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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17YJA810004）。
内容提要： 多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协同何以可能并最终持续？基于山西省X村振兴中多主体协同的实际运作情况，研究发现，制度、组织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多主体协同的关键，并通过激励、制约、整合、保障、协调、共识等一系列微观机制作用于乡村治理结构。其一，制度供给通过激励与制约机制，激发主体自主性的同时，界定主体职责边界，规范主体行为，促进多主体间的良性合作；其二，组织创新通过整合与保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保障成员权益和实现组织目标；其三，价值催化是对制度供给与组织创新的有力补充，地方文化中内含“认同、回报、信任、共识”的核心价值，通过价值的协调与共识机制，影响主体行为并作用于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的过程。
关键词： 乡村振兴；多主体协同；制度供给；组织创新；价值催化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应“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强化资源要素支持与制度供给，做好协同配合，形成乡村振兴工作合力，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 [75] 。这些重要论述说明协同治理不仅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目前，乡村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分流趋势，乡村振兴面临诸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历史发展产生的内在问题，仅仅依靠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有效解决治理难题，必须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等主体的作用，合力实现乡村振兴。基于此，学界开展了乡村振兴与协同治理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协同路径。徐顽强、王文彬提出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即将主体自觉嵌入行动框架，构建共同行动主体，并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强化四种主体自觉——政府的理念自觉、农民的认同自觉、组织的合作自觉和市场的责任自觉。 [76] 毛安然基于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理论提出，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充分赋权激活农民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而激发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体性，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77] 吴晓燕、赵普兵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分析，如何针对不同主体进行权能设计，并将其职能关系加以动态调适，从而达成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 [78] 刘伟以乡村环境治理为例，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治理过程中三种主要行动者的内部网络结构及其稳定性，提出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网络，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79]
综合既有研究，不难发现，针对乡村振兴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研究，学界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主要涉及主体权能设计、主体赋权、增强主体自觉、强化身份认同以及重构关系网络等观点。多元主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各自发挥什么作用？主体协同如何形成？如何维持持续稳定的协同合作？这些问题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与分歧所在。鉴于此，本文结合山西省X村振兴案例，考察分析多主体协同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而对上述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
X村，位于Y县L镇西北5公里处石姑山山脚下，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因是阎没（古晋国大夫，多勇善谋、诤谏言）故居而得名。该村耕地面积3000余亩，其中发展富硒苹果园区1300余亩，现为Y县富硒苹果生产基地。全村共109户，总人口460人，其中劳动力302人，人均年收入5300元，村民以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为主要收入来源。村庄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包括以石姑山、金仙圣母庙、阎没故居为代表的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景观，还有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花鼓，以及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与乡食文化等。2018年9月，X村农民丰收节成功入选为“全国100个乡村文化活动”，并成为L市唯一一家被农业农村部选定的乡村丰收节。全村有党员19名，村民代表7人，村党支部书记曹某是村治的核心人物，也是该村振兴的带头人。
