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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作并与劳动相结合的民歌。因此，号子，又称“劳动号子”，是一种直接伴随着劳动歌唱的民间歌曲。在紧张劳作，沉重体力负荷，赋予劳动号子的歌唱有吆喝、呐喊的特点，因此，民间习惯称它为“吆号子”“喊号子”“哨子”等。 [7]
人类的劳动创造世界并产生人类文明，劳动号子是在人类的劳动中孕育而产生的。“号子是民歌中，也是整个人类文化中产生最早、历史最久的艺术品种之一。” [8] 最早文字记载劳动号子得追溯到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其中《弹歌》所写“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各方面的是句短调促、节奏明快和凝重有力，这个是我们所讲劳动号子的雏形。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道应训》书中曾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yé hǔ），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个“邪许”就是在“举重”必唱“劝力之歌”。这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劳动号子。鲁迅在《门外文谈》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个‘杭育杭育派’的作品，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最早的文学，也是最早的音乐形式——号子。” [9] 劳动时的“邪许”和“杭育”都是人们在进行集体劳作时为了步伐一致、减轻劳累、齐心协力地发出带有节奏性，简单强有力的呼声，这种简单且高亢的“呼声”就是劳动号子的萌芽或雏形。这表明劳动号子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这里面从开始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到劳动时有人发出“杭育杭育”，这自然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过程；从自然劳动中发出声音到成为一种有规律的艺术表达，这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
陕南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劳动号子，是为了配合有节律的肢体动作而唱的歌。号子与劳动关系十分紧密，劳动创造了和形成了劳动号子，但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产生劳动号子，劳动者人数多少、负荷的大小、劳动节奏性等是产生号子的可能条件，成为集体劳作时的一部分。由于掌握号子的文献资料较少，关于号子的发展过程只能概述其发展的一般规律。
1.劳动分工与劳动号子适应发展
劳动号子是在劳中产生而发展的，随着劳动种类和劳动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劳动号子的应用也多样化。随着劳动分工和劳动经验的积累，在打夯中有打夯的号子、背东西有背二歌号子、汉江上有船工号子等类型，使劳动与劳动号子相匹配并形成相应的歌唱习惯。
2.社会文明和劳动者思想促进了劳动号子发展
人类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劳动者思想情感在社会文明促使下发展变化，这对于劳动号子艺术表现有了更高的要求，劳动号子更加贴近劳动者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活动和集体劳作的形成，对于劳动号子在音乐方面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运用劳动号子来提高劳动效率和创作的经验越来越成熟，对于如何使劳动号子更有艺术性、鼓舞性和地方特色也越来越有经验，人们本来就具有追求完美的性格，因此对于劳动编排、调式处理等也越来越具有艺术性。
劳动人民在从事重体力进行集体劳作时，往往就会通过号子来加强组织协调、步伐一致、激励干劲。后来，就有专人对号子的音乐进行专门研究，如何把人们的情感表达得更完整，如何唱才会更好听，如何通过唱劳动号子提高劳动效率，这使得劳动号子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按广义的劳动号子分类有“船渔号子”“搬运号子”“作坊号子”“农事号子”“工程号子”等。根据生产方式和劳动场景，陕南劳动号子主要有《抬石头号子》《打夯号子》《船工号子》《抬丧号子》等。劳动号子有实现性和表现性，一般劳动强度大对实用性要求高；劳动强度小对表现性要求较高。因此，在唱词内容上，劳动强度较大而协作性较强劳动号子的唱词简短有力，通常由一些感叹性的词语和指挥号令所组成。因此有人说，“有什么样的集体劳动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劳动号子”。
