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民国时期的兴衰

关于在兴化洞举行活动的文字资料，在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有详细记载：包括“祭白雨”、迎新祭祖、祈求风调雨顺、告拜诸庙、反迷信、磨刀雨、改邮政总局、唱秧歌、请龙王以及其他。关于“祭白雨”日记中解释如下：

里中每岁腊月初旬，延僧在兴化洞诵经，名曰：“祭白雨”，系龙王社之社首办理，行之多年，不自今始，其费由八月演剧时由地亩所摊积存之，以备祭白雨所用。今日行其礼以祭之，此前半日事也。现因瘟疫盛行，即邀祭白雨之僧到晚行祭瘟之礼，周行里中兼放路灯，意取驱逐瘟疫远去以祈村中平安耳。

“白雨”即暴雨、冰雹，之所以惧怕暴雨，很大可能是这里是黄土地区，暴雨来后必定是水土流失，山洪暴发，造成峪水为灾。所求无外乎“了一年农事”“来岁庄稼丰收”，祭祀对象是龙神（黑龙王）。“磨刀雨”是农历五月十三日，村民准备熟羊祭祀关帝，据刘大鹏记载：

乡村民庶今日祭祀关圣帝君者，多有献羊者，有献膳者，盼望甘霖迭沛以润农田，名之曰磨刀雨。

祭祀目的依然是期盼风调雨顺，因为“里人恒业，资耕田者十之一二，资造纸者十之八九” ，一旦雨水不足则会影响水稻长势，粮食歉收，粮价上涨。村中造纸工人因无田地，基本生活将受到影响。

在刘大鹏看来，“磨刀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求，更深意义上是一种儒家伦理体系的象征。

关帝君大义参天，精忠贯日，庙祀遍天下，为人伦之师表……此为关圣帝之“磨刀雨”将刀磨快，好斩现时之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以及一切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耻、无廉之徒耳。

在“磨刀雨”活动中未见到僧人活动的迹象，仪式的办理权回归到乡民手中。这时的兴化洞是作为民间信仰的村庙而存在的。事实上，僧人在村中的活动仅仅是在葬礼和“祭白雨”两项活动中。

“所谓不唱演，神不我佑，流俗相延已久，牢不可破。” 作为本地士绅阶层，刘大鹏对祭祀活动抱有“理解之同情”。关注民生、关怀农事是其一贯作风，这与其作为底层士绅身份密不可分，在时局艰辛时对于祭祀活动则是批评态度。

每年四月、八月的两次祭祀龙王是村中例行的仪式被村民所重视。即使在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村民依旧“演唱本村之秧歌，以行其乐”。这种祭祀活动，可能是凝聚社区人心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身处乱世，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依旧如此行事，刘大鹏批评赤桥村人“知识毫无，劫数临头不知觉” 。求雨的灵验与否直接影响到村庙的地位，乡民在求雨上是执着和焦虑的，由此衍生出种类不同的求雨仪式。

梓里人民因天亢旱，乃上山头聚石为塔，上插柳枝，谓挂浓云，祈祷雨泽，名曰“挂云塔”。前数日已成三处，凡上山时，鸣锣击鼓，乘夜以上，许愿酬报。昨夜得雨，今日抬猪羊上山，锣鼓喧闹以祭之。

“挂云塔”成为龙王祈雨的补充仪式，当愿望得到满足时则立即酬神，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农民是现实的，不轻易信人的，他们把安全的基础筑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 。

民国时期的反迷信活动，效果是明显的，到民国八年（1919）鬼神之事，“人皆不言，凡言鬼神者，众皆指为迷信” 。可以说，对鬼神的批判已深入人心。如果说民国初年对兴化洞的影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的行动则是直接的，浓烈的革命意味。“里人轰传党人异日捣毁晋祠，赴晋祠拈香烧纸者甚多。”

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村庙活动的规格。民国十九年（1930）中原大战结束以后，晋钞低落，农村破产，“山西省银行之纸币已现荒□，二元顶一元，而百物价忽腾涨” 。

庙宇和国家象征的官方机构总是密切相关，赤桥村公所在观音堂（豫让祠），煤矿事务公所在城西街窑神庙。神灵在场似乎增加了议事机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村庙作为村庄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蕴含着“公”的性质。在神明退却之后，这种共享空间世俗化更加明显。“省城邮政总局驻于吾村兴化洞庙，又赁村中民宅两处以居。”

1937年10月，日军入侵山西，兴化洞所代表的“华夷之辨”变得重要起来。在神庙前举行各类活动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反抗，这时唱秧歌突然的密集起来，据记载：“里中人不畏世乱，乃演唱秧歌，且有自外村抬来装扮之人，冒雨登兴化洞戏台上唱。” 据口述访谈得知演唱秧歌不同于扭秧歌，本地唱秧歌源于种植水稻过程中娱乐方式，可即兴发挥，有一定曲调，在《赤桥戏剧》一书中收录的曲目多达20余种，可单唱，也可对唱，多人唱，并伴有一定的肢体动作。曲调明快，歌词贴近日常生活，在戏曲不足时，往往以唱秧歌来暖场，村民称这种混合模式为“风搅雪” 。在刘大鹏的笔下演唱秧歌也是一种展现孝道的途径：

里人郑贞元、郑二元、郑三小兄弟三人……其母年已九十，与予同日之诞辰，陈设酒席款待拜寿之客，凡坐二十席，一百余人。其中演唱秧歌者甚多，午后遂登兴化洞戏台演唱秧歌。以促九十岁老妇之寿。

从此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秧歌普及程度较高，而不登大雅之堂的唱秧歌在本属于酬神庆典的戏台表演，表现出神圣事物的世俗化。自1939年开始，《退想斋日记》中关于演唱秧歌事记录突然增多，因为“赤桥村人今日演唱秧歌，起地亩之费，每亩二角。因戏价太多，故唱秧歌以省钱” 。时局艰辛，乡民无力支付唱戏所需的高昂费用，值得注意的，两次唱秧歌分别是：

本村秧歌被日军招到晋祠演唱半日，到了黄昏又在本村兴化洞戏台上演唱。

晋祠日人因过端午节，令王郭村之秧歌演一日，又令赤桥村之秧歌今日在晋祠演唱一天，天黑返回本村，在兴化洞演唱。

《退想斋日记》中关于秧歌的记载表明，赤桥有自己的秧歌队伍，村民对秧歌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是夜间表演也愿意守候观看。刘大鹏在日记中，关于兴化洞的最后一条记录是：

赤桥村敬奉龙王神，昨日演唱秧歌，今朝乃赴纸房村恭请龙王出行之神来村，仍然演唱秧歌，又用乐工八名，以行祭礼。

这条资料表明秧歌已不再仅仅是民间小戏，更是登上了祭礼的大雅之堂。兴化洞正是秧歌表演的舞台与场所。 UF6NfOKqoV4LMZ60SswsV1b9+GwQJNUSLwBhHnMvrhFgL1ziWx5UOGAapQQufh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