王母，并得到了王母回赠的一匹上佳种马。 [41]
以殖民官员的身份而展开人类学摄影实践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对西藏展开的最早的系统视觉记录。他长期担任大英帝国负责西藏事务的锡金政务官，在印度工作期间就开始学习藏语，结识藏族权贵，为亲身去西藏考察和公务作了充分准备，甚至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藏语的语言学著作《俗语说》。1920年，查尔斯·贝尔终于有机会访问西藏，并在拉萨逗留了10个月的时间。回到英国后，他出版了《西藏：过去与现在》（1920）、《西藏人民》（1928）和《西藏的宗教》（1931）等多部著作。后来，贝尔在1934年再次回到西藏。在贝尔之后，弗雷德里克·查普曼（Frederick Chapman，1927年1月—1928年5月担任江孜的英国贸易代理人）、雨果·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1936—1940 年和1947—1950年间在西藏居住八年）等英国的殖民官员都在西藏展开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考察和拍摄。今天，仅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就保存有超过6000张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藏照片。
以贝尔为代表的英国锡金政务官，出于殖民体系和印度安全的考虑，一直希望将西藏作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缓冲地带，因此实施了一系列的带有殖民色彩的政策，利用军事、商业、外交等手段，不断制造西藏和内地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时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图片记录了西藏的宗教领袖和上层贵族的生活和行政场景，以及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和军政发展情况。但是，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贝尔等人和当地藏民又的确建立了友谊并相互欣赏。他们对于藏文化的研究和热爱也发自内心，编写了藏文语法和词典，向西方完整地介绍西藏文化，以至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一些出版物，如商务印书馆民国25 年八月出版的《西藏志》就译自贝尔的《西藏人民》（1928）。
晚清民国时期，日本摄影师多次对中国进行了摄影考察，并出版有大量的画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9世纪末，日本摄影师就曾对中国进行过系统的影像采集，于1901年出版了十三本一套的分省系统介绍中国的摄影集《支那文化史料》。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后，尤其是20年代之后，出于侵华和殖民统治的需求，大量的日本摄影师在中国进行考察，除了情报和间谍活动外，也较为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例如，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和其他人在1924年5月成立了“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并创办摄影月刊《亚细亚大观》，发行一直持续到1942 年。与此同时，岛崎役治广泛出售他在中国拍摄的各类照片，经常被《满蒙大观》《满蒙印画辑》《亚东印画辑》等同类刊物采用。 [42]
日本摄影师对中国的摄影考察具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早在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就写信给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希望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理学和人类学考察。后者接受了这项建议，在满铁设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 [43] 在抗战时期，满铁组织了大量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等框架指导下，对于华北等日军占领地区的中国农村进行了系统调查。例如，1940—1944年间，满铁在华北进行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目标包括了解中国农民生活中的社会习俗和描述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44] 岛崎役治等摄影师不仅被这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影响，而且常常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和指导他的系统拍摄工作，例如，1925年7月邀请蒙古研究者志水语一起考察内蒙古东部的克鲁伦河流域，1927年邀请著名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担任黑龙江及内蒙古拍摄的摄影顾问，1929年邀请考古学家八木奘三郎为济南拍摄的图片撰写题为《济南近乡胜区》的文章，等等。 [45] 其中，鸟居龙藏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甲午战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不久，鸟居龙藏就于1895年自费前往这块人类学领域的空白地带，展开了四个月的徒步田野调查；后来，他长期在中国考察和居住，曾对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众多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在赴台湾、贵州等地的考察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田野图片。
除了地理、生态、文物和生产生活场景外，日本摄影师尤其注意捕捉不同的中国人的面貌，希望展示和研究中国的国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晚清时期西方摄影师类似拍摄题材的一种效仿：有意捕捉女性小脚、麻木劳工以及婚丧习俗等封闭落后的题材。侵略者借此在文化上矮化被侵略者，从而帮助构建统治的合法性。
摄影术在中国的普及，以及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都启发了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以照相机为手段展开国土考察与人类学研究。民国早期重要的摄影师陈万里可以被视为我国考察摄影的一名先驱。192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曾是1927年梁思成赴美读研时的老师）等人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中国，计划赴敦煌考察，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充当协助和向导。陈万里时任北大校医，但在陶瓷考古、摄影艺术方面均有过人造诣，因此被指派随队，从当年的2月16日离京，到7月31日回京，历时近半年，并将旅途日记整理为《西行日记》。马衡在给这本日记写的序言中称其为“国人调查千佛洞者之第一次成绩”。顾颉刚是陈万里的好友，他曾提到，万里此行，摄影极多，有三百帧以上；“其中写沙漠的旷远、雕刻笔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我们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陈万里在他的《西行日记》中有29处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的拍摄题材和摄影有关的活动，内容包括了风光、人物和考察活动等。
