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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民歌的历史比较悠久，据有关文献资料考证，《诗经》中的周南就是汉江流域上陕南民歌的歌词。
陕南民歌是指流行于我国陕西省秦岭以南秦巴山地区的汉族传统优秀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陕南民歌逐渐融入巴蜀文化、陇南文化、荆楚文化和秦汉文化等多种地方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陕南民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灵活多样的演唱方式，展现了当地百姓独有的文化生态。陕南民歌曲调婉转优美，歌词多用当地俚语，具有幽默含蓄、高低音结合等特色，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陕南地区民歌可追溯到《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里记载了汉水女神的故事。陕西地区的历史同样非常悠久，从历史上看陕南同巴蜀、荆楚和三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春秋时期，陕南分别属于蜀楚秦。战国时期，秦国灭掉蜀国打败楚国，把陕南大部分归秦所有。早在夏朝时期，就有了人类生活劳作的身影，称为“梁州”，据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尚书·禹贡》记载，将全国分为九州，其中现在的商洛属于当时的豫州，而汉中和安康属于当时的梁州。《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楚分也……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俗同。”《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在今天商洛的丹凤县武关有秦楚分界遗址，武关边至今尚存约300多米的“秦楚分界墙”。清代诗人狄敬在《商州》诗中写道：“武关扼楚咽，峣篑当秦喉。”清代诗人王肇基在《过武关》诗中也写道：“山势划开秦楚界，水声流尽汉唐人。” [27]
人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不同类型的民居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移民造就了陕南文化的多元性、融合性。战国时期，秦国灭掉巴国，后秦楚对陕南反复争夺，秦灭楚后陕南为秦地，经历战乱陕南聚落及人口骤减，关中流民大量进入陕南，即“移秦民万家”到陕南定居，因此今商洛、安康、洋县、褒城一部分地区仍保留着秦腔音韵。 [28] 在汉代时商洛就有移民，之后，商洛历史上还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设立移民局，负责组织向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移民，这部分移民自称“山西大槐树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海命令，实行南民北移，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移民来商定居。南北人民在商洛融洽相处，南方移民成为“下湖人”，北方移民和原土著人称为“本地人”。在商洛形成以汉族为主，还有回、蒙古、壮、满、朝鲜、哈尼等多个民族的局面。
三国时期诸葛亮从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南）迁百姓千余家到汉中，“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据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与汉中，补街亭所丧”。后根据《陕西通史·民族卷》记载，表明诸葛亮迁陇西千余家中，多为羌民。宁强一带，羌民与当地民族的又一次融合。
据《三省边防备览·策略》载，川陕境大巴山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白河县，“境内四面届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 [29] 。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 [30] 。时过境迁，今天的安康因移民而居的人口不在少数，如湖南长沙、湘潭移民大多居住于安康的汉阴、石泉以及汉滨的西北部的沈坝、双溪和铁路坝，语音上还保留个别湘语外，亲属称谓中的“满崽子、伢子”皆来自湘语；江西赣北地区和徽州地区的移民大多集中于汉滨西部的牛蹄乡、石泉东北部的迎丰镇以及紫阳东北部的汉王城一带，其地方方言与现在的赣语依然类似。汉阴县南山吴氏，是湖南长沙一支庞大的移民家族，其家谱《渤海堂星沙善邑吴氏族谱》长达22卷，有半公尺之高。白河县卡子乡的黄庭坚后裔，是江西举族迁陕的移民，猴子河口的黄氏旧祠中尚有《黄氏祠堂碑》。
