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和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将当今世界跨国公司比喻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笔下的“利维坦”（Leviathans）。他们指出，跨国公司不仅仅是指某一类经济实体，更指向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复杂现象。跨国公司既是全球市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成就的主要贡献者，又是触发许多尖锐实践问题的始作俑者。这两位研究者将跨国公司看作两轮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产物。
第一轮浪潮发生在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其背景是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建立了帝国霸权，从19世纪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状态。钱德勒和马兹利什所说的“跨国公司的胚胎状态”，正是在英国由盛而衰、转向从经济的全球化中寻找经济增长再平衡的机会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跨国公司，是在19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第二轮浪潮，这一轮浪潮和跨国公司兴盛的背景是美国霸权的确立。作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到50年代末，美国企业的国外资产占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已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所拥有的份额相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贡献了全球2/3至3/4的外国直接投资。直到这一时期，跨国公司的发展，还不那么引人注目。1965年，哈佛大学设立跨国公司项目，Raymond Vernon执掌该项目研究工作12年，他一直致力于告知世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政治经济力量。在随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跨国公司逐步发展到了更加成熟的状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经济实力或社会影响力上来评价，皆是如此。
第二轮现代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及跨国公司群体走向成熟的过程，又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利益格局的局部调整。西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发展，在70年代，开始对美国主导的经济霸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是欧美日公司，除个别企业外，如沙特阿美。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开始缓慢但稳步地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公司总数的比例不足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使美国的经济全球化领导者地位出现了进一步下滑。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新兴经济体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开始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第三世界和转型期经济体。今天，有超过1/3的世界500强企业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恰逢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与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时期。1993年，全球有37000家跨国公司。
到2002年，大约有63000家。根据UNCTAD（2011）的估算，2010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增加值约为1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5.6%，超过1/4。另据OECD（2018）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及其国外分支机构贡献了全球产出的33%、全球GDP的28%、全球就业的23%，以及超过50%的全球出口贸易。目前，全球有超过10万家跨国公司
，约为30年前的3倍。
在第二轮现代经济全球化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较，跨国公司不仅在经济规模与范围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其推动形成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典型特征上也表现出既有共性，又有显著的差异性。在共性方面，第二轮现代经济全球化因其生产体系跨国组织的规模之宏大与范围之宽泛，真正进入了国际生产要素资源与能力的链状化融合的新发展阶段；在差异性方面，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演化，可以用从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向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转变来概括。
20世纪70年代，Terence Hopkins和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商品链（commodity chains）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围绕最终可消费的商品而发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劳动生产的链式过程。80年代中期，波特（M. E. Porter）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提出了价值链分析方法。90年代中期，美国杜克大学格里芬（Gary Gereffi）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商品链的理论，将价值链分析引入其中。格里芬将跨国公司称为“驱动者”，一方面，它们通过组织、协调和控制国际生产供应活动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造新的高价值的活动片断，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升级。在格里芬看来，跨国公司正是凭借所掌控的嵌入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权力，加速推动了从GCC向GVC的演化趋势。
GVC与GCC有紧密的联系，二者都被用于描述国际生产体系的链状化与网络化的特征。二者的区别在于，GCC勾勒的是商品的跨国流动与链接，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生产组织方式；GVC强调的是对完整商品交易组织方式的碎片化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独立的生产要素体系的解构，使无数高度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片断在大规模精细化分工与重组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跨国链接，进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国际生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在GCC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发达国家的富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主要在本国从事生产活动，将商品行销至全球市场。GVC与GCC的根本差异是，在GVC中，跨国公司以更复杂的跨国分工形式对生产活动进行重新组织，将其他国家成本更低的生产要素及相应的生产活动纳入了自身的生产体系。这个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大规模地融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生产体系。这样，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坚韧地培育制造能力和进行缓慢但持续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又不断发展出渐趋熟练与高效的低端企业，并渐进地发展了新生的市场机会。这些生产与消费环节因素的变化，持续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那些积极参与其中的跨国公司，获得了更显著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这又促使更多跨国公司将其战略布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
作为驱动全球价值链演化与发展的主要力量，跨国公司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们的全球化生产经营活动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当跨国公司的战略方向与国际环境条件保持一致时，后者会助力跨国公司将战略付诸实践。具体而言，跨国公司组织的跨国生产关系的构建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技术和制度这两方面环境条件因素的支持与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两方面的因素，总体上有利于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断拓展和巩固互惠互利关系。一方面，是技术因素。交通、通信与能源领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显著低成本地推进国际生产体系的跨国重构。另一方面，是制度因素。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氛围对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友好。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和加入WTO，两德统一与欧盟东扩，全世界弥漫着各种对市场经济的信任与乐观情绪，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出现了主动性的削减，使得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氛围非常有利于越来越多的人口参与到全球市场经济中来。（Antras，2015）
当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国际市场环境下总是充斥着矛盾的因素。跨国公司在复杂环境条件下扮演着多种的不同角色，其战略行动会反作用于其身处其中的环境条件，对后者产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深远影响，甚至造成跨国公司自身也感觉意外的后果。从理想状态来讲，经济全球化会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帮助减少贫困，让所有国家都从贸易繁荣中受益。这可以用2016年9月13日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演讲来概括：“让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然而，现实是骨感的——在经济效率的指挥棒下，世界各国参与跨国公司主导推动的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非常不均衡。欧美日发达国家主要参与创新与设计环节及一部分高端制造业，中国及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墨西哥等国家参与相对先进的和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低技术制造业，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仅仅参与农牧渔业及自然资源产业。
全球化的不平衡参与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各国人们对全球化认知的严重分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即使从全球化中收获了实际的经济利益——根据拉加德引用世界银行的资料，全球贸易的发展，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年间，生活在赤贫中的全球人口减少了一半——他们仍然对自身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相对不利的地位不满意，对跨国公司也不乏敌意的抵制，反对跨国公司给本国经济及社会文化传统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享受了全球贸易带来的消费品价格降低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益处，却对全球化也不甚满意。发达国家对自身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不断缩减不满意，还面临在全球化加速去工业化的进程下受到冲击和利益受损的国内贫困化群体的政治压力。这使得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态度也逐渐趋于抵触与保守，既要防范本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就业机会的外流，又要防范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竞争力的过快上升。就这样，充斥于世界各国高度不平衡的发展与不公平的利益分享格局中的重重矛盾决定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化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