民国时期国人展开田野考察和人类学摄影，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不仅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海外学术影响密切相关，还在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中国的历史境遇。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二十多年之后，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而且面临着严重的外患。这都刺激了边疆学和民族学成为当时具有经世功能的热门学科，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化精英投身于带有考古学和人类学色彩的边疆田野调查中，试图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和未来道路。最为人所称道的两位民族志摄影师庄学本和孙明经，均在30年代先后参加西北国土考察，并逐渐将田野工作的方法与摄影结合起来，成为我国人类学摄影的重要开创者。1937 年夏季，孙明经参与抗战前夕“暑期西北考察团”活动，开启了“田野调查”与“科考摄影”相结合的国情考察之旅，为其实施后续的诸类考察摄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6] 当时，孙明经担任第四组的“交际”，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同时进行影像拍摄。这一组考察时间共30 天，7 月1 日由北平出发，经集宁、包头、五原、临河后，再返回五原和包头，最后经归绥返北平。 [47] 1939年，孙明经以摄影师身份，随川康科学考察团专门负责考察康定以北和以西的藏区。由于现实情况恶劣，其他考察团成员返回成都，只有孙明经一人携带设备，包括16毫米摄影机、120相机和胶卷，在康区工作六个月，拍摄了8部短片、2200幅120规格的照片。整体来看，孙明经对于川康地区的人类学拍摄，与他的教育电影的观念密切相关。但在当地田野工作半年之久，每日与边民打交道，不可能不给他带来文化的震撼，这和绥远只有一个月的拍摄是完全不同的，他在图片、文字中展现出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对于文化的感受和思考，提供了有效的人类学知识。
由人类学的学术机构主导的田野摄影在民国时期也已经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引入“民族学”这一学科门类之后，中山大学和中研院就于1928年夏天派遣俄国人类学家史国禄夫妇、中山大学容肇祖和杨成志等赴云南调查，史国禄夫妇和杨成志分别在田野工作中拍摄了100余幅图片。 [48] 3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和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中涌现了大批展开科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他们在田野调查和著作编纂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使用了摄影的手段。例如，凌纯声在1934 年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专门包括了图版部分，编入了300余张各类图片，系统地展示了赫哲族的文化特征。1933 年，凌纯声、芮逸夫和摄影师勇士衡赴湘西调研了三个月，收集和制作了大量人类学影像，仅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就收入了各类图像120幅。其中，勇士衡在30年代由中研院组织的多次田野调查中均负责摄影和摄像，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人类学摄影师。
此外，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75张标注为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教员拍摄的藏区考察图片。除了与孙明经和庄学本类似的题材和内容之外，这组照片中还有大量的人种学摄影，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的藏民被预先编号，并从正面或侧面进行摄影记录。根据相关史料，笔者估计这批图片来自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中国同事。葛维汉从1911 年起以传教士和学者身份来华，直到1948年从华西协和大学退休后才返回美国。他在中国西南展开了长期细致的田野调查，并以这些资料获得人类学和宗教学的学位。1932—1948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并兼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在1941年夏季领导了70多名师生深入四川西部展开调查，拍摄了上述图片。除这次考察之外，葛维汉自己在中国的三十余年内也拍摄了大量摄影图片，包括了丰富的考古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内容。
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类学摄影和田野调查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这一学科被边缘化，在极端的时期甚至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学说；海外的学者和摄影师也极少能够得到机会在大陆进行实地的田野工作，关注中国的人类学者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寻找替代性的田野地点。不过，人类学摄影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并展示出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为这类图像制作带来的独特影响。
首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很快按照不同区域先后派遣了五个慰问团，到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展开建政和发展工作。与慰问团相衔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虽然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权建设和选举制度的具体目标下对中国众多少数民族展开普查和命名，但由于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多为费孝通、吴文藻、李安宅等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训练的学者，因而，具体的识别工作得以将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苏联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摄影师参与了识别工作，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拍摄和记录了当时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和社会经济面貌。
