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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些论述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石。然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社会人口老龄化却是难以回避的现实与挑战。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将达到“深度老龄化”的状态；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给新时代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带来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体育理当充分发挥“老龄化社会构建国民健康基础、缓解医疗支出压力的重要调节器”价值。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要求做了战略性部署，要求“突出解决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老年人通过体育健康促进不仅可以降低个体医疗开支，减轻家庭赡养的负担，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目标，还能够缓解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2017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将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求通过“加强老年人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以及“加强老年体育健身”来健全健康支持体系。
这一国家层面的规划将“体育健身”与“健康促进”系统纳入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中，使两者的结合更加紧密。由此，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价值和效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得以确认。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和国家层面的相关顶层设计为本书确立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研究主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本身的发展特性及其有关的内外部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也对本书研究问题的提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卫生条件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体现。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突出表现为老年人健康问题凸显，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家庭赡养功能弱化；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劳动力资源相对萎缩等。体育在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应对中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与民生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研究不断检验证实，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与慢性疾病之间存在着线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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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律的身体活动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肥胖症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而且对于慢性疾病症状的控制和改善、降低死亡率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而言，身体活动具有显性的经济性收益。
伴随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各组织结构和器官功能都明显退化，慢性疾病已成为老年人群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体育健身活动作为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防治慢性疾病的核心手段，理当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与作用。此外，西方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先于我国，在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体育在其中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与作用。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早，在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美国老年法》即明确提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使其经常参加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保持身心健康”。随着体育活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效用不断得到科学验证和社会认同，2001年，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运动医学学会等六个组织联合发布了《国家蓝图：促进老年人身体活动计划》，这是“美国第一份专门针对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促进健康的综合性规划”。
而在2010年发布的《健康公民2020计划》中，美国国民的健康体系涉及28个关键领域，共467个健康指标，其中“医疗保障”和“体育健身”是权重最高的两项指标，构筑了国民健康的两大支柱。体育健身与传统的医疗保障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天然的经济性。
“体育是老龄化社会构建国民健康基础、缓解医疗支出压力的重要调节器”，这种调节器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体育锻炼的独特优势，积极防治和改善老年人群的慢性疾病，促进健康；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抑制医疗支出规模的攀升，缓解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日趋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也不断提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较之发达国家更为严峻。新时代背景下，更应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从传统的“事后医治”向“事前预防”转移，社会保障模式也应逐步从传统的医疗保障为主向医疗与体育并重的保障模式转变，这就需要充分重视体育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上的价值与作用，创新发展多元化的健康养老模式，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许多老年人从鸡犬相闻、熙熙攘攘的村落、四合院来到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情感交流的淡漠也带来了老年人群心理上的孤独感和压抑感。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家庭成员数量普遍减少，看似三世、四世同堂，实际上“空巢老人”却不在少数，子女在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缺失，自然会带给老人们孤独感与失落感。加之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社会角色骤然失去，人际的交往也随之减少，这对当代我国长期习惯于组织化生活的老年人而言，就等同于失去了“组织认同”。若这些情感落差和心理问题不断持续而得不到解决，将会危及老年人群的健康。
体育健身活动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内部效用看，运动所产生的多巴胺等内分泌物质可以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帮助老年人缓解消极的情绪状态，提高生活质量；从外部效用看，体育活动可以为老年人拓展生活空间，创设新的交际平台，从而促进社会交往的增加，使不良的心理情绪和压力在不断提升的交流与互动中得到释放。同时，老年人地缘和趣缘等社会关系纽带也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空巢”而导致的“家庭缺位”及因退休而带来的“角色缺失”。当然，体育活动还有着较强的游戏性和娱乐性，许多传统的体育活动项目并不需要专业的运动技能，对机体的体能要求也不高，自娱自乐和游戏消遣的活动形式能够满足老年人的身心需求，并使其在活动中得到愉悦的情感释放。
老年人群除拥有共性的生理性特征之外，还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印迹。这些老人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群居生活中走来，在集体化的氛围中成长，其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为集体主义行为所建构，即使人至老年，仍表现为对群体生活的美好憧憬和热情参与。然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老年人失去了群居环境，不得不面对一个“孤独的个体化时代”。在此背景下，类似广场舞这样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形式受到了我国老年人的热衷与欢迎，既满足了生理层面的健身需求，又唤起了他们的回忆，让他们找到了共鸣，通过酣畅淋漓的身心体验填补了生活的单调与乏味。
