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移民的来源与原因

赵世瑜教授《赤桥村与明清晋祠在乡村网络中的角色》一文，将赤桥村放在了一个区域性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从而表明无论是乡村网络、晋水流域还是晋祠的辐射范围内，都体现出了赤桥的重要地位。 刘大鹏在其日记中称“吾乡是五方杂处之地” 。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时期赤桥村有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入。

（一）早期流民现象

早在道光年间，就有一些靠乞讨为生的乞丐不断来到赤桥村，他们夏季露宿街头，到了寒冬，依托村里人造纸所用的锅圪斗取暖，而这种行为虽然使他们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寻得一处栖身之地，却也造成了一系列惨案。他们钻入锅圪斗并躲在灰渣上取暖，但是睡到半夜，却极易被火中掉下燃烧的红炭或还没完全熄灭的煤灰引发大火，把人活活烧死。每次有人因此事而身亡，村中就需要禀告官府前来验尸，待官府确认后在埋葬。一开始村里人还用薄棺装殓掩埋，后来因为死的人多，便干脆用席片卷起，用小车拉到村外埋葬。 由于无人认领的尸首太多，道光十四年（1834）正月，赤桥村民决议将村西卧虎山麓青石沟南侧划为义塚，专门掩埋死去的乞丐。县衙逐级上报省府衙门，上级的批文为：“倘有病毙乞丐，不论本乡异域，悉准收埋，无需上报。”并将赤桥村建立义塚收埋乞丐尸骨的仁义之举立一碑记，是为《赤桥村创制义塚碑记》，碑文内容如下：

窃以古有施仁之德，泽枯之恩，至今传为美谈，实宜奉之而行。赤桥村环晋水，造纸为生，蒸草炉坑（俗称为锅圪洞），甚属不少，外来乞丐、本地贫民钻坑丧命者往往尸骸暴露，触目伤心，大失古人施仁、泽枯之深意矣！是以阖村公议：设立义塚地亩，瘗葬尸骸，虽不敢言施济之义，亦可遵怜贫恤苦之条。兹于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阖村公禀特授太原县正堂加五级又加三级纪录十二次周台前，蒙批饬该村设立义塚，收埋乞丐尸骸，仁心义举，殊堪嘉尚，除该村贫民病故并非孤独有尸属人等者，不准混埋义塚外，倘有病毙乞丐以及本外无主孤贫并准收埋。着即传谕该村人等知悉，各宜懔遵毋违等因。既奉明批，感德遵行，合亟公创碑石（高三尺有奇，广尺有八寸）。嗣后照碑祗遵，以垂永久，是为记。

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赤桥士庶人等公立

碑阴：村中与周大爷挂牌赏钱四千文，布施钱捌拾玖仟陆佰捌拾文，恭请禄位（祀周邑宰禄位于观音堂），挂牌以及置义塚地立石，共费钱玖拾叁仟陆佰捌拾文，出过清单。义塚在村西青石沟南，计地一亩。

义塚掩埋村中倒毙之乞丐和贫民反映了清中期以来赤桥村流动人口较多的特质。自立碑创置义塚后，但凡有死去的乞丐，村民就自行掩埋。但年深日久，占地一亩的义塚就葬满了死在村中的外地乞丐，仅仅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一个冬天，冻死的乞丐就多达230人。赤桥人只好另划地块扩大义冢面积，至解放时，义冢面积达到了4亩多。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逃荒至赤桥村的流民之多。当然，大部分流民是因为没有生计而行乞，而乞讨和要饭只是流民在迁徙过程中的短暂状态，当他们在村里找到工作自食其力后，就开始能够自给自足了。而大部分村民对于乞丐也表现出了宽容和大度，这种包容使得一些行乞的流民，在经过几代人以后，渐渐在村中扎根落户。

近代山西最严重的灾荒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这场灾难造成的人口损失十分巨大，全省上百个县无一例外地均遭惨祸，山西中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造成的人口损失最大。太原地区在“光绪三年大饥，民死于饿者十之三四，四年大疫，死于病者相枕藉” 。《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也多次提到这场灾难：

吾邑自光绪三年遭大荒以后，民皆困苦贫穷，又加之累年谷贱，草野农人虽未啼饥，实不能获利，以便其身家。

父亲大人聚桑梓父老而议曰：“光绪三年，吾省大饥，斗米两千八百余，人相食，吾里饿死者十之七八，较邻村更甚。”

当余少时，里中生意家甚多，邻里乡党，率皆温饱，无甚贫穷者。迨遭大荒（光绪三年）则饿死者数百人，绝户者六十余家，里中顿觉萧条，生意不过数家。自时厥后，积困渐苏，然较荒岁以前的气象，大相径庭也。

