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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的《礼记注》及其礼学，在魏晋时成为官学。杜佑《通典》当中记载了很多王肃参与曹魏朝廷议礼之事，表明其说深得重视。直到晋朝，王肃学说亦为官方显学。所以后来史书上有评价说：“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
但是，进入南朝，王肃的学术地位随之下降，如在宋武帝时，永初元年“冬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
。还有：“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搢绅之士，犹多遵玄议，宜使朝野一体。’诏可。”
或是以此为标志，郑学的官学地位逐渐确立。直到唐代，特别是杜佑《通典》和孔颖达《礼记正义》，多以郑学为是，以王学为非，多见“王义非也”，“郑氏之说是矣，肃之为说又不通矣”一类的断语。不过，唐代也有如赵匡（伯循）针对郑玄以纬书注经而提出批评，间接肯定了王肃：“至云祖之所自出，谓感生帝灵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谶纬，始于汉哀平间伪书也。故桓谭、贾逵、蔡邕、王肃之徒疾之如仇，而郑玄通之于五经，其为诬蠧甚矣。”
就郑王学说的争议，还在延续。王肃之说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内容也多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到了宋代，随着对郑玄学说批评的增多，对王肃之说加以肯定的提法亦渐多。比如针对《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这一段话，北宋王安石新学人物马晞孟就说：“此对祈谷之郊则为始，故言始郊。周礼冬至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圜丘与郊一也。王肃曰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盖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坛，由是言之则始郊乃周之礼。康成以为鲁礼，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则又非也。”
南宋朱熹的弟子杨复也说：“郑氏见禘在郊上便谓禘大于郊，遂强分圜丘于郊为二。以禘为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喾配之以郊为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谓禘郊皆为配天矣，遂并以祖宗为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轻肆臆说，附经而行，居之不疑。王肃诸儒，力诋其非，不能胜也。此无他，王肃诸儒之说正矣。”
再有，根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提到《礼记·中庸》“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前半句，“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王肃本保留了一个“反”字，使得句式句意更为顺明，从而深得宋儒程颐和朱熹的肯定。程颐就说：“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怎么可能做到中庸呢？因为“小人不主于义理”，所以就“无忌惮”，既然“无忌惮”，所以就是“反中庸”的。小人也有“其心畏谨而不中”的时候，这“亦是反中庸”。
朱熹则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又说：“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朱熹还在他处有进一步的引申和辨析说：“若论一章之语脉，则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当平解两句之义，以尽其意。不应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别解他说也。故疑王肃所传之本为得其正，而未必肃之所增。程子从之，亦不为无所据而臆决也。诸说皆从郑本，虽非本文之意，然所以发明小人之情状，则亦曲尽其妙，而足以警乎乡原乱德之奸矣。”
可见，对王肃本中“小人反中庸”的采纳，成为解释“中庸”的意涵和认为小人有无“中庸”的关键。至少程颐和朱熹在解读中肯定了王肃传本的合理性。
朱熹不仅对郑玄有很好的评价，言称“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还说《礼记》“郑注自好”；也注意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的情况；同时，朱熹又对王肃《礼记》学的评价比较高，说：“《礼记》有王肃注，煞好。”
在其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的注文当中，保留了很多王肃的解说。朱熹的弟子黄榦、杨复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引述王肃的礼说也有八十余处。以上可见对王肃礼学的重视。而且杨复关注王肃礼说，如针对王肃“以禘为五年殷祭之名”的说法，一方面感慨“其择犹未精，其义犹未彰也”，另一方面又说“唐赵伯循生于二千岁之后，独得其说于《祭法》、《大传》、《小记》、《子夏传》之中”
。可见，这也是强调和肯定王肃的《礼记》学对后世学者的启发与影响。
还有，南宋陈祥道在“天子七庙”的问题上对郑玄说提出质疑，并对王肃说加以认同。他说：“郑康成之徒以《丧服小记》言王者立四庙，则谓周制七庙，文武为二祧，亲四庙而已，则文武不迁之庙在七庙内，是臆说也。王肃《圣证论》曰礼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使天子诸侯皆亲庙四，则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也。又王祭殇五，而下及无亲之孙，上不及无亲之祖，不亦诡哉。王舜中、刘歆论之于汉，韩退之论之于唐，其言皆与肃同，盖理之所在者，无异致也。”
这是对王肃之说上有所承而下有同道的一种肯定。陈祥道又在“天帝之辨”的问题上指出，对于郑说的“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是有所辩难的，但是就王肃的说法而言，“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
这里陈祥道对王肃之说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中引述王肃注《礼记》之说有十余条。其中有仍其旧说者，如《曲礼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郑玄注云“丈或为杖”，孔颖达疏云“王肃作杖”，朱熹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卷六有称：“郑注丈或为杖，王肃以为古人讲说用杖指画，故使容杖也。”
吴澄则承袭而照录。
也有对王肃说引申证明者，如《内则》“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孔颖达《正义》曰“王肃、杜预并以为接待夫人以大牢”，卫湜《礼记集说》卷七十一称“案王氏曰：接以大牢者谓接待夫人以大牢”
