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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孔颖达所评价的那样，皇侃在解说《礼记》本文章句的时候，有着“既遵郑氏”的一面，也就是在郑玄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引申和发挥。
例如，《礼记·曲礼上》“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一句，郑玄注云：“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于此，孔颖达说：“案《尚书》、《史记》说纣恶甚多，不可具载。”接着就直接引述了皇侃的解说，皇氏云：“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是长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从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满也。靡靡之乐，是乐极也。桀之为恶，唯有民队涂炭，淫于妹嬉之事，虽史传不言四事，亦应俱有四者之恶，故纣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桀、纣皆自身为恶，以致灭亡，故云‘自祸’也。”
这里皇侃以列举一些历史记载中的现象，来证明郑玄注所讲的桀、纣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情况。可以说是对郑玄注的引申。“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出自《尚书·泰誓》；相关诸说多见于先秦两汉诸子记述，如《韩非子·喻老》有“昔者纣为象箸……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的记述，《吕氏春秋·过理》有“糟丘酒池，肉圃为格……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比干而视其心”的记述，《淮南子·本经训》有“纣为肉圃酒池”，《说苑·反质》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论衡·语增篇》有“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之论，讲的都是殷纣奢靡无道之行。可见皇侃据以引申郑注的解说，在于表明其说于史有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又如，《礼记·月令》“命仆及七驺咸驾”，郑玄注云：“七驺，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者也。”“趣马”一词作为职官名，见于《尚书·立政》、《周礼·校人》，为掌马之小官。由郑注可知“七驺”属此。皇氏则云：“天子马有六种，种别有驺，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并六驺为七，故为七驺。”
这也是对郑玄注的引申，具体讲明“七驺”的含义。从此说的后世影响来看，宋明不少礼学著述多将皇侃此说淹没在了孔颖达的疏语当中，如宋卫湜的《礼记集说》卷四十、元吴澄的《礼记纂言》卷六下、明胡广撰《礼记大全》卷六、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四等皆是。而清代学者如郝懿行的《礼记笺·月令》、朱彬的《礼记训纂》卷六则以称引皇侃之说作为对“七驺”的解释，也可见清代学者的严谨。
再比如，《礼记·丧服小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一句，郑玄注云：“谓父命之为子母者也，即庶子为后，此皆子也，传重而已。”皇侃则有云：“此郑注总解经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条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为子母’也。”
皇侃所言在于强调郑玄注文解义的重点在于“父命”上，从而使经义更为明确。
还有，《礼记·郊特牲》“故春禘而秋尝”，郑玄注云：“此‘禘’当为‘禴’字之误也。《王制》曰：‘春禴夏禘。'”皇氏云：“此既破禘为禴，故于《祭统》春禘秋尝，不复更破，从此可知也。”
我们知道，所谓破字是训诂学上以本字纠正误字的意思。这里皇侃是说郑玄将错误的“禘”字转换成正确的“禴”字后，对经文中再重复出现同样的字例就不再加以指出的情况。
再有，《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郑玄注云：“‘旬’当为‘均’，声之误也。有时適、妾同时生子，子均而见者，以生先后见之。既见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说卦》‘坤为均’，今亦或作‘旬’也。”于此，皇氏则云：“母之礼见子，象地之生物均平，故引《易》以为‘均’。”
不过，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郑玄注引《易》确实有如皇侃所言“象地之均平”的意思，但是皇侃只是将郑玄的解释限定在“母之礼见子”上则是不恰当的，孔颖达认为：“若然，按《周礼·均人》职云‘上年公旬用三日’，郑注亦引《易》‘坤为均’，岂是母见子之礼！皇氏说非也。”可见，这里孔颖达对皇侃之说既有认同，也有否定。对此，清代臧庸（镛堂）《周易郑注叙录》在引述郑注《内则》“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及孔疏条下，有评议说：“按象地之均平，盖本先师《易》注，故皇氏据之以说礼。然郑注引《易》之意，则当从孔说。”
