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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及与之对应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整体上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吕越等，2017）。加入WTO后，中国既奉行进口替代策略，又奉行出口导向策略，通过积极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大规模承担其中相对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受益者，又是支撑促进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持续扩张的重要参与者，成为助推全球化发展和全球贸易增长的积极力量。直至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良性发展进程的惯性提出了威胁与挑战。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是，中国企业日渐逼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设定的技术进步极限水平。于是，美国决意从战略上阻断中国企业借助外向性资源向新技术和复杂技术领域升级的发展路径，将中国企业封锁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借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加快推行对中国的“脱钩”策略，以高技术领域和保障供应安全要求强烈的领域为突破口，以各种政策手段来干预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以期全面降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展望中国及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全球化转向成功，大国博弈与冲突带来的裂痕得到修复，中国企业因为能够给全球价值链提供不可或缺的经济利益增量而顺利规避了政治上的“脱钩”与“断链”的制度压力，最终实现了向前沿技术领域的攀升与赶超。实现这种可能性，关键是大力促进发展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企业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进而增进彼此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认同。如果这种可能性付诸现实，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针对中国市场与生产资源实施集成编排战略。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全球化转向过程中，大国博弈与冲突导致了两个平行体系（张宇燕，2020）或者是多极平行体系，分别为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发展动力。苏楠（2020）指出，数字技术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联性，加剧了技术竞争，使此领域的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割裂正在发生，各国加强数字行业监管引导技术发展方式，这将最终使美国、中国和欧洲形成三张“分裂网”。在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等领域，也有类似的问题。为此，各国可以构建两个或多个技术经济系统，分别对接不同制度规则约束下的各个平行体系。各平行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维持两极或多极的平行体系稳定运行，关键是主导平行体系的各个大国，有能力维持彼此平行的发展优势，达成长期均势；否则，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在多个平行体系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将看到，大多数跨国公司推行组合迁移战略，保持在不同的平行体系之间移动与滑行的灵活度。第三种可能性是全球化转向受挫，中国企业被排挤到有限的区域布局空间里，或者是被压制在有限的产业技术领域里孤立发展。在这种状态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被迫实施聚焦收缩战略和选择退出中国市场——这种带着“去中国化”烙印的“全球价值链”，注定是残缺的和非全球化的，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
在中国情境下，每个跨国公司都需要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独立的战略决策，为有效应对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做出相应的战略安排。从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战略动向的分化。一方面，像苹果、三星、台积电等跨国公司在主动地或被动地响应制度因素的不利变化，实施组合迁移战略或聚焦收缩战略。另一方面，像埃克森美孚、法国电力、特斯拉、马士基、丰田等跨国公司则在坚持自己的战略主导逻辑，实施集成编排战略，积极化解全球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大力发掘面向未来的增长潜力。
有些跨国公司实施战略调整，加大了向亚洲范围内其他国家布局的力度。近两三年，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推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加快了一些跨国公司向其转移生产能力的进程。像苹果这样的在价值链上有较强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实施自身的布局调整时，会敦促其供应商将生产一并转移。2019年，苹果公司减少了在中国30%的非流动资产（non-current assets），还要求其制造业合作伙伴鸿海等对供应链的多元化选择进行评估，以减少过度集中生产的风险。苹果还希望较小的制造商，如AirPods组装商Luxshare发挥更大作用，以减少对其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过度依赖。2020年，苹果公司30%最畅销的AirPods耳塞在越南生产。除前文提及的纬创的案例外，和硕（Pegatron）也加大了在印度的生产，并计划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建新工厂。
有些跨国公司在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之初，已经着手针对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可能性进行战略准备。像以台积电为代表的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在中美两国大市场和大产业体系中都有重要经济利益。台积电的工厂布局集中在台湾地区，在上海设有松江工厂，后来，在南京投资了16nm晶圆厂，2018年量产，成为其最快实现盈利的一个工厂。2020年5月，迫于美国芯片禁令升级的压力，原本不计划在美国设厂的台积电，宣布计划将在州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台积电的经营活动，明显受各方面政策影响的较大牵制。