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提出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概念。特别是积极老龄化实现了从“以健康需求为基础到以健康权利为基础”的转变，它强调健康是老年人的权利，倡导老年人主动融入社会，在心理、精神和社会参与等方面都保持健康的状态，不断参与社会事务，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框架中，“健康”“保障”“参与”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模式，老年人的健康是目标和基础，社会保障是老年人维持健康、回报社会的必要前提，社会参与是塑造健康的充分条件。在老龄化社会中，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看，“老有所养”是满足老年人生理层面的需求；“老有所乐”是满足老年人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而“老有所为”则是为了满足老年人最高层次的需求，即“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老年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在健康的保障下，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人力资本理论看，健康资本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体育健身活动是健康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体育健身的投资贯穿于人的生命全周期中，其收益时间最长、投资回报最高。在老龄阶段，继续坚持体育健身活动是对个体健康的投资，同时也是对社会生产活动中人力资本的投资。
“体育是继续保持老年人工作能力、发挥其余热的保障行为。”
通过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群身心健康的干预，在保障生理层面健康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其生产性，为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动力，同时，老年人以志愿者或指导者的身份参与体育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因职业角色丧失而带来的失落和不适。在西方国家，老年人在体育领域的“再就业”非常普遍，如荷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志愿者工作参与率，并且没有受到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正是老年人群极高的参与率。为进一步促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社会参与，荷兰政府还在体育领域开展了运动培训，激发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从而促进个体健康。美国的多功能老年中心（Senior Centers）是美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聚会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老年人志愿在其中担任体育指导和服务的工作。德国的民间运动俱乐部鼓励老年人体育义工的参与等。
当下我国所提倡的“老有所为”与西方语境下的“积极老龄化”概念类似。老年人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极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积极贡献者”，不应再被视为社会的负担，国家、政府和社会应当保证、赋予老年人健康获得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通过体育将老年人融入其中，鼓励“老有所为”，并使其获得满足感、提升成就感，进而实现自身价值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我们迈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正如多纳休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动荡的时代（turbulent times）。毫无疑问，它总是如此，但21世纪的压力与动荡更胜以往。” [2] 夹杂在这样变革与动荡时代中而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伴随老龄化社会在我国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需要各个系统和领域及时回应，做出有效的应对。当前，关于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应对往往立足医疗护理和养老保障事务，关注的是社会承载能力建设，而忽视了老年人健康体魄对自身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功用。出于维系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目的，推进积极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恰恰是体育系统应该能够承担的基本职责。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体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体育的价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力争大赛夺金、奥运争光，向关注国民身心健康、满足大众休闲娱乐、发挥经济新增长点的方向转变。因此，上述两者在当下的碰撞与结合，意味着体育系统在应对社会人口老龄化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现阶段，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由于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场地资源匮乏而带来的公共秩序问题；由于老年人体育服务、产品供给不足所带来的公共服务问题，等等。这就要求从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实践层面进行改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革与发展。
其次，从内部适应来看。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发展需要满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自身体系的构建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内部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已然形成，但内部各方主体的关系还未理顺，并没有实现从“多元混治”向“多元共治”的转变。这就使得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实践发展很难达到预设的效果，难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优化提升，是其外部环境与内部适应的双重需求。而面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以“规则”著称的政府体制，还是以“效率”见长的市场机制，抑或以“志愿”闻名的社会机制，都无法单独完成有效治理。同时，随着政府内部机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逐渐被打破，各方主体之间的合作成为解决社会事务的常态，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作为一种复杂公共事务治理的范式成为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优化提升的必然选择。
从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研究内容体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部分。其中实证研究以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方向的运动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微观干预为主，该类研究通过对运动与健康的量效关系进行实验设计或流行病学调查，针对相关关系或因果联系展开探索；而理论研究则更加侧重于社会学层面对于现象的剖析和问题的思辨。任何现实社会的重大变革都会在理论世界有所映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中，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迁、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非理性因素的干扰”都是不确定性的来源，
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实践活动同样需要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
因此，从基础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诠释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协同治理意蕴，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和思路；从功能性研究的角度来看，怎样结合协同治理的运作逻辑，最大程度发挥其解决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中所存在的公共问题的功效；从经验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内外不同理论话语体系中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协同治理的概念解读和分析框架是否存在差异，实践举措是否存在共性和可供借鉴的地方；从对策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是否具备了协同治理的环境和条件，如何才能促成协同治理的成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理论研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