可以说，臧氏也是一方面注意到皇侃引郑玄《周易注》来解说《礼记》，同时又认同孔颖达的判断。
此外涉及一些名物制度的解释，皇侃也是在郑注的基础上有详细说明。例如《礼记·少仪》“祭祀之美，齐齐皇皇”，郑玄注云：“齐齐皇皇，读如归往之往。‘美’皆当为‘仪’字之误也。”皇氏云：“谓心所系往。孝子祭祀，威仪严正，心有继属，故齐齐皇皇。”
显然，皇侃是在着重强调说明祭祀礼仪场面上祭祀者的心之所系、心之归往的状态。清江永《礼书纲目》卷七十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篇上，都对皇侃此说有所引述，可见对其说的重视。
又如，《礼记·文王世子》“其公大事，则以其丧服之精粗为序……”句下，郑玄注云：“其为君虽皆斩衰，序之必以本亲也。”皇氏则云：“以为丧服以粗为精，故郑注《杂记》云‘臣为君三升半’，微细焉，则属于粗。是知斩为精，齐为粗。”
这是皇侃引述不同篇中有关的郑玄注而加以引申说明的例子。
再如《礼记·丧大记》“公之丧，大夫俟练，士卒哭而归”，郑玄注云：“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归者，谓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谓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丧而来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归也。”
这里皇侃是对郑玄注的进一步引申来解释经文的含义。孔颖达评价说：“皇氏所解于文为便。”这是对皇侃解说的肯定。
再如《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郑玄注云：“谓冕服，玄上纁下。”皇氏则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駵黄是也。青是东方正，绿是东方间，东为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黄并以所剋为间，故绿色青黄也。朱是南方正，红是南方间，南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红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间，西为金，金白剋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间，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黄是中央正，駵黄是中央间，中央为土，土剋水，水黑，故駵黄之色黄黑也。”
这里，皇侃对颜色上的正色和非正色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便于理解经文含义，也有丰富和补充郑注的性质。后世《礼记》学及其他经学著述对皇氏此说多有称述，如宋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七《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及何晏注云“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句后“正义曰”引“皇氏云”
，宋孙奭《孟子注疏》在《题辞解》“佞伪驰骋，红紫乱朱”句后疏案引述“皇氏云”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七十三五引“皇氏曰”
、宋魏了翁《礼记要义》卷十三“五方正色间色”条下
，还有清蔡孔炘《经学提要》卷十一引《玉藻疏》中的皇侃说
、清江永《乡党图考》卷六《红紫考》引《玉藻》疏文中的皇侃说
、清朱彬《礼记训纂》卷十三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十九
，等等，这些引述足见皇侃说的经学影响所及。
还有，如《礼记·曾子问》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在此处未见郑玄有所注文。而对于“迁庙主行”，皇侃则有解释说：“谓载新迁庙之主。”这可以说是补充性解说。孔颖达对此称：“义或然也。”又在随后的经文中，有曾子问：“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答曰：“主命。”曾子又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针对孔子的话，郑玄有注解释说：“以脯醢礼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针对郑注，皇氏则称：“谓有迁主者，直以币、帛告神，而不将币、帛以出行，即埋之两阶之间。无迁主者，加之以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
此处可见，皇侃是在郑玄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经文的“有迁主”“无迁主”的两种情形加以解说，使经义更加明了清晰。