陕南地处山区，沟壑众多，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较为艰苦，比如人们在修堤垒坝、开山筑路、修建房屋等工程施工时为了配合体力劳动就会唱“号子”，此类号子实用性较强，它具有组织、指挥、协调劳动的功效。它的歌唱多采用“一领众和”的方式。
1.抬石头号子
从作品的曲式结构来看，本曲为四句式的单乐段曲体结构，全曲共9小节，采用了abcd四句式结构，a句尾领唱2小节，b句为众人齐唱2小节，是对a句的呼应和承接。c句又为领唱2小节，d句是众人齐唱3小节，以平稳地齐唱导入全曲的总结。整体来看，这段abcd四句之间呈现你呼我应，对应平衡的关系。
从作品节奏、速度上看，本曲采用的是中速稍慢的2/4拍，节奏感强，强弱交替均匀，有较强的推动感，节奏进行多采用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更好表现了劳动号子的音乐特点。
从作品的调式、调性上分析，本曲为E调，采用了五声调式中的徵调式，旋律调式整体统一，多采用二、三度级进为主，整体呈现波浪状形态。
2.打夯号子
“夯”是：“砸实地基或打桩子时用的工具或机械，有木夯、石夯、铁夯和蛤蟆夯等”，现在大部分是用机器，在一些偏远的村庄还会见到人力打夯。通常是比较重且均匀的木头、石头或铁块，也有专门打造的圆柱形石块，周围系上长短一样的绳子。为了保证打夯时的方向性，一般要求4个人或8个人才可以操作，其中有1人担任打夯的组织者、指挥者也是领唱者，同时还担任调整夯的落地位置，其他的人用力的同时还要用“呀呼咿呀呼嗨”等回应。他们随着节奏一边打夯一边唱的“号子”就称为“打夯号子”，运用“打夯号子”来调节打夯者的呼吸及动作，使打夯的人同时达到一致性。唱“打夯号子”的人领唱者，事先没有固定的唱词，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打夯场景，现场进行的即兴创编，往往是看到什么、想起什么就唱什么，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陕南有汉江、嘉陵江横亘其中，是陕川、陕鄂之间主要的航运水道，水情复杂，有时水流平缓，有时浪急滩险，行船艰难。船工号子是船工生命的呐喊。船工号子类型多样，大体可分为上滩（水）号子和下滩（水）号子以及平滩（水）号子。
1.上滩号子
《上滩号子》多在激流险滩中演唱，节奏鲜明，曲调短促有力，气氛紧张；多为一领众和，大部分歌词是呼喊之声，因此曲调上形成了很多的滑音与装饰音，结构比一般号子要复杂些，曲调音域较窄，音型大多活动在四、五度之间。（见谱2-3）
2.下滩号子
《下滩号子》声调简短有力、响亮而短促，一般都是齐唱，无歌词，多为哟嗬，嗨咗……之声。上水部分还有《拉纤号子》《唤风号子》《扯帆号子》等；此外平水号子中《摇橹号子》则音乐旋律性较强，曲调平稳且音型变化稍大。在船工号子中除《上滩号子》等惊险、紧张的呼喊外，其他号子有时领唱者也即兴编创歌词，借以调剂精神，消除疲劳（见谱2-4）。
3.平滩号子
过了险滩，船工们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荡桨的速度，这时情绪也缓和下来。一般在水流平缓的地方行船，劳动强度不大，号子的节奏较缓慢，音乐性较强。当船队过码头集镇时，为了引起岸上的人们注意，领号人转而吆喝起音调比较悠长、嘹亮花哨这时劳动情绪缓和了，号子的节奏，速度也随之变慢，音乐性增强，悠扬悦耳，气势豪迈，船工们的情绪和精神也从中得到了调剂如果这时船需靠岸，领号人便喊出《弯船号子》，让船工们准备靠岸。此时的号子则让人心情放松，如释重负。船只经过江河边的集镇水畔，号子歌声则响亮花哨，令人赏心，有一种胜利归来的快慰（见谱2-5）。
抬送灵柩的途中唱的号子。鼓吹的乐队在前面敲锣打鼓，吹唢呐。唱号子的人随时用歌唱方式提示路况，调动合力。唱词有五字句、七字句或在此基础上的略有变化的长短句。歌词中间插有很多“哟嗬”“呵嗬喂”“来呀嘿”之类的虚词。曲调平稳深沉，以五声音阶的级进，节奏简单，速度多为中速稍缓，配合抬丧劳工的步伐，协调一致（见谱2-6）。
多种合力劳动中都可以使用的号子。内容不是唱某一劳动事项，而是唱情唱意。演唱比较风趣幽默，节奏鲜明，形式规整既可以协调劳动动作，又可以让大家开心快活，消累解乏。此外还有打油号子、放排号子、抡锤号子、背佬二歌、报路歌等多种劳动号子，各自反映了劳动生活的某个侧面。比如《人家的丈夫像书生》（见谱2-7）。
通过上述的四种陕南民歌中的“号子”，可以看出反映了陕南人民集体生产劳动中真实反映。虽然不同的劳作会有不同的劳动号子，也有不同的具性特点，但都有节奏铿锵有力，结构简单鲜明的共同特征。
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歌唱形式，常见有的独唱、对唱、重唱、齐唱以及领、和相结合等，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是领、和结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领众和”。在劳动中为了强调统一节奏、统一动作，必须有一个人进行指挥，通常指挥者也是领唱者。在陕南打夯中领唱时不打夯，众人合唱时打夯。领唱者的声部（“领部”）和唱者的声部（“和部”）两者不仅在实用性、演唱形式上有区别，而且在表现和旋律上也有显著的区别。