有的跨国公司在不同业务板块做出了差异化的布局战略安排。例如，三星电子也把部分生产线搬迁到了越南和印度等地。从三星电子的整体布局情况看，近年间，公司向韩国聚焦收缩的迹象明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数量绝对减少、雇用员工数量和营业收入占比基本都在下降，唯有在韩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占比在全面上升。这一转变，既和国际市场环境变化有关，也和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转变有关。不过，在中国市场有巨大吸引力及自身竞争优势更加显著的集成电路领域，三星并没有响应美国的“脱钩”政策，其布局战略显著区别于其在移动终端的布局战略。在台积电（TSMC）有战略收缩迹象时，三星表现出来了大举增加投资的战略扩张倾向。三星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收缩性的布局战略往往是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竞争失利的伴生物。
有些跨国公司始终在坚持自己的战略主导逻辑，继续加强向需求市场布局的全球化战略。例如，埃克森美孚面临全球石油产业的激烈竞争，在美国本土市场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做出了将主营产业转向全球，通过加速全球化来扩大业务区域、降低运营成本的战略决策。自2000年开始，公司的海外地区净利润占总体净利润占比过半。埃克森美孚在16个国家拥有化工产业链，是世界上最具盈利能力的国际化工公司之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市场，在全球增长中发挥主导性作用。2020年，埃克森美孚在华投资百亿美元的惠州乙烯项目正式开工，成为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再如，特斯拉将中国作为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称中国为“特斯拉的第二故乡”。2020年第二季度，特斯拉在销量最大的本土市场美国，营业收入下滑11%至30.9亿美元，在欧洲及其他市场，营业收入下降29%至15.5亿美元，但公司第二季度营收总体仅同比小幅下降5%，这主要得益于其在中国的营业收入达到1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0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的生产和交付一度处于停工状态，但上海超级工厂全面投产，使得特斯拉第二季度在中国交付了3.17万辆汽车，约占据其全球销量的35%。
还有些跨国公司通过积极构造以自身技术为核心的开放竞争生态体系，加快数字化转型，有效克服了中美经贸摩擦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其所处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市场业务所造成的冲击，表现出卓越的战略适应性，并在努力抢占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例如，丰田公司在全球汽车产业经济下行以及多家同业跨国公司业绩明显下滑的不利环境下，保持了业绩平稳。面向未来的新技术竞争，丰田公司更是在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氢能源领域做了大量投入，并做出重大决策，无偿向业界提供所持有的关于电机、电控、系统控制等车辆电动化技术的专利使用权约23740项，其中包括燃料电池技术相关约8060项，以加快构建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在自动驾驶领域，过去五年丰田公司的投资已接近50亿美元。2019年，加入了由百度主导的“阿波罗计划”自动驾驶开发联盟。丰田公司还是当今在氢能源领域投入最大、押注最多的汽车厂商。再如，法国电力在全球战略布局调整中，一直致力于寻求最有增长潜力的区域或国家来开展业务，以求最大可能的可持续增长。在核工业领域，法国电力是中国的长期伙伴。2019年9月，中法能源领域在华最大的合作项目——台山核电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建有两台三代核电技术的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台机组的单机容量为175万千瓦，是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在欧洲经济相对低迷的情况下，法国电力在部分市场出售了海外资产，同时，也在继续为后续进入寻找转型探索的切入点。2020年，法国电力正在探索与中国企业合作，将其开源工业软件应用于中国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化市场。
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的不同战略选择，不仅是与其在现实的制度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利益取向相一致的选择，还能够折射出跨国公司有关中国情境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未来走向的理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程度，与中国市场在未来可能为跨国公司贡献的增长机会的多寡息息相关。中国市场的增长机会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区域化存量市场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数字化领域所可能释放的新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丧失了数字化领域的增长潜力，那么，中国在区域化市场中的存量增长终究是有限的。这也就是美国为何要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技术领域，频频施加阻滞中国企业发展的政策手段的缘由所在。
面对政策环境的变化，不排除有少数的跨国公司因为暂时无法绕开美国政策限制而被迫妥协和实施布局调整；也不排除有少数跨国公司乐于从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政策中获取立竿见影的利益。这些屈从于政策环境变化的跨国公司没有看到，或者说，不太愿意在战略远景中纳入中国企业在极其不利的政策环境下被激发出更多创造力与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展望未来，我们认为，那些实施聚焦收缩战略的跨国公司，将表现出全球化战略收缩或减弱的特征。至于实施组合迁移战略的跨国公司，即使它们将海外投资转向印度或其他亚洲国家，也不证明其全球化战略在整体上必然发生了收缩或减弱；只要中国市场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它们在有足够竞争力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布局力度。相比之下，那些实施集成编排战略的跨国公司愿意将中国市场看作一个充满变化可能性和活力的因素，它们更加有意愿来分担参与中国市场增长中的不确定性，更有意愿运用前沿技术手段，来发掘中国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聚合与价值增值机会的巨大潜力——这些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利益相关度相对更高，与全球化转向的系统关联性更强。以彭罗斯的企业成长观来考察，跨国公司的成长是多方面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Danchi Tan等，2020），在不同时代，都有卓越的跨国公司能够超越短时间周期的经济发展的阻碍与波动，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化的新图景。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实施集成编排战略的跨国公司，比其他跨国公司更有可能争取到企业成长的主动权，它们大有可能克服当下全球化转向给各国政治经济运行带来的种种扰动因素，引领更多的企业进入能够更好承载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国际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