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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代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在记述汉魏郑玄、王肃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包括《礼记》学在内的礼学注疏史的发展演进时，曾经指出：“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玚、庾蔚之、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
这其中，在列举了诸多的南北礼学人物之后，最终落在南方的皇侃和北方的熊安生二家。这一说法或成定论，直到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中也据此而言称：“《礼记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学，皇侃南学。”
究其原因，或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熊、皇两家确实各承学脉，并集之大成，从而有突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二人所处时代历经朝代更替频仍，相关著述流传不易，惟其大宗得受重视，也成就了其学的传承。
另外，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还指出熊安生和皇侃的《礼记》学与郑学的联系及不同，使我们看到极为推崇郑玄而又距离熊氏、皇氏所处时代最近的唐代官方经学发言人的评论。孔颖达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可见，孔颖达对熊安生的解说是颇有批评的。对于皇侃，孔颖达则是有褒有贬，如他所说：“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合而论之，“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那么在比较熊、皇二人学说的优劣时，孔颖达又说：“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这可以说是唐代官方经学的立场。
由上而言，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皇侃和北方熊安生，成为注疏《礼记》和传承礼学的硕果仅存的人物，以至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不仅是在皇、熊二家传本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或以为依据，或以为补充，并且更在注疏的文字当中保留了很多皇侃、熊安生解说《礼记》的文字，清人马国瀚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将这些文字辑出，以成皇侃《礼记义疏》四卷和熊安生《礼记义疏》四卷，这些资料就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认识南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礼记义疏学的面貌和学术特点。
就熊安生一系的礼学渊源而论，《北史·儒林传》中有所记载说，“汉世郑康成并为众经注解”，“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大行于河北”，“自魏末大儒徐遵明兼通之”，“三礼并出徐遵明之门”，之后“徐传业于……熊安生，生又传……，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并且，“熊安生……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然而就经学风貌而言，“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礼则同遵于郑氏”。
就其学问生涯来说，《周书》卷四十五《熊安生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今属河北省）人。其年少时好学，励精不倦。于经学有所师承，初从陈达受《春秋》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并通大义。而后事徐遵明，服膺历年。东魏天平年间（534—537），受礼于李宝鼎。遂至博通五经。然而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达千余人。包括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对于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北齐河清年间（562—564），熊安生受到阳休之的推荐，特奏为北齐的国子博士。北周朝廷实行《周礼》制度，由于熊安生长于《周礼》，“能咸究其根本”，因而深受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重视在灭亡北方后，亲访其宅，待以厚礼，而后被安车驷马地请入北周朝廷，并受命参议五礼。宣政元年（578），拜为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其时年已八十余岁。不久致仕，卒于家。熊安生号为北学儒宗，在当时受其业而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其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并行于世。这些著述后世散佚失传，只有片段文句留在后世经学注疏的引述当中。若加以考察的话，虽不能见其学术之全貌，但也或多或少能够从局部看整体地来把握其学说的一些风貌与特点。
再就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所保留的熊氏《礼记义疏》的文字而言，以“熊氏”而称引熊安生之说的有310余处，其中称“熊氏云”的有187处，“熊氏又云”有6处，称“熊氏以为”的有39处。又熊安生作为北方大儒，在《礼记义疏》中，既有承袭晋人庾蔚之说的地方，也多有与南方大儒皇侃《礼记义疏》中的解义不谋而合之说。这就是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所谓“皇氏、熊氏并取以为说”“熊氏、皇氏等以为”和“熊氏、皇氏皆以此……”一类的表述。粗略统计，孔颖达《礼记正义》以“皇氏、熊氏”并称的有7处，以“熊氏、皇氏”并称的有13处，体现出对两者之说的关注。
通过具体的考察可知，在熊安生解说《礼记》的文字当中，既有对东汉郑玄的《礼记注》以及《仪礼注》、《周礼注》的引述，也包括对三礼和其他经典以及纬书的称引，从中体现出熊安生对郑学及其样式的继承；同时，也有熊安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做解说的地方；再有就是对魏晋学者，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南学儒宗皇侃等人的观点，即相同或不同的解说的采纳与否，还有一些解说涉及熊安生的思想观念性质的内容，这些方面也就形成了熊氏《礼记》义疏学的基本特点。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一书有专门章节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特色及经学成就有所论述，张帅《北朝儒宗熊安生治礼探析》一文对其礼学特点也有探讨和概括性总结，都是值得参考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