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酝酿变化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化转向

（一）正在变化的全球价值链：基本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经历了从快速扩张向小幅收缩的转变过程。中国有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前，世界为柏林墙倒塌喝彩；30年后的今天，美国斥资几十亿美元修建美墨边境墙。简单的有关“墙”的事实对照揭示了如下的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偏离了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下的《世界是平的》中有关未来世界的理想愿景。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呼应，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先经历了持续快速扩张之后，开始转向小幅收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了52%的巅峰值，而后，该指标呈现出向下波动的发展态势。与20世纪90年代初40%的水平相比，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近20年时间里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在此前20年里，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比重只提高了两三个百分点。目前，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维持在稍低于全球贸易一半的水平（如图1-1所示）。

考察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可能性，需要对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从2008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中占比开始下滑，这一现象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同步发生。Constantinescu等（2015）考察了全球贸易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1986—2000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世界贸易额增长2.2%。这一时期，世界贸易额增长相对于世界生产值增长的较高弹性，是其在1970—1985年和2001—2013年弹性的两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一直保持在全球GDP增长量的1.5倍至2倍的水平。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出现了变化——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相当于全球GDP增长量；随后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低于全球GDP增长量；2017年和2018年出现了反弹；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在持续的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紧张关系下陷入停滞，并在接近年底时出现下滑，总体小幅下降0.1%。而今，全球贸易增长率比低迷的全球GDP增长率还要低，而在过去的景气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约为全球GDP增长率的两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如图1-2所示，根据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大幅下降13%—32%。其中的乐观预测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贸易的减少幅度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全球贸易减少的幅度相接近，即减少13%，退回到2015年前后的水平；悲观预测是减少32%，退回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水平。WTO对二十国集团国家贸易政策的研究表明，各国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贸易便利措施的数量，约为贸易限制措施数量的两倍，到2020年10月中旬，限制措施中的30%也趋于放松。这些政策举措有助于全球贸易在短期内的恢复。根据UNCTAD在2020年11月19日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4.3%。

（二）全球化的演进方向：三种基本观点

如何理解全球贸易增长达到阶段性峰值水平后的减速现象呢？有的研究者将这类现象称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逆全球化”（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如果将“全球化”和当代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发展对等起来，那么，有关“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论点，看起来就是能够成立的。如果将视野拓宽，将全球化看作一个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发现对全球化最新变化现象的其他解释。本书认为，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从有关它们的对比思考中，我们可以略见全球化未来演进方向的端倪。

第一种观点偏于悲观，主张全球化进入了不可逆的减速和收缩进程。这种观点将全球化看作一个周期性的过程，既有扩张进程，也有收缩进程，在扩张达到权限状态后，会有收缩接踵而来（Branko Milanovic，2003）。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当前的全球化收缩或逆全球化现象，是对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扩张进程的必然反弹。过去数十年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发生在世界政治相对和平的局面下，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顺利加入了国际生产体系，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重组生产方式，从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套利，维持了全球化的繁荣景象。随着这个进程阶段性地接近尾声，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能力达到了极限，无力再对冲来自各国制度冲突的重重压力。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发展，不仅远远超越了经济复苏的速度，也超越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范畴，从传统的对贸易的保护做法，进一步蔓延和扩展至对金融、科技、服务等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领域的保护与干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曾经为了保护国内工人的利益，通过了严格限制移民人数的约翰逊-里德法案（The Johnson-Reed Act），还通过了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而今，美国又成了推动新一轮“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自由开放经济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应对危机，美国在通过了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的同时，掀起了贸易保护风暴。以此为发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各国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措施明显增加，并纷纷采取了提高关税、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等保护性和救济性措施。从历史上看，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规模收缩最终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悲观的看法容易将人们导向悲观论调的思维。有一些研究者已经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现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形进行比照，发掘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

