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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作为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继承与发展中的南学代表，与北朝的熊安生齐名，在汉唐之间的经学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提到的传承礼学的人物时说：“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此皇甫侃就是皇侃。
有关皇侃，《梁书·儒林传》中记载了他的学术生涯：皇侃，吴郡人，为三国孙吴时期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皇侃年少时就好学，师事贺蒨，精力放在专门之学，遂尽通师业，尤其长于《三礼》《孝经》《论语》诸经。成年后任兼国子助教之职起家，在国子学讲说，听者达数百人。后撰成《礼记讲疏》五十卷，上奏朝廷引得重视，受诏付秘阁。不久被召入寿光殿讲授《礼记义》，得到梁武帝的认可，而后拜为员外散骑侍郎，仍兼助教。皇侃极为孝顺，每天诵读《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后遭逢母亲丧事，便解职还乡。平西邵陵王钦佩皇侃的学问，厚礼迎之。后因感心疾，于大同十一年（545）卒，时年五十八岁。而皇侃所撰《论语义》十卷和《礼记义》一并见重于世，得到学者传览。
又《梁书·武帝本纪下》也有记载说梁武帝大同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可见，皇侃对自己的著述十分看重，也希望对朝廷官学有所影响。
时至今天，我们知道，完整的皇侃《礼记义疏》在历史上就已经失传了，而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则引述和保留了很多皇侃《礼记义疏》的文字，在数量上超过了对熊安生的引述，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所汇集。
粗略统计，《礼记正义》中称引“皇氏”有近400处，其中称“皇氏云”有200余处，称“皇氏以为”有近50处。此外，在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中，也保留有50余条皇侃对《礼记》各篇中一些字词音义的标注。从这些资料当中可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一些特点。
孔颕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评价皇侃时说：“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又针对这样的弊病，而称其“未为得也”，并且对其解说内容大加非议的地方很多。也正因为如此，孔颖达对皇侃解说内容的保留就是比较有限的了，常常以“略而不载”的方式对待，即如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郊特牲》中所说：“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又随事曲解，无所凭据，今皆略而不载。其必有所须者，皆于本经所须处各随而解之。他皆仿此。”
还有在《礼记正义·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一句后面，孔颖达说：“但嫌疑同异是非之属，在礼甚众，各举一事为证。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
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所保留的皇侃之说，在内容上是有所取舍的。
因为孔颖达《礼记正义》首先是全文保留了郑玄注，而且对其他后世注者的议论和评价也都是以郑注为标准的，那么对于皇侃解说的内容，也是在郑注的标准之下加以评判的，从而既有肯定的评价，也有否定的评价，还有不确定的判断等几个方面。在我们今天看来，则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皇侃对郑注的引申和发挥，二是皇侃解说与郑注的不同，三是在皇侃关注的问题上所体现出的礼学见解如何。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一书有专门章节对皇侃《礼记义疏》的特色及经学成就有所论述，潘斌《皇侃〈礼记〉学探论》、华喆《孔颖达〈礼记正义〉取舍皇侃疏研究》等文对其礼学特点也有探讨和概括性总结，都是值得参考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