曾经的X村保守封闭、村民涣散，是有名的上访村，集体经济薄弱，缺少主导产业，发展滞后且治理问题突出。2008年，在乡镇干部与村民的期待下，曹某返乡助力村庄发展，带领村民致富。作为一名城归精英，有着在城市多年打拼积攒下的经验、人脉与资本优势，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曹某于2008年当选村主任，2014年当选村支书至今，全体村民在他的带领下，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开发特色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培育乡村文化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夯实了三产融合的基础，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初步经济效益，X村可谓今非昔比，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的典范。2017年以来，在镇政府主导下和村治精英的带动下，广泛动员群众，并团结社会组织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各主体在X村振兴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该村实现振兴的关键。
L镇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本区域内积极探索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主导者”与“规划者”的角色介入X村，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乡村发展规划、提供政策优惠和公共服务等。其一，切实制定乡村发展规划。L镇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选择试验村，因地制宜地制定当地的发展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实行。在全面考察与综合比较各村状况之后，将X村确定为试点村之一。根据X村实际情况，制定了如下发展规划：（1）打造“千亩果园”，壮大集体经济；（2）建设“研学耕读基地”，以此为突破点推动农业转型；（3）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和传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其二，政策优惠与服务优化。当地政府在政策、经济、文化、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给予X村有力的支持与帮助，并联合相关部门，为该村提供配套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至今，在乡镇政府的帮扶下，该村硬化农业采摘园区道路5公里，设立采摘园围网5000余米，打深井2眼，铺设灌溉管道1万余米，新建提水泵站2座。此外，吸引外部市场资源、公益资源进入乡村场域，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极大地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同时加快该村振兴的进程。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 [80] X村以党支部书记为核心，形成了包括优秀党员、返乡精英、乡村能人等在内的村治精英群体，他们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和号召力，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共同推动规划实施和乡村发展。
其一，打造“千亩果园”并构建果蔬产业链。X 村经过政府牵头、专家咨询、技术引进、农民培训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规模种植果树。在村治精英的带动下，部分村民先行先试，持续增加资金投入，不断扩大果园规模，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建成“千亩果园”——富硒苹果1300余亩，高品质红薯600亩，鲜桃1100余亩。相继建成现代化红薯淀粉加工厂、扶贫电商工作站和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注册了石姑山农产品商标，与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广大种植户达成了密切的购销关系。果园项目的成功实施提高了该村的知名度，初步实现“创先争优，一村一品”的目标。其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农业转型。X 村创新“基地 +合作社 +公司”的发展模式，成立石姑山居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作为项目牵头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外围合作企业共同推进项目建设。2017年至今，接待游学团队8000人，接待亲子游5万人，合作社直接收入80余万元，合作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等收入500余万元，带动项目区群众收入600余万元，因此受到上级多部门的赞誉和支持。其三，依托传统节日、公共活动和公共文化场所，重塑乡土文化和地方价值观。在村治精英的带领下，依靠广大群众将地方文化，如花鼓、乡食文化，重新搬上历史舞台。X村严格遵守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相关规定，坚持“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原则，陆续开发出游学基地、乡愁记忆馆、耕读小镇、阎没文化广场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陆续举办桃花文化旅游节、拜石姑传统庙会和农民丰收节等一系列公共活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由此，地方文化逐渐成为该村的一面旗帜。
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乡村建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义务清扫、千亩果园、农民合作社、文旅产业等都是全体村民努力的结果，他们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其一，全民义务清扫制度的成功实施。X村依据L镇推行的义务清扫制度，结合本村人员构成、地理环境、时间安排等实际情况制定“X 村环境管护图和具体实施办法”。2018年4月，X村正式实施义务清扫制度，全村分为3个片区，每片安排7个小组，按照每组一天的规则进行清扫，每片配备一个片长，通常由优秀党员或者村民代表担任，通过制度约束、模范引领、正负激励等手段，实现全民参与和全民监督。2018年12月，Y 县人民政府授予该村“卫生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其二，组织合作与项目合作。村民通过创建并加入农民合作社、文化社团以及治安委员会等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实现组织内部资源共享和村民经济互助，推动集体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发展，促进乡村社会和谐。此外，一些村民依托资源、技术等优势率先走上致富之路，如创业型人才通过餐饮、娱乐等项目，经济创收的同时反哺乡村，实现个人与乡村的共赢。