除了引申和发挥郑玄注之外，皇侃在郑玄没有出注或未做详细说明的地方，也多有解说，这既可以看作是对郑玄解说的补充，也可以说体现了皇侃的礼学见解。尽管不一定均为孔颖达等后世经注家所认同，但毕竟体现出了南朝礼学的代表性学说风貌，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学术取向。
比如《礼记·檀弓上》“子思之哭嫂也为位”，郑玄注云：“善之也。礼，嫂叔无服。”郑玄并未对子思作注解。而孔颖达《礼记正义》中说：“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孙，以兄先死，故有嫂也。”并称：“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
也就是说皇侃在解说中认为这里的“子思”是指孔子弟子原宪。确实，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有：“原宪字子思。”同时还记载其与孔子的问对：“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穀。国无道，穀，耻也。'”又“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这两句问对也见于《论语·宪问》，但是原文为“宪问耻”，并没有说是子思。因此孔颖达对皇侃的解说不以为然地辨析说：“若然，郑无容不注，郑既不注，皇氏非也。”孔颖达的意思是说，如果经文指的真是原宪，那么郑玄不会不注明的；而既然郑玄没有特别就这个“子思”出注说明，也就是默认为孔子之孙子思（孔伋）而非他人，所以皇侃这里的注解是不确切的。
不过，后世学者也有认同皇侃解说而有所考辨者，如清代学者阎若璩在考证孔子之孙孔伋（子思）“无兄”的史实过程中提出：“子思有兄，生于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于《檀弓》误解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皇氏说是。”并进一步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指出，包括原宪、“弟子燕伋字思”，“当时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无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
此外，另一位清代学者赵绍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从古人称呼“名”和“字”的不同上而倾向皇侃的说法，称：“孔疏：‘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郑既不注，皇氏非也。’余案：曾子，子思之师，师不当以字称弟。下章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呼其名者是也。此恐当从皇氏，不然，‘子思之哭嫂也’以下，是记礼者之辞，非曾子之善之也。又不然，此曾子是曾申，”
从这些分析可见，皇侃之说是有其合理性的。
当然，为孔颖达所认同的皇侃解说也是有的，比如《礼记·月令》“挺重囚，益其食”，郑玄注云：“挺犹宽也。”再无详解。因此孔颖达指出：“‘益其食’‘挺重囚’连文，郑又无注。皇氏以为增益囚之饮食，义当然也。”而对北朝熊安生之说的评价与此不同，“熊氏以为益群臣禄食，其义非也”
。我们参考后世的经注可知，都是将经文连读，宋人马睎孟解释说：“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废不忍人之政也。”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称：“重囚禁系严密，故特加宽假，轻囚则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养也。”清代孙希旦《礼记集解》也说：“重囚禁系严密，是月少宽之，而且益其食，恐其暑热以致也。”
由此可见，后世的解说与皇侃一致。而熊安生的解说将经文分为两句，意思就大为不同。
此外，涉及郑玄无详注，或诸儒无解说的内容，皇侃有解说而为孔颖达完全采用的内容。比如《礼记·内则》“蜗醢而苽食、雉羹……卵盐”，郑玄注云：“自蜗醢至此二十六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对于“自蜗醢至此二十六物”的具体所指和名目，皇侃说：“蜗，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麦食，四也。脯羹，五也。鸡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鸡，十一也。濡鱼，十二也。濡鳖，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与酱，皆和调濡渍鸡豚之属，为他物而设之，故不数矣。自此以下，醢及酱各自为物，但相配而食，故数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肤，十七也。鱼醢，十八也。鱼脍，十九也。芥酱，二十也。麋醢，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酱，二十三也。桃诸，二十四也。梅诸，二十五也。卵盐，二十六也。”对此，孔颖达直言：“诸儒更无所说，今依用之。”
再如《礼记·内则》的“濡豚包苦实蓼，濡鸡醢酱实蓼，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醢酱实蓼”，对于“实蓼”，郑玄无注，皇侃则解释说：“谓破开其腹，实蓼于其腹中，又更缝而合之。”