号子的领部唱词常常是主要陈述部分较长，其音乐表现的灵活、自由和多变，曲调和唱词是即时变化，旋律常是上扬，声音高亢有力，带有呼唤和号召的性质；号子的和部唱词大多是衬词或者重复歌词，如“哟”“哎”“呀”“嗨”等较短，其音乐表现比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强，常常是同一种节奏或乐汇的重复响应。在紧张劳动或关键时刻，领部和和部都会十分短促有力。
正是由于有明显区别的音乐特点、表现形式相互的音乐组成了多样的劳动号子，在劳动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也丰富了号子的音乐表达。大多数情况下是领部唱词结束，和部才接着唱，但也有时和部在领部结束之前进入，使领部和和部的重叠显示刚劲有力。劳动号子虽然没有高难度的歌唱，但大多数在劳动中表现沉稳、坚定、刚健等劳动特点，通过音调变化带动劳动者的情绪，在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有很强的实用性。
劳动号子最初的“杭育杭育”发展到简单和有节奏的呐喊，再发展到歌词不断丰富和歌唱形式多样，鼓舞了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力量和乐观精神及战胜困难的决心、勇气。劳动号子表达式直接、不含蓄，特别是号子的节奏和节拍的律动性，特别是律动的呐喊让情绪自然表达，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也恰是人们在集体劳作时需要鼓励和宣泄的。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创造的，自然是与劳动的强度密切相关，劳动号子的旋律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简朴单纯。在一些负荷较重且简单重复的集体劳动时，在劳作形式的制约下显得号子的音乐简洁重复，有的长而舒展和短而促轻相对应，时常以四度、五度级进，乐句结束大多在低音区。陕南劳动号子的曲式结构短小，结构规整，简单重复，大多以分节歌的形式出现，大多数乐段独立性相对较弱且没有收束感，结构功能不大清楚，这是劳动本身时间来要求的，这样是便于随时与劳动频率一致，随劳动结束而结束。有些劳动号子的律动和节拍是不一致的，断划的标志也不相同。
陕南劳动号子的歌词大多是不固定的，由领唱者随着环境和劳动的强度等即兴创作的，它往往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没有约束性的规定。领唱者大多具有丰富经验，歌词可以随手拈来，情感感染性随着歌唱而自然渲染。
劳动号子对于人民生活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意义。实用性意义是指劳动号子对生产劳动产生某种实际使用的（技术性的）价值。表现性意义是指号子对劳动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因为，一方面，号子在劳动生产中有组织、指挥、统一、协调劳动者步调一致性的实际意义，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性，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号子的呐喊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情绪，减轻其心理压力，释放劳动压抑，宣泄内心情感，较好地促进劳动者之间的相互照应，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同时享受着劳动号子带给大家的身心愉悦，表达内心和气息的舒畅，因此具有表达思想感悟、抒情审美和艺术效果。
劳动号子在劳动中产生，代替了施发的劳动号令，号子是“美化（艺术化）了的号令，又是号令化了的艺术” [10] 。它通过声音将简单重复、单调枯燥、乏味的劳作美化其中，在歌唱艺术中使人沉浸劳动之中，克服人类无人监督的惰性和毅力。陕南民歌中的劳动号子是陕南人民劳动的结晶，秦巴山区的粗犷和豪放，巴楚的坚毅和乐观，展现陕南人民在劳动中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纯朴善良的优秀品质。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和全球一体化使生产方式发生急剧变化，过去密集型的劳作如打夯、筑路、抬石头和船工等已慢慢被机械所代替，因此劳动号子也就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社会基础。劳动号子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在陕南民歌的劳动号子体裁将会随着时代而消亡。但它“作为一个艺术品种，仍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如果说号子的产生晚于劳动，那么它的消亡，也必然是晚于它所依存的生产方式的消亡。在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仍要被专业作曲家所重视、学习和采用” [11] 。同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文化自信和建成文化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