并通过合作、招工等方式吸纳村民，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逐渐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社会组织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政府的得力助手，X村既注重乡村内部社会组织的培育，也注重外部社会组织的引进，从而形成内外组织联动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目前，该村拥有专业合作社、文化工作队、治安委员会、工会、妇联、科技协会等在内的十多个组织，主要致力于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其一，各类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如苹果专业合作社、旅游专业合作社等，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服务成员、谋求共同利益。同时，该村引入科学技术协会，为合作社的经营和电商服务平台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其二，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培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村庄内部文化工作队与县妇联合作举办文化汇演、“最美家庭评选”等公共文化活动，并进一步开设女性讲堂等，继承与弘扬当地文化。其三，成立治安委员会，致力于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保护村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和谐的乡村秩序。目前，该村与90余家中小学校、培训机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达成了意向，被团委、妇联、工会、科协、残联等确定为共建基地，被中央、省、市、县等各级媒体多次报道，具有较好的社会认可度和市场影响力。
X村以乡镇政府为主导、村治精英为核心、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四位一体”的乡村协同治理格局，这种多主体协同能够促进市场资源、专业资源、公益资源和共享资源的整合，形成内外联动、开放交融、优势互补的乡村治理网络，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由此，本文对案例展开进一步分析，探究多主体协同的关键因素及其微观作用机制，对“协同为什么能够发生”“协同为什么能够持续”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现实社会中的个体，是生活在具体的制度与社会规范之中的。早期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从冲突中创造利益的产物。在诺斯看来，“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81] 。本文将制度定义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为满足公共利益与公共诉求、规范社会运行而产生的一系列规则。制度产生于人的需求，又反作用于人，对人的行为产生制约或激励作用，使人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乡村场域的制度，包括乡村外部制度与乡村内部制度。
（1）激励机制
其一，外部制度激励。外部制度主要指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者，既要回应乡村内部主体的利益诉求，也要兼顾乡村外部潜在利益主体的期望，以制度供给的方式缔造和谐的关系网络。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政策优惠改善乡村制度环境，吸引市场资源的投入。比如税收免除或税收优惠，经济支持或“服务购买”，合同委托、许可经营等政策。其次，规定村企双方可签订合同、合理分配风险和收益，明确和完善相关合作制度。对于为乡村做出贡献的企业、机构，当地政府给予其适当支持和合理优惠。此外，政府与相关学术团体、专业团队进行沟通，通过物质奖励或名誉、精神激励，与其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将乡村内部相关工作分解匹配给专业团队。如X村文化建设方面，政府鼓励学术团体、科研院校积极参与，为乡村振兴提供专业咨询，以及开展培训和教育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引入技术、人才，以及共享外部信息等方式支持乡村内部发展，激励乡村内部主体建设的积极性。通过外部制度供给激励社会组织、市场进入乡村场域，为乡村发展注入更多资金、技术、人才要素，极大地提高当地政府的工作效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其二，内部制度激励。X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村庄发展要求，围绕环境治理、党员管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领域的治理问题，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制度和实施办法（见表1）。包括村规民约、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合作社工作章程与文化队管理考核办法等，通过设定具体的工作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进一步强化制度的激励作用，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制度设计是基于村庄发展需求，致力于治理问题的解决，经过全体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组织内成员大会，通过成员之间协商、表决，采取2/3原则通过之后实施，同时将成文的制度和具体细则公示于公告栏、网络平台和微信群，接受公众监督，并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调适。X村大大小小的制度都是为了回应村民诉求而产生，通过相关主体的参与、运作、监督、反馈、评估不断调适和优化，逐渐增强村民对制度规则的认同，最终实现各项制度的持续稳定运转，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
（2）制约机制