通过皇侃的解说可知这种烹饪方式的细节。而在皇侃解说的基础上，清人孙希旦进一步说：“四者皆破开其腹，实蓼于其中，更缝而合之以煮也。”
这样，这种古代烹饪方式的过程就更加明晰了。
皇侃除了遵照郑玄注的解说对《礼记》本文进行解释之外，当他发现郑注的疏误时，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不为尊者讳，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比如，在《礼记·檀弓下》“弁绖葛而葬，与神交之道也”句后，郑玄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纯凶。天子诸侯变服而葬，冠素弁，以葛为环绖，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对此，皇氏云：“《檀弓》定本当言‘既虞’，与《丧服》注会云‘卒哭’者，误也。”
皇侃的意思是说，《檀弓》本文是讲“既虞”，郑玄此处注与《丧服》注都讲“卒哭”，这是有误的。而孔颖达的疏解，则说明了郑注的理由，《礼记正义》说：“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无文，故郑解不定。《丧服》注：‘天子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丧服》以大夫以上卒哭与虞，其月不同；士虞与卒哭同在一月，故解为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这样看来，皇侃的说法是否失之武断，也值得推敲。
还有，不限于对郑玄注《礼记》的文字，对涉及郑玄注《论语》的文字，皇侃也直接指明其误。如《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于此郑玄注云：“皆黍稷器，制之异同，未闻。”而孔颖达引郑注《论语》有云：“夏曰瑚，殷曰琏。”皇侃显然也注意到郑玄此说，但是与其理解不同，所以他说：“郑注《论语》误也。此言两敦、四琏、六瑚、八簋者，言鲁之所得唯此耳。”
其实，从《论语注疏》所引郑玄注看，不过是称“包曰”而引述了包咸所谓“瑚琏，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的说法。对此，孔颖达折中地说：“如《记》文，则夏器名琏，殷器名瑚。而包咸、郑玄等注此《论语》，贾、服、杜等注《左传》，皆云夏曰瑚。或别有所据，或相从而误也。”其中，也应该是对皇侃之说的部分肯定。而且，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也说：“《礼记》云‘夏之四琏，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琏，讲者皆云是误也。故栾肇曰‘未详也’。”
不过，直到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还是保留了与郑玄一致的“夏曰瑚，商曰琏”的说法
，所以清代王鸣盛在引述皇侃之说时又称“朱子仍郑误”，即是指此。
再有，《礼记·曾子问》“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言无服也。此指谓国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那么，按照郑玄《仪礼·丧服》注所云：“士之妻自养其子，则不得有庶母慈己。”所以孔颖达说：“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连言士耳，其实士无庶母慈己者。”然而，皇侃则直截了当地说：“有士误也。”
也就是认为郑玄在这里提到“士”是不妥当的。
另外，皇侃还有直接指出《礼记》本文当中的错误之处，比如《礼记·曾子问》“祝声三，曰：‘某之子某，从执事敢见。'”皇侃说：“于时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从执事。下有‘某’字者，误也。”不过，孔颖达则指出：“今按定本及诸本皆有‘某’字。”
再有，《礼记·杂记下》“功衰，吊，待事，不执事。”郑玄注云：“谓为姑、姊妹无主，殡不在己族者。”孔颖达则说：“‘功衰，吊’，本又作‘大功衰，吊’。庾云‘有大字，非’。”又说：“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皇氏云：‘有大字者，误也。'”
可见，根据郑玄注，皇侃和庾氏一样认为有“大”字是错误的。这两处的指误都是涉及《礼记》传本的问题。
还有几处的解说，皇侃提出了“异代法”“异代礼”之说，也就是对属于不同时代的礼法的认定和解释，更多是以周代礼制为标准。
例如，《礼记·祭义》“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郑玄注除了讲到“见间”当为“覸”一字之误外，还说：“覸以侠甒，谓杂之两甒醴酒也。”孔颖达《礼记正义》针对郑注说：“云‘两甒醴酒也’者，以《士丧礼》、《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也。”并且进一步推测《祭义》本文说：“此用甒者，盖是天子追享朝践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礼。《礼器》云‘君尊瓦甒’，谓子男也。皇氏以为异代法也。”
