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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的思想家当中，以对礼学多有关注并著书立说而见称于史的，李觏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可以说，一方面和许多宋代的礼学人物一样，李觏对礼学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在宋代的经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中，礼经、礼典和礼学问题始终占有突出位置，礼学是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思想人物，李觏又借助于对礼经、礼典和礼学问题的诠释和解说，阐明自己的礼学见解，抒发自己在历史观和伦理观以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思考，还有理想抱负。其中，“我注六经”以一种不同于经学注疏家的别样形式而展开，其学术面貌和思想特色也由此展现出来，兼有时代性和独自性的两方面特点。
当代学术界对李觏礼学的关注，因经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等方面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加深，也有不少论述可资参考。然而，如果从总体上考察李觏礼学的多方面体现和多方面意义，大概还是有很多可供我们探讨的空间和问题的。特别是对于李觏礼学的历史定位，无论是在宋代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还是在经学与思想的关系史当中，大概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和议论的话题。
统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论、道德论乃至自然论、宇宙论，可以说因思想家的主旨不同而形式有别，在什么东西为万事万物存在之根本的问题上，特别有以某一个具体的范畴或者观念为根本依据者，若加以分殊，于是就有所谓“道本论”、“德本论”（包括“仁本论”“孝本论”“诚本论”
）、“法本论”、“气本论”，还有就是“礼本论”。概言之，李觏可以说是宋代“礼本论”的代表性人物。
本章在借鉴和参考此前学界对李觏礼学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对李觏礼学做比较宽泛的总体考察，以确定李觏礼学在宋代学术和思想发展中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