针对悲观论调的批评则认为，当今世界，全球贸易与资本的规模与范围与一百年前相比较的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全球经济联系，既是加剧各国发展不平衡矛盾与冲突的负面因素，但在持续性地生发矛盾的同时，也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发挥稳定器和黏合剂的积极作用。基于对全球化进程中相对积极方面的内在推动力的理解，又形成了偏于乐观的第二种观点——主张通过全球化治理变革，来应对与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重重矛盾与阶段性衰退的挑战。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正是得益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国际组织及一系列全球化治理机制的构建。每次危机的出现，总是推动新的治理形式的发展。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国际能源署得以创建。80年代兴起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是大大消解了各国对全球化治理的制度与认知障碍。这些全球化治理措施缓和了第一轮现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第二轮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形成以及国际生产网络体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各国对彼此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全球化的影响力对各国经济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凸显了现存的全球化治理机制本身在承载能力上的局限性。今天，世界各国遇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对投融资活动的限制、报复性关税等问题，实质上是现存的全球化治理机制驾驭世界复杂冲突时失败的表现。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只要对全球化治理机制进行修复与重建，全球化进程将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他们将全球化治理机制的不断改善，看作应对全球化僵局与困境的出路。只不过，在频繁涌现的全球化治理机制遭遇的挫折表现面前，乐观看法时常显得苍白无力。

除去前两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相对更加辩证，将全球化看作随工业技术革命的动态进程而不断向前演化的现象，强调我们在审视全球化的相关问题时，应该避免扩大全球化的作用与影响。历史地看，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恒定的现象，它始终和工业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在动态变化中不断向未来演化。当下，全球化进程与人类面临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挑战同频共振，而且，后者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可能远远大过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后者的作用下，全球化才能够在危机状态下不断出现新的结构性转向。20多年前的世纪交替之际，曾经发生过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全球化危机。之前，先是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东南亚国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摧残，失去了进一步融入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可能性，造成了各国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在信息技术领域遥遥领先的美国，由于投机气氛过重而遭遇了网络经济泡沫。当时，还伴生了对跨国公司的强烈抵制的思潮。直到出现了中国加入WTO这个举足轻重的新变量，此次阶段性危机才得到了有效缓解。中国加入WTO，全面改变了之前全球化主要让发达国家受益的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次对全球化进程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美国政府的强力政策干预，使得那些积淀已久的深层次矛盾，以较为缓慢的方式在近年间才陆续浮出水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作为对全球化做出主要增长贡献者的积极因素被发掘得较为充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高科技领域有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的竞争者的态势亦初具雏形。可以说，全球化在其曲折进程中不断积累矛盾，同时，也在不断积蓄和酝酿变革的力量。

（三）全球化转向的基本判断及其表现

将以上基本事实和三种有关全球化的不同观点合成起来，可以得出本书有关全球化的变化趋向的基本判断：当前的全球化收缩与逆流表象，实质是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在此之前，全球价值链经历了从20世纪末以来的快速扩张转向过去十年间小幅收缩的演变，未来，全球化转向将带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全球化有转向两个方向的迹象和表现。

第一，是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不少人将区域化看作全球化的替代物，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这样的重要经济区块，出现了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同步发展。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在加强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化特征的同时，也推动了欧洲跨国公司向欧洲之外区域的全球化扩张（John H. Dunning等，2007）。因此，区域化并不是纯粹的全球化的替代解决方案，而是很有可能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区域化代表着一种去经济霸权的多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它更能够贴合世界各国在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减缓经济竞争对不同地区人类群体的高度差异化的非经济价值意义的强烈冲击。在某些时代条件下，区域化的特征，可能比全球化的特征更加显性化；在另一些时代条件下，全球化的特征，又可能比区域化的特征更加显性化。因此，我们更愿意用“全球化转向”的提法，来概括当前国际生产体系出现局部区域化特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这种局部区域化中正在为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化酝酿新的发展动能。