灾荒期间，粮价上涨，赤桥村遭受的冲击更大。“是以光绪三四年间，遭大凶荒，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能饿死一人。” 这次灾荒造成的人口死亡和流失使得劳动力大量减少和长期缺乏，由此造成了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田野凋敝荒芜的局面，最终延缓并阻碍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甚至使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倒退，并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恢复。 灾荒过后，地方政府在善后工作中，特别允许外省平民前来承种荒地，这为大批外来“客民”的进入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与边远地区相比，晋中南地区对于客民的吸引力显然要大得多，一方面，这里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这里是灾荒的重灾区，有宽松的移民政策。所以在实行招徕垦荒政策后，大批外地平民进入晋中南地区，而且招垦时间也从光绪年间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赤桥村也进入大量移民，人口不断增长。

（二）晚清以来的移民

晚清以来国家政权更迭、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但在危难中也蕴藏着机遇，在经历了军阀统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大事件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赤桥村外来移民进入的高峰期。尽管如此，从不同的时段和历史背景来说赤桥村的移民状况又有不同的特征。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赤桥村的人口和户数也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村内移出的户数较多，在1933年赤桥村有189户1055口人，但到了1940年却仅存在105户1022口人。 对于晚清民国时期赤桥村移民的来源地，从表1可以看出太原县附近村庄是主要来源，其次则是山西省内的移民，而外省的移民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距离较近时，移民比较方便，移民的人数也相对较多。

资料来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赤桥村档案：《赤桥村政治大清理政治历史登记表》，1966年5月20日，第205-386页，档案号：A-A006-640-17。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进入赤桥的移民较多，迁入原因涉及造纸的最多。在早期的移民中，以1923年出生的周春富（文光）为例，其祖上就是1877年来到赤桥村的，先是在村里要饭，后在赤桥村晒纸卖功夫。1877年正是丁戊奇荒时期，这就与前文所论述的流民和乞丐问题相呼应。根据表格中的27个统计数据可以知道，有15个人由太原地区迁来，6个由山西省内迁来，4个由河南地区迁来。可以明显看出河南人、五台人是造纸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这一点也可以从刘大鹏民国七年（1918）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得到验证，“五台县人在里中造纸者甚多，上年腊月言归者，只因防疫，石岭关不便往来，迄今，前二日乃来三、二人” 。

这些只是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数据。而根据对村中老人的访问和对赤桥村档案的整理，可以得知，在近代以来迁入赤桥村的外来户主要来自33个太原县周边地区、17个山西省内地区和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川、陕西六个外省地区。 其中以晋祠、西镇、硬底村、索村等地和太谷县、清徐县、五台县、交城县和榆次等地以及河南省和山东省为主要的移民来源地，这些地区迁来的人口最多。

从图3中也可以看出，距离村庄越近的地区，迁移发生的频率越高。正如韩茂莉教授所说：“婚嫁的空间距离往往就是人们的交往范围。婚姻圈层的范围约在十里八村。近代山西无论平原还是山区，乡间婚姻范围保持在10公里以内。” 回到赤桥村来看，即围绕该村10公里为半径，既是该村婚姻圈的主要范围也涵盖移民来源的主要村庄，超过此圈，移民来源地越少。

对于迁移原因的探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婚姻关系进入村庄。这一点从《解放前赤桥村外来人口统计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移民原因中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都有嫁入赤桥村的外村女子，此外还存在入赘婚，例如，赤桥的马家就是在娶了李氏家族的女儿之后，从而获得了一套房宅，后来在赤桥慢慢发展壮大。另一种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原籍地生活困难，外出谋生，而这又可以划分为逃荒、打工和经商等。对赤桥而言，由于造纸业的兴盛，确实也吸引了一批人来村庄晒草纸或者学习造纸技术。通过对村民口述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一部分移民先在村里以帮别人造纸谋生，在学会这一技术后慢慢在村里定居下来，然后娶妻生子，逐渐成为“村里人”的这样一种过程。在解放前移民登记表中可以看出有11人在移民原因中提到了造纸。根据20世纪40年代晋泉县21村农户经营类型中一组数据：赤桥村地主和自耕农户数为零，地主兼自耕有3户，所占比例为2.9%，半自耕农有5户，比例为4.7%，佃农有50户，比例为47.1%，非农有47户，比例为44.8% ，从中可以推测出，占主要比例的佃农和非农中有大部分人从事造纸或者其他工作，其中无固定居所和职业的移民又比较多。

总的来说，移民的到来给赤桥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无论是农业的发展还是造纸业的延续都与移民的谋生问题紧密相关。随着太原县城的解放，赤桥村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赤桥村的人口不断增长，除三年困难时期增速较慢，其余时段村庄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

从1949—1966年，赤桥村的人口增长将近翻了一倍。在50年代，赤桥村成立了草纸推销社和信用社，将村庄的草纸经营整合为集体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有附近村庄的人不断进入赤桥村，村民户数也从234户增长到331户，增长近100户，而且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也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表明有外来移民迁入。

改革开放以后，赤桥村人凭借敢于探索、吃苦耐劳的精神，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积极发展起童装业，成为太原市首个“千万元村”，这与近代以来赤桥人不断形成的灵活开放的移民精神有关，同样也凭借这一优势，又吸引了一部分人迁入赤桥村。 V1KrrZpqenNlEb3xbPIHfjIVDz/UDTuJGkR1LawOLgpmv64ccAbbO9ly3vb8Nw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