这里，孔颖达讲明了皇侃认为《祭义》与《礼器》所记不同，两者应该属于异代法。那么对比看一下《礼记·礼器》的本文及郑注，《礼器》所云“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郑玄注云：“五献，子男之飨礼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则云：“‘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为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则壶、缶但饮诸臣也。”
涉及异代法的认识，与郑玄注三礼的宗旨有密切联系，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王制》就说：“参验上下，并与《周礼》不同，不可强解合之为一。此《王制》所陈，多论夏殷之制。《夏传》所说，又非周代之礼。郑之所注者，当据异代法也。”
那么，皇侃或也遵循郑玄的原则，对《礼记》篇章中类似的相同与不同的礼仪现象均作为异代法来看待。
又如，《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犆”，郑玄注云：“此君斋车之饰。”皇侃则云：“君，谓天子、诸侯也。《诗》云‘浅幭’，以虎皮为幭，彼据诸侯与玄衮、赤舄连文，则亦齐车之饰。此用羔幦者，当是异代礼。或可《诗传》据以虎皮饰幦，谓之浅幭也。”
“浅幭”见于《诗·大雅·韩奕》“鞹鞃浅幭，鞗革金厄。”这里，皇侃将用“羔幦”与用“虎幦”即浅幭的不同，也是当作异代法来看待的。
再如，《礼记·曾子问》“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对此故事，郑玄先是注明此非昭公，未知何公，随后又注云：“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练冠以燕居，盖谓庶子王为其母。”而针对“天子服练冠者”，孔颖达引述皇侃的说法：“若適小君没则得伸。若小君犹在，则其母厌（压）屈，故练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为后著緦服，必练冠者，以大夫士为母本应三年，以为后压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为母本练冠，故今应（还）练冠，此乃异代之法。”按照皇侃的理解，古者原本是行“练冠”，而后来变成服“緦麻”，已是属于不同时代的礼法。孔颖达又对皇侃所谓“此乃异代之法”的说法有所说明，其云：“按《丧服》緦麻章云：‘庶子为后、为其母緦。’郑注《服问》云：‘庶子为后、为其母緦。’则是周法，天子、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据今而道前代，此经既云古者天子为其母，则是前代可知也。以经无明文，故郑注云‘盖谓庶子上（王）为其母’。盖是疑辞也。”
可以说，皇侃以“异代之法”来解释古今之礼传承上的不同，意义在于对礼仪制度和礼经理解上的通洽。
在皇侃的《礼记》学当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礼记》本文及郑玄注一些字词的音义断句的标注。这方面的信息主要保留在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当中，有50余条。主要有读音（包括标音、反切、如字）、解义（包括解异、篇名）、绝句方面的例证。
我们知道，先秦典籍在汉唐之间传承的过程中，其文字和音义多有转变而至不易通读，所以有汉魏经师对经典加以注释，考辨字句和标音释义，以确定所要标注的字在具体语境中的读音和意思，便于读者通顺地习读经文和注文。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就是在汉魏南北朝经学家工作基础上的继续。例如在《礼记·曲礼上》的“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一段中一些字的标音就有体现，《经典释文》称：“敖，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长，丁文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良反。欲如字。从，足用反，放纵也。乐音洛，皇侃音岳。”
这里提到不同时代经学家的各种标音，可见这些内容也是汉唐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侃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则有如下的例证。
1.读音标注
陆德明所记皇侃对《礼记》本文或郑玄注文当中的一些字的读音标注，有标音、反切和如字的三种形式。
（1）标音
首先，在“乐”字的读音上，陆德明指出了皇侃的标音及与徐邈
和庾蔚之
的异同。比如，《礼记·曲礼上》的“乐不可极”，《礼记音义》云：“乐，旧音落，皇侃音岳。”
《郊特牲》的“《武》壮，而不可乐也”，《礼记音义》云：“乐，皇音洛，下同。徐五孝反。”
《乐记》的“独乐其志”，《礼记音义》云：“独乐，皇音洛，庾音岳。”
《祭义》“乐自顺此生”，《礼记音义》云：“乐音岳，皇五孝反。”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乐”字，在皇侃那里就有三种读音标注形式，即“音岳”“音洛”“五孝反（音药）”，也体现出“乐”字在当时的三种读法有不同的语境。