技术变革、环境与制度因素的变化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从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分布结构，转向相对集中于区域性生产网络的方向。首先的一个变化是能源革命。首先，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与新能源技术的兴起，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高度依赖全球性的化石能源的配置。这对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美国可以不依赖世界上大多数的其他国家而独善其身的情况下，其奉行的“四处退群”的策略与“美国优先”的区域化或小团体策略，就不那么难理解了。其次，无人制造、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很多商品的生产方式和地点，使得一些生产活动可以低成本地向跨国公司母国收缩，或向市场终端消费者靠拢。再次，海啸、疫情等意外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也在增加冗长的、分工过细和管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成本。供应不稳定的风险，进一步促进全球采购与生产向区域化采购与生产的转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明显有助于加快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转向进程。最后，从制度因素看，越来越多的制度因素在推动区域性市场的分割。一方面，各国绿色经济政策的推行，像碳边界税（carbon border levies）以及有关生产、运输、监管和合规性问题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改变着跨国公司成本计价结构，多区域配置的生产方式在新的政策框架下，正变得越来越不经济。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它们已经在形成能够相对独立运转的区域性市场，这些市场能够容纳不同地域国家因文化习俗差异而形成的制度距离，从而在客观上降低了不同地域对全球化的整体信任水平。大国之间的贸易规则的冲突与排他性区域协定的不断增加，正在加剧这些区域性市场走向进一步的制度性割裂。

第二，是从有形化转向无形化。2016年，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数字全球化》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趋缓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正进入一个由激增的数据和信息流定义的新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低成本贸易和有利于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为跨国公司从各国要素成本差异中套利以及加大力度投资无形资产和利用数字技术应用重构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以美英为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这两个国家的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开始超过了有形资产投资。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对基于信息与知识的生产运营活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推动了无形资产投资的激增；各产业无形资产密度的稳步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更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这二者又共同促进了领先企业朝着供应链数字化和轻资产特征的方向蓬勃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7）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销售的制成品近1/3的价值源于品牌、外观设计和技术等无形资本。全球资本自由化配置加速推动了经济无形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数字化变革步伐。UNCTAD的百强跨国公司排名表明，过去十年，百强跨国公司中的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数量从2010年的4家快速增加为15家；同时，制造业绿地跨境投资项目金额在10年间下降了20%—25%，亚洲是唯一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地区，但其制造业绿地跨境投资项目金额同样出现了下降趋势。经济无形化对全球化的转向，起到间接作用和更加深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无形化的前期，它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但在经济无形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新旧经济的分化效应会将世界割裂，形成一种典型的“双刃剑”式的局面，在源源不断产生对全球化构成巨大助力的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同时，也在从技术与制度层面产生各种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无形化先是会加速全球化的扩张进程，然后，将推动全球化进程在多重矛盾冲突的状态下实现收缩与转向。

以全球化转向的思路来审视当下的国际生产体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论。首先，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存状态下，旧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能够实现的全球贸易及国际生产体系的增长潜力基本耗尽了。与旧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相匹配的全球化，已经走到了接近尾声的状态，这是当前全球化困境的基本含义，但这不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本身的终结。其次，当前的全球化困境的性质决定了，各种为解决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的治理机制的局部优化与调整不足以支撑当今世界走出全球化的新困境。这些对策措施初衷可能向好，却大有可能造成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对抗与分裂势力的意外后果。简言之，实施全球化治理的变革，不能主要依靠于对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善意，而需要有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方参与主体提出更加适应于全球化转向的新形势变化的应对举措。最后，全球化的转向之门已然开启，但究竟会转向什么样的实际状态，这仍然将取决于技术与制度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正如《世界投资报告（2020）》指出的，据其对国际生产体系与跨国公司持续30年的研究经验来看，国际生产体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先是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了停滞下滑迹象，又经过了2010年以来十年的暴风雨前的宁静。进入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生产体系构成了最大挑战，从现在起至2030年的这十年，将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的十年。

综上所述，未来十年至十五年将会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段重要时期。面对充斥不确定性和不再平坦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通过差异化的战略加以应对，这是全球化转向带给各国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在地域布局上转向区域化，还是在产业布局上转向无形化，在全球化转向给全球市场体系运行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失败的风险将趋于上升。在应对全球市场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还意味着，领先者和滞后者在适应全球化转向上的绩效差距，难免进一步扩大。 DtepxRaYkrigtcn+JeN+NAsbJJXcMKyafN48n+UnOUB18xlKMXCQqvOFE9TGw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