移民带来原居住地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并通过和当地居民的交流影响和创造着陕南的文化形象，通过移民的活动改变着陕南的文化表达，融合着多元且丰富的文化艺术。在地方文艺方面，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紫阳民歌，这是紫阳区域形象最重要的文化表达；汉水流域独特的民间曲调和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有广泛的流传，移民大量兴建的会馆更是清代商业贸易和移民活动最重要的文化象征，移民逐渐融入陕南社会，其活动成为本地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汉水流域流传的老庄思想影响着陕南人的思维方式，因较好的自然环境留有白居易等人著名的诗歌作品，汉阴更有抱瓮丈人的历史典故、唐代南禅宗祖师怀让、北宋名臣范仲淹后代、近代著名学者家族——“三沈”等，故移民潮流融合并创新着陕南的地域文化。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对民歌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时，王禹偁在《畲田词》《赋得腊雪连春雪》两首诗词中分别记载了当时商洛古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这种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岔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田歌”也因此被认为是商洛花鼓戏的早期萌芽。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始于湖南，上传湖北，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进而传入关中。而据丹凤、商县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则是由汉代秦陇马上鼓吹乐衍变而来，原为军事操练和出征仪仗所用。范成大《桂海虞衙志》载，诸葛亮军中就置有吹乐队，以锣鼓悬系腰间，手指击之，口唱歌词，迷溃敌人。《敦煌拾零》《隋唐演义》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隋末瓦岗寨三十六兄弟，曾以“打花鼓”作掩护，计入敌营，救回了秦琼，故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清光绪三年（1877），湖北郧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流，靠“化谷物”维持生计，人们称其所唱之调为“化谷调”，以后逐渐衍称“花鼓调”，“化谷调”传至商洛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胡小调，最终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并有动听、朴实之风格的商洛花鼓。 [31]
陕南三地因相对差异的环境，总体来看，巴蜀文化和秦楚文化都深刻影响着陕南人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表达。陕南受蜀汉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陕南民歌在演唱风格上，少用假声，多用高腔和平腔；在演唱方法上，还多用上下滑音及小颤音相结合的演唱技巧，情趣盎然，幽默达观，曲调委婉舒展，多有蜀楚之风。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区文化以多元交错、综合融汇而成的复杂整体。这里仅依声腔变化、旋法走势及音阶律学等音乐特征来分，陕南民歌从汉中到安康、商洛可以分为：
第一，西部的巴蜀风格。以宁强、南郑、西乡县为代表。此色彩区居民原住民较多，杂以川蜀移民，其中尤以羌、氏、巴、蛮各族久处于汉水南北之山川丘壑间，习以采集、渔猎、养殖、放牧为生、衣食俭朴，不尚积蓄，重生轻死，丧葬简陋，崇巫信鬼，蔑视医药、崇草敬木，尊山祀水，虽然早被汉化，可是犹留自然崇拜之残迹。洋县东部官沟间，巨型石质两性生殖器形与视草木津液为神灵等种传说与祭祀形式，即属其证；由于长期归川蜀管辖，宁强、南郑、西乡至今言含蜀韵；故民歌保留有明显的巴蜀色彩风韵，高腔居多，调式以商羽调式为主，徵调式为辅，旋法以随处可见的回旋音装饰为其重要特征。“羌”是中原汉人对中国西部古老牧羊部族的泛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羌，西戎牧羊人也。”陕南宁强一带曾是氐羌族群的重要居住、活动地，氐羌文化遗存遗风在这一带至今依然清晰可辨。今天那里日常饮食中的“金裹银”“银裹金”“面鱼鱼”等这些生活习俗，或是氐羌孑遗，或是受氐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地域性饮食文化。
第二，中部与楚蜀风格。以镇巴、紫阳、白河、平利县为代表。宋元明清时南北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灾荒战乱中，川原地区不足十之二三，遂于清代初后期两次移民填汉，有从鄂、湘、徽、赣、粤等地入大批农户，时被称作“棚民”或“下五省人”，浸润改变着陕南风情。是故紫阳，白河等山麓丘陵，则多混合有“湖广”诸省的“下江”风尚。与之相应的各地民众日常生活中，早晚遵从的风土习惯，逐渐融合为独具当地特色的民歌，除此，明清时期，由南方楚蜀之地北上传入安康平利的弦子戏也十分流行。因此，此色彩区的民歌以四声或五声徵调式较多，依次是：羽、商。其调式的交替也是“羽—微”；唱腔中多有浓郁的“古楚音”，即外地人很难学会的微#do、微#re、微#sol等中立音。
第三，东部秦楚风格。以商南、镇安县为代表。乾隆三十八年后，除了关中、蜀豫就近迁入，占据城郊者外，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及两广移民相继流入商洛，至今的城固、洋县农户，习近周至、户县；商州、安康，风近同州、华县；褒城留坝，音俏宝鸡、眉县；并将他们的民间歌曲与商洛本土的民歌融合。另外，由南北上传入安康的旬阳、商洛的洛南、丹凤等地的花鼓戏，以及流行于安康的旬阳等地的越调戏等均深受南楚文化影响。由北方三秦之地南下传入的，有流行于汉中、商洛、安康各县的曲子戏和道情戏，均有陕南曲子和陕南道情之称。因此，此色彩区的民歌中既有秦戏曲音乐的影响，又有楚地高腔音乐的风格；如商洛的花鼓调多用关中戏曲特征的七声燕乐音阶，秦味甚浓；而商南、山阳等地的民歌多有羽调式的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