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影像的方式对文化进行探究和表述，是笔者持续了十余年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人类学的早期认识除了闲来乱翻书之外，主要来自研究生时期选修的张小军教授的两门课程，以及雷建军老师在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访学后带回来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观察式纪录片的训练和拍摄经历让我在刚刚接触人类学之后就立即发现了它的魅力：各式各样的民族志不仅直接为纪录片拍摄提供了绝佳的题材和拍摄指导，而且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方式也与纪录片拍摄的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强调要投入较长的时间观察和记录他者的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入他者的精神世界和内心，形成对于拍摄或研究对象的理解，最后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人类学纪录片，则是体现上述相似性的最佳领域。因而，最早接触人类学时，我的主要目标是借助一套成熟的体系帮助自己更好地开展纪录片的调研和创作。

对于影视人类学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来自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期间。刚到美国没几天，我带着时差的恍惚在合作导师Marco的办公室里交流旁听他人类学导论课程的感受，这时一个高个子老头突然走进来，正是Marco和我提过多次的荣休教授卡尔·海德。礼貌地互相问候完毕，海德突然严肃地问我：“梁，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对这么一个直接的问题有些意外，反应了几秒钟之后，我告诉海德，我是来学习影视人类学的。海德立即问我，那你愿不愿意约时间，我给你一些书单和片单，每周我们碰面聊一聊。于是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在美国的日常学习节奏就确立了下来：每周二的上午和海德在我的访问学者办公室里碰面，他会给我布置一位人类学家的主要作品和相关的文献，我要在剩下的五六天内看完读完，以备下周的讨论。

第一个周二的任务是玛格丽特·米德。整整80岁的海德先从家里步行半个小时来到学校，然后气喘吁吁地带我去图书馆借取巴厘岛系列影片的胶片，还顺手教会了我使用16毫米放映机。此后，除了冬季有两周海德因为感冒无法出门之外，周二上午的视觉人类学讨论一直持续到我回国之前。海德和加德纳在哈佛读书时就是挚友，二人一同前往新几内亚展开探险；此外，海德的父亲和玛格丽特·米德也颇多往来，少年时期的海德就见过米德多次。20世纪70 年代美国人类学会在米德的推动下成立视觉人类学的分支机构后，海德作为核心成员长期参加学术探讨和影展，可以说见证了美国的视觉人类学的绝大部分历史。另一方面，海德自己拍摄的内容并不多，只有《达尼人的甜薯》和《房屋》两个短片，他更像是一位传统的人类学家，有自己熟悉的田野和族群，以文字民族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他让我充分地体会到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研究对于拍摄纪录片的观点。

我的大多数学术训练在新闻传播学的领域完成，而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尹鸿教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和产业研究。新闻传播和影视艺术提供了思考视觉人类学的不同角度，尤其是针对文本的批判话语分析和视听语言分析等研究方法，揭示出人类学题材的视听文本是如何利用特定的媒介来表述文化、建构意义的；很多人类学电影也因此与电影和纪录片的不同风格和流派发生了呼应。这方面的学术训练还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让我注意到在大众传媒和影视艺术的领域还有大量的与人类学电影的题材和风格类似的创作实践。虽然它们的作者并非人类学家，主要的传播对象也是社会公众，但它们与人类学电影都可以被视为针对文化的叙说文本、话语实践和意义建构，而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远地形塑了社会公众对于文化和他者的看法，与人类学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本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得益于新闻传播和影视艺术这两个领域给我带来的方法训练和视野拓展。

最后，对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和思考，也离不开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激发。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众传媒业的发达，不仅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积累出日益丰富的跨文化经验，而且促使国人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特征。通过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与转化来形塑“文化自信”，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来推动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都成了政府、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这种语境下，出现了大量针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展开的视听实践，如电视纪录片、节日志、短视频乃至影视剧等。如何理解这些视听文本的特征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通过视听媒介发掘不同年代和地域的文化事项的当代价值，来滋养个体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的团结和凝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视听人类学和视听媒介的文化呈现，可以提供学理和实践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