值得关注的是，有关经典中文字读音的义理性问题，后代学者有所讨论。南宋杨简曾经说过：“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转音，多后世所増益。”但是，在不同的音读方面意思也是不同的。他指出，《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两句，其中的两个“乐”字如果“并五教反”，“则尤为害道”。杨简的理由是：“夫五教反者，好乐切著之谓也。若夫‘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则不可以好乐切著为义也”。而且“自孔子犹无得而形容，姑托喻于水，托喻于山而已。圣人尚不得而言，岂好乐切著之可言哉”？杨简由此批评说：“后世陋儒不知道，拘于音训家转音一定之说，至于害道，殊为不可。”
可见，当同一字有不同读音时，或有各自代表着的深奥道理在其中，不可混淆。有意思的是，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此处就作“知者乐，五孝反，下同”。这恰与杨简的认识不同。无独有偶，偏偏又有清代学者潘维城针对陆德明之说指出：“笺：《释文》‘乐，五孝反’，疑误。乐当音洛，若读五孝反，则上文已有，不烦更音矣。”
如此说来，上引《祭义》“乐自顺此生”，皇侃作“五孝反”，应当是区别于杨简和潘维城所说的情况的吧。
其次，在“行”字的读音上，例如《曲礼上》的“敦善行而不怠”，《礼记音义》云：“行，下孟反，皇如字。”《檀弓下》的“行并植于晋国”，《礼记音义》云：“行，旧下孟反，皇如字。”《中庸》的“力行近乎仁”，《礼记音义》云：“行，皇如字，徐下孟反。”《儒行》的“行必中正”，《礼记音义》云：“行，皇如字，旧下孟反。”又《儒行》的“其行本方立义”，《礼记音义》云：“行，皇音衡，又下孟反。”
这里，一个“行”字，皇侃有如字和“音衡”两种标注形式，以如字为多。
还有对其他包括郑注在内的以同音字作的标音，比如《礼运》“所以傧鬼神也”，《礼记音义》云：“傧，皇音宾，敬也。旧必信反。”
《中庸》“《诗》曰：嘉乐君子”，《礼记音义》云：“嘉，户嫁反。《诗》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
《中庸》“言前定则不跲”，《礼记音义》云：“跲，其劫反，皇音给，踬也。”
这三处是对本文的标音，均有指义性说明。又如《礼记·文王世子》“终之以仁也”，郑玄注云：“州里
（骥）于邑是也。”《礼记音义》云：“
，皇音兾，兾，及也；本又作恺，又作骏，骏亦作骥。”
《丧服小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郑玄注云：“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礼记音义》云：“墠，皇音善，徐徒丹（单）反。”
《深衣》“纯袂、缘、纯边”，郑玄注云：“缘，緆也。”《礼记音义》云：“緆，徐音以豉反。皇音锡。”
这三处都是对郑玄注文的标音。
（2）如字
如字是古代汉语中标音的一种方式，标明其作本字的读音，以区别另有的读音，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行”字外，皇侃《礼记义疏》中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如《曲礼上》“礼闻取于人”，《礼记音义》云：“取，皇如字，谓取师之道。”
又《檀弓上》“夫由赐也见我”，《礼记音义》云：“夫，旧音扶，皇如字，谓丈夫，即伯高。”
这两处标音的指义性还是很明确的。《檀弓上》“称家之有亡”，《礼记音义》云：“有亡，皇如字，无也。一音无。”
《檀弓下》“故以其旗识之”，《礼记音义》云：“识，式至反，皇如字。”
这两处，前者在于指义，后者只是标音。
还有与徐邈及旧有标音的对比。例如《礼运》“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音义》云：“治，皇如字，徐直吏反，下文注‘以治事’同。”
又《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礼记音义》云：“往，皇如字，徐于况反。”
《内则》“同藏无间”，又《礼记音义》云：“间，徐‘间厕’之‘间’，皇如字读。”
《大传》“系之以姓而弗别”，《礼记音义》云：“别，皇如字，旧彼列反，注及下同。”
（3）反切
一方面是对《礼记》本文，例如《礼记·曲礼上》“乐不可极”，《礼记音义》云：“极，如字，皇纪力反。”
又如《檀弓上》“夫由赐也见我”，《礼记音义》云：“见如字，皇贤遍反。”
再如《郊特牲》“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音义》云：“远，皇于万反。”
另外有与旧说的对比，例如《曾子问》“祝曰：孝子某”，《礼记音义》云：“祝，皇之六反，旧之又反，下同。”
又如《玉藻》“造受命于君前”，《礼记音义》云：“造，皇七报反，旧七刀反。”
还有与徐邈反切用字不同的对比，例如《檀弓下》“愠，哀之变也”，《礼记音义》云：“愠，庾、皇纡粉反，积也。又纡运反，怨恚也。徐又音郁。”
再如《玉藻》“著冠于武”，《礼记音义》云：“著，皇直略反，徐丁略反。”
另一方面是对郑玄注文，例如《表记》“则民有所惩”，郑玄注云：“惩，谓创艾。”《礼记音义》云：“乂，本又作艾，鱼废反，皇鱼盖反。”
再如《乡饮酒义》“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宾也”，郑玄注云：“絜，犹清也。”《礼记音义》云：“清如字，皇才性反。”
也有与徐邈反切用字不同的对比，例如《玉藻》“士介拂枨”，郑玄注云：“枨，门楔也。”《礼记音义》云：“楔，徐古八反，皇先结反。”
