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考察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这一研究主题，需要将其放在全球化的图景中审视。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主体，全球价值链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所做的战略选择的产物，且随全球化进程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随着跨国公司对世界产出和贸易的贡献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战略必然会对全球化、全球价值链这些变量产生更大影响（John H. Dunning等，2007）。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是影响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重要环境因素。全球价值链一旦形成后，跨国公司的战略亦受其影响。在全球化进程及全球价值链动态变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是高度分化的，各自基于其所理解的有关全球价值链客观条件约束下的变化而做出主观决策。本书将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战略选择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与未来趋向，首先要对全球化的形势做出判断，然后才能结合中国情境来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跨国公司战略分化现象。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形势，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类经历了全球化的黄金三十年。在世纪交替之际，很多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努力拥抱全球化、转向全球化。短短20年，研究风潮骤变，研究者又开始热衷于研究“全球化转向”的问题。2020年5月的《经济学人》以“再见，全球化”为封面标题，直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是对早已遇到麻烦的全球化又一次重要冲击。近年间，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关注到了全球化在性质上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停滞，有出现逆转的可能，他将这一变化，称作“全球化大潮正在转向”。如果说，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形势的表面变化，那么，全球化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宋朝龙（2018）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无力应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由此导致了全球化的危机和转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发挥其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优势，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李策划和李臻（2020）指出，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全球化正在转向以提高全球协作和社会生产力为目的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经济维度上的性质转变，催生了全球化在其他维度上的性质转变。吕乃基（2017）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转向的“第一只靴子”，而特朗普当选则是全球化转向的“第二只靴子”，全球化必须从“资本走向世界”的全球化转向“资本与社会的关系再平衡”的全球化。徐坚（2017）认为，逆全球化虽使全球化前行阻力加大、风险增多，但亦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以促进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

本书的研究认为，全球化转向是左右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深层次因素。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考察促使全球化转向的人文社会因素，它们跳出了经济分析的掣肘，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制度、政治与文化因素来考察全球化转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是不充分的。本书认为，还要从生产技术因素入手来考虑全球化转向。全球化转向之所以有可能成功，必须依赖于重大生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否则，仅靠人文社会因素的调节，全球化转向大概率将走向零和博弈与失败。准确认识全球化转向的形势走向，需要我们跳出各种被当前全球化逆转、衰退的表现所困扰的悲观情绪，历史地、客观地考察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与国际生产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发现全球化转向的未来远景，进而识别出隐藏在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中的可积极作为的发展机遇。

基于上述理解，本书将分析全球化转向的形势特征，再探讨置身于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变化中的跨国公司的潜在的战略选择，最后，结合中国情境下跨国公司的战略行动，来揭示在当前形势下，跨国公司战略呈现出来的分化态势。在研究中，我们亦发现，一流的跨国公司有三方面战略共同点：一是不遗余力确保对所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二是对前沿技术创新活动和对产业发展前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技术因素保持必要的敏感；三是重视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组织方式和业务形态带来的新变革。上述战略共识，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借鉴。由于本书研究侧重于考察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现象，下文对此就不赘述了。 38EU8ZRGbei+K0kFXMRtrqXZgiygJUk+UuH1IoUpGPhjxIx0q8VS/X9jlfiTI2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