。吴澄则引述并证明说：“王氏曰：‘接以大牢谓接待夫人以大牢。’今按《春秋传》桓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
还有照录其说者，如《内则》“芝栭、菱、椇、枣、栗、榛、桃……”孔颖达《正义》引述说：“庾蔚（之）云：‘无华叶而生曰芝栭。'……王肃云：‘无华而实者名栭，皆芝属也。”卫湜《礼记集说》卷七十直接引述，吴澄也是照录之。
但是吴澄也有对王肃说不认同者，如针对《檀弓上》有关同母异父之昆弟死服大功的问题，吴澄除了引述其他礼书已有的包括郑玄、王肃、马昭的观点之外，还说：“按礼，继父同居有子者服齐衰三月。王肃乃云其子降继父齐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继父齐衰之服为期服也。张融既驳其非矣，方氏又袭其误以为继父服期，何哉？”这里的方氏指宋人方悫。
此段明显是吴澄并不认同王肃之说。
元代黄泽在《辨王肃郊祀义》中直接辨析“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说，并提出质疑说：“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而且评判郑、王之说为“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又说到晋武帝为王肃外孙，“故用其说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但是“历代无所因袭”。
可见其对王肃之说的不以为然。而黄泽的学生赵汸在《答徐大年书》中则说：“郑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纬书之说，岂特足下疑之，自王肃以来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陈、陆、叶、林诸公，其攻击亦不遗余力矣。”又说：“向来尝感杨信斋（杨复）讥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肃，未知读书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虽信斋未可忽也。王肃亲注《家语》而自废五天帝之说，苟无卓然之见，读书虽熟，犹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
这则是借着点评宋人批评郑玄、杜佑一系之说而指摘王肃之说的。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对《王制》篇“天子七庙”的理解上，则对王肃说表示肯定，他说：“七庙，以刘歆、王肃之说为正。”
另外，在《郊特牲》关于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王夫之也对王肃说有所肯定。他说：“其云‘迎长日之至’，即所谓冬至祀天于圜丘，自其去国中之远近则谓之郊，自其兆位之所在则谓之圜丘，其实一也。戴氏当汉之初，邪说未兴，故其言简明而不妄。其后方士醮祠之说兴，始多为神号以愚目。及王莽之世，谶纬蠭起，光武因之而不能革。垂至郑氏，附以星家之言，迂鄙妖诞，同于俗巫诬经教以伸其邪论。至于曹叡，信高堂隆之淫辞，析郊与圜丘为二，别立圜丘于委粟，自是以来，唯王肃所说，虽未能尽合礼文之本旨，犹为近似。”
这也是从批评郑玄的认识上而认同王肃之说的。
再有，清代学者毛奇龄在与门人问答中，多有涉及对王肃的评价。比如，其门人盛唐问道：“郑康成谓禘是郊天，而王子雍非之，此礼已明白久矣。今复有墨守郑说者，谓议礼之家各有师承，吾苐师康成，则何能顾王说耶？”对此，毛氏回答说：“夫禘之非郊，不必王子雍《圣证论》知其误也，康成是说，原据韦玄成谬论，而玄成之谬，则在当时司徒掾班彪已早斥之，谓礼文缺微，未可偏定。然而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皆玄成之说），不如刘歆之论之博而笃也。是韦、匡一误而刘歆正之，康成再误而王肃又正之，徒
腻逐康成车后，已无益矣！况唐宋议礼家，其是王否郑者已成铁案。妄作哓哓，有何足辨？特予辨经法，不较门户，不审问韦刘王郑当日是非，而只以经断之。”
又其门人徐东说道：“若旧议郊祀之礼，郑玄谓圜丘祭上帝，祈谷祭感生帝，而王肃辟之谓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自三国至今无不是王非郑者。而先生又谓郑王两议俱不是，岂三礼外又别有郊祀礼耶？”毛奇龄的回答，一方面说：“郑氏之不是，人皆知之”，“不通之中又渉妖妄，其从而辟之宜也。”另一方面又说：“夫圜丘与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则王说甚当。然不可谓圜丘与郊无分别也。郑氏以为皆禘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为之分，则鲁郊真周郊长至，真春分报反之祭，真祈谷之祭，大乱之礼也。吾故曰俱不是也。”
另一位清代学者陆陇其，针对王肃与郑玄两人在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的不同，以及后世取舍上的选择，也提出如下的评论和比较审慎的判断。首先，他说：“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所解与王肃绝异。朱子于此则从王肃，善哉！《集说》之言曰郊祀一节，先儒之论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异，有周礼、鲁礼之分，又以郊与圜丘为二事，又有祭天与祈谷为二郊，今皆不复详辨，而与朱说为是。”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上，陆氏认为：“郑氏与王肃异，杜氏又与两家异，论鲁郊者，只当以杜氏为主。”还有，讲到南北朝礼学家对郑王之说的取舍，陆氏说：“皇氏、崔氏论郊祭，本主郑说，但其论鲁郊，则主王肃。”至于孔疏，陆氏则批评其“此等处附会郑注，最为支离”。最后，陆氏既不主张从郑，也认为王肃驳难郑说的义理依据还需要考察，所以说“郑氏郊丘之说，固不可从，然未知此等处王肃以何义驳之。当考”
。陆氏这样持中审慎的态度，或许才是面对郑王礼学之辨而最恰如其分的选择。
综上所述，王肃《礼记》学的诸多观点，不仅伴随着《礼记》学的传承而为后世学者所评判和取舍，王肃说与郑玄说的不同，也构成了带有学派意识的论争与辩驳。然后，可见王肃的观点，更多的还是呈现出对于礼学经典的文句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以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方面等等。而未必像近代康有为所评价的那样，“王肃之攻康成，阳明之攻朱子，皆后起争胜之习”
，即完全出于学派之间竞争胜负式的有意诋毁与排斥；反倒如康氏所说的“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
，依照王肃的自述也正是入郑学而出郑学，即针对郑学“义理不安，违错者多”的各种问题，“是以夺而易之”
，继而自成一派的。
那么，尽管像作为清代官学体现的四库馆臣那样，对郑王礼学之辨持有特定的立场而言称：“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余，乃以一知半解，哗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
其中显然对郑玄礼学多有推重。但是，郑王礼学之辨确实构成了后世礼学中不可缺的议论话题，这不仅是郑玄礼学对后世学术影响的体现，也是王肃礼学对后世学术影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