其次，随着民族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1957年开始，相关科研机构和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21 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拍摄了众多的静态图片，形成一批特殊的影像资料。这些纪录电影的拍摄，主要服务于民族识别和即将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不过，由于民族学者前期充分的田野研究和拍摄过程中的指导和配合，这批纪录电影具有极高的人类学价值，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准确地记录和还原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文化。例如，纪录电影《鄂伦春族》的负责人杨光海在拍摄前就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观察体验”，返回北京后再与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会合，研讨编写拍摄提纲。提纲经有关单位审批之后，才开展了为期八个多月的拍摄。虽然民纪片的主题主要还是对于民族历史和阶级斗争历史的展现，但严格的工作流程尤其确保了静态图片对当时社会文化状态的完整和真实的记录。
最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民族画报》于1955年正式创刊，自此开始了系统地以新闻图片和专题图片的形态报道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与发展，它的摄影师和编辑群体中不乏采取类似于田野工作的方式对特定的民族展开长期拍摄报道者。虽然绝大多数的摄影师和早期的商业摄影师与传教士摄影师类似，并没有明确和主动的田野工作的方法论追求，且画报浓郁的新闻宣传色彩和意识形态任务改变了庄学本等人此前的拍摄风格，但画报采取特定视觉系统呈现出传统少数民族参与现代的和革命的整体语境的状貌，同样具有独特的人类学价值。此外，这一时期军队摄影师蓝志贵在《解放军画报》等刊物上所发表的西藏图像，也应当归于这一类别。
改革开放之后，关于中国的人类学摄影和田野调查得到了复兴，人类学家和纪实摄影师分别沿着各自的路径制作了大量的田野图片，而文化群体成员自身也逐渐开始掌握影像技术，以“村民影像”“社区影像”“少数民族摄影师”为关键词，进行主位的表达尝试。其中，纪实浪潮对田野摄影的影响尤为显著。
改革开放之后，纪实摄影这一概念逐渐进入摄影界，部分纪实摄影师开始采纳田野工作的方法，他们所拍摄的民俗、民族和传统文化等题材逐渐展示出人类学风格。四月影会和《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标志着中国摄影师开始在政治、宣传和报道功能之外，探讨摄影媒介本身的纪实性的特征及其可能性。“纪实性”真正获得主流层面上的地位，是在1988年陕西西安成功筹办、北京展出的《艰巨历程》大型摄影展。 [49] 此外，来自海外华人摄影师如刘香成、阮义忠等人的画册和文字，也直接启发了中国摄影师对于摄影的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的理解。同样受海外相关学科的影响，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和郝跃骏也在纪录片领域第一次比较正式地提出了“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 [50] 这一时期的田野摄影，还与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寻根热密切相关。民间文化事项和传统民俗被认为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身份和当代困境，不仅体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也在纪实摄影和人文地理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具有一定人类学色彩的民俗摄影。
实际上，将田野工作和摄影结合起来的实践，还要更早于理论上的主动认知。例如，1979年，还是云南省文化局摄影干部的吴家林成为最后一批“文化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员，被派往西双版纳一个仍然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布朗族山寨。在三个月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吴家林拍摄出了一组极具人类学色彩的摄影图片，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真实图景。整个80 年代，朱宪民、侯登科、安哥等人的《黄河百姓》《麦客》以及关于广州城镇生活的纪实摄影，展示出扎实和持久的拍摄过程，完成了对于特定群体和文化的深层次记录。
纪实摄影在90年代初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讨论，其中对于人的关心和人文主义的特点，与人类学对于多元文化的崇尚和对于个体经验的强调不谋而合。尤其是在创作思路上，纪实摄影要求不断地深入、不断地超越既有的主观视角，不断地发现、补充和修正， [51] 这实际上也导致了摄影师有意识地学习和采纳了类似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式，去寻求文化整体观和跨文化理解。1993年起，黎朗开始长期生活在彝族地区，记录彝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肖像。林永惠的《矿工》和《粉尘中的劳动者》等系列作品也经历了长时段的拍摄，细致描摹和研究了特定的地域群体和职业群体。他的《东北人》系列的拍摄周期更是超过了十年，并且在90 年代中期引发了关于纪实摄影及其表现对象的广泛社会讨论。1995—2002年，摄影家王征持续地拍摄西海固，而且在对于自己作品的不断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地采纳和掌握了全面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每年的田野工作时间达到100天，在影像之外更多地使用录音和文字的方式采访和记录当地的整体社会文化事项。这些工作让他的摄影作品具有了社会文化深度和对于故土同胞的人文关怀，被称为“来自内部的纪实摄影”。主要在深圳活动、长期关注农民工和改革开放话题的摄影师张新民，也在90年代后半段拍摄了被广泛认可为主动采取了社会调查方法的作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流坑》。除了图片拍摄之外，他在流坑村展开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以理解和探究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变化。他的另一组作品《包围城市》也因为对当下中国城乡的长时期田野拍摄而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博物馆收藏。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受纪实浪潮影响而产生的这些田野图片，不仅延续了传统人类学摄影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注，而且关注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社会文化的转型，这无疑和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形成了呼应的关系。此外，很多摄影师开始思考客观记录与主观表达、文化标本与对象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学摄影贡献了重要的反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