又如《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说丧”，郑玄注云：“说，读如‘无礼则说’之说。”《礼记音义》云：“说，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
再如《内则》“去其饵”，郑玄注云“饵，筋腱也”，《礼记音义》云：“腱，徐其偃反，皇纪偃反。”
还有《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郑玄注云：“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礼记音义》云：“其傍，皇薄刚反，谓左右也。徐方冈反。”
2.解义
解义是皇侃对《礼记》本文或郑玄注当中的某些字的字义的标示，体现出皇侃的具体理解，在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中有不少保留。
例如《孔子闲居》“弛其文德”，《礼记音义》云：“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皇作‘施’。”对于郑玄注所云：“弛，施也。”《礼记音义》称：“弛，如字。皇本作‘施，布也。'”
可见，这里皇侃对《礼记》本文和郑玄注都有不同的文本表示。
又如《缁衣》“有国家者章义瘅恶”，《礼记音义》云：“义，如字，《尚书》作‘善’，皇云：‘义，善也。'”
还有《缁衣》“《小雅》曰‘匪其止共’”，《礼记音义》云：“共，音恭，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大学》“迸诸四夷”，《礼记音义》云：“迸，比孟反，又逼诤反。诤音争斗之争。皇云：‘迸犹屏也。'”
这几条是皇侃对《礼记》本文字义的解说。
再如，《丧服四制》“资于事父以事君”，郑玄注云：“资，犹操也。”《礼记音义》云：“操，七刀反，皇云：‘持也。'”
《礼运》“作其祝号”，郑玄注云：“《周礼》祝号有六，五曰齍号”，《礼记音义》云：“齍音咨，皇云：‘黍稷。'”
《玉藻》“诸侯荼，前诎后直”，郑玄注云：“荼，读为‘舒迟’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礼记音义》云：“懦，乃乱反，又奴卧反，怯懦也。又作儒，人于反，弱也。皇云：‘学士。'”
这几条则是皇侃对郑玄注中的字义所做的解说。
3.篇名、解异、绝句
皇侃还有对《礼记》篇名认识上的见解，如对《投壶》篇，郑云：“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别录》属吉礼，亦实《曲礼》之正篇也。”《礼记音义》云：“皇云：‘与射为类，宜属嘉礼。’或云宜属宾礼也。”
另外就是对文句中加字与否的认识，如《曲礼下》“男女相答拜也”，《礼记音义》云：“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后人加不字耳。'”
不过，对此，郑玄注有云：“嫌远别不相答拜以明之。”又孔颖达《礼记正义》则称：“‘男女相答拜也’者，男女宜别，或嫌其不相答，故明虽别，必宜答也。俗本云：‘男女不相答拜。’礼，男女拜，悉相答拜，则有‘不’梁（字）为非，故郑云：‘嫌远别不相答拜以明之。'”
可见孔颖达和皇侃的认识接近。但是，清代学者洪颐煊并不认同孔颖达对郑玄注的理解而提出：“颐煊案：‘礼，男女拜，悉相答拜’者，是言其亲。此泛言男女当是其疏远者，故郑注：‘嫌远别不相答拜以明之。’据郑注当有‘不’字。”
这样，洪氏也就间接地否定了皇侃的说法。
再有在文字断句上的认识，如《内则》“鲂鱮烝，雏烧，雉，芗，无蓼”，《礼记音义》云：“烝，皇绝句，之丞反。……贺读‘鲂鱮烝雏’为句。烧如字，一音焦，皇绝句。雉，皇此一句，一读‘雉芗’为句。”
按照陆德明的记述，“鲂鱮烝”，“雏烧”，在皇侃看来都做单独一句理解，而“雉”字皇侃也不与“芗”为一句，即将“鲂鱮烝”，“雏烧”，“雉”作三项来解读。这是否就是孔颖达《礼记正义》所作解说的依据呢？其分别解说为：“‘鲂、鱮烝’者，鲂、鱮二鱼皆烝熟之。”又：“‘雏烧’者，雏是鸟之小者，火中烧之，然后调和。”又：“‘雉’者，文在烝烧之下，或烧或烝，或可为羹，其用无定，故直云‘雉’。”又：“‘芗，无蓼’者，芗谓苏荏之属，言鲂、鱮烝及雏烧并雉等三者，调和唯以苏荏之属，无用蓼也。”由此可见，虽然孔颖达没有明言皇侃的解说如何，但是我们将陆德明的记述和孔颖达解说作一对比，就能发现皇侃说在孔颖达说中的影响。
又如《儒行》“推贤而进达之”，《礼记音义》云：“旧至此绝句，皇以‘达之’连下为句。”
《儒行》其全句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若按皇侃的断句，就成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这样读起来似乎并不妨碍句式的通顺，而句义上似乎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通过具体的例证我们看到，皇侃《礼记义疏》的内容主要有：对郑注的引申和发挥，对郑玄无注处的解说，对郑注以及《礼记》本文旳指误、关于异代法之说、对《礼记》本文及郑玄注一些字词的音义和断句的标注等。这些方面，在承继郑注的基础上皇侃有自己的主张和判断，他也将以《礼记》为核心的经典注疏学引向更为丰富，更具有时代性特色的知识关注点上，为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对比和参照性解义与学说，体现出承上启下的经学史意义。那么，从孔颖达对皇侃解说的肯定、否定、存疑等多种的评议，我们又可以更为充分地感受皇侃《礼记》学的特点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