制约机制主要通过明确政府职责、创新乡村内部制度供给，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个体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明确政府工作目标，将群众满意度纳入绩效考核指标，完善政府考核体系，防止权力越位或缺位。从2017年开始，L镇政府正式将乡村振兴纳入基层政府的工作范围，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以及配套的实施办法。这些文件援引中央和上级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权威文件，以及省政府出台的各项通知，增强当地乡村振兴实施规划的合法性。作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主导者”，采取“调控式”的治理方式，镇政府明确自身职能与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各部门权责。另一方面是通过乡村内部制度供给，维护生产生活秩序。乡村善治既需要政府的制度供给，也依赖于乡村内部的秩序生产。例如，在全镇推广义务清扫制度的背景下，X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回应公众需求，根据村庄规模、人口数量及时间安排状况，因地制宜地推出义务清扫制度的X村模式——“7+7”模式，即每周7天分别由7个小组进行清扫，通过党员带头、示范引领、每日上报、全民监督、正负激励等手段强化制度的制约与激励机制，规范村民行为，培养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文明习惯，最终实现每日清扫、全民清扫、共建共享的目标。
表1 X村治理结构中的制度规则
组织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基本载体，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依赖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组织资源的匮乏和运行不力。X村以党建为统领，通过村民自组织、政府搭建平台、吸纳社会组织进入三种方式，改善村庄治理结构，创新组织功能，充分发挥组织的整合作用与保障作用。
（1）整合机制
主要是通过村民自组织、政府搭建平台、吸纳社会组织进入三种方式，实现内外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多要素的整合，以及多主体互动。其一，村民自组织实现内部资源整合。X村在村治精英的带动下，自主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治安委员会、文化工作队等组织，村民自愿加入这些组织，由此，乡村内部人才、资源等实现了全面整合。村民从分散的个体走向联合，以村治精英为核心力量，形成了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其二，政府搭建学习平台，实现政村上下联动。政府协助创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农家书屋等学习平台，进一步联系专家、学者、公益组织等入驻村庄为农民讲解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农业转型等新时期的三农思想，并联系专业人才为村民讲授并指导农业技术与专业技能，采取专家讲座、技术推广会、现场示范等方式开展农技培训服务。其三，广泛吸纳社会组织，促进村社内外联动。X村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吸引外部资本进入，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内外资源流通、主体互动。使农产品质量优势与企业信息优势、管理优势有机结合，极大地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知名度。通过组织创新，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内部整合、上下联动与内外联动，从而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
（2）保障机制
各类组织主要通过工作制度与特定的组织功能保障成员权益和实现组织目标。其一，保障成员权益。村民是基于诉求，自愿加入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组织，通过组织的整合优势、功能发挥和组织的规范运作，更高效地实现个人利益，从而保障个人合法权益。其二，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组织拥有正式工作章程、人员结构、服务宗旨、组织目标、工作内容等，相对于个人而言，组织具有相对资源优势，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是保障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X村通过创建经济类、服务类、文化类、环境治理类等多种类型的组织，以智力问题为导向，创新组织功能，改善治理结构，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例如，X村苹果专业合作社，目前超过90%的村民入股该合作社，实现苹果生产、加工、销售、服务、运输一体化，扩大了该村苹果的销售渠道，提升市场竞争力。“千亩果园”是该村的主导产业，它通过制定并规范其工作章程、成员职责和组织目标等内容，保障成员权益，增加成员收入，实现合作社的发展。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文化是最深层、影响最深远、经久不衰的因素。泰勒认为，“文化是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为人们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 [82] 。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进程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现象，其核心是文化现象所内含和体现的价值观，包括村规民约、传统节日、风俗习惯、民俗文化等精神文明，以及乡食、历史遗迹等物质文明，共同构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X村文化资源丰富，因此该村将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资本，通过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文化实践活动、公共文化服务等，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该村历史因古晋国大夫阎没多勇善谋、诤谏言——“一食而三叹”的谏君良策流传至今、奉为典故，并通过保护、传承和弘扬当地特色民俗文化——花鼓，由此，逐渐形成以历史文化为根基的“爱乡、奉献、共荣”的地方精神，和基于民俗文化之上的“热情豪放、团结协作”的地方文化，使村民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本文将该村文化内涵的核心价值凝练为“认同、回报、信任与共识”，而正是这样的地方价值观在多主体协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X村文化认同的形成主要基于该村的文化实践，主要表现为：其一，构建村民的文化认同与地方认同。X村以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为己任，有效地保护了传统文化命脉与民俗特色。其二，重塑村民的公共性，培育现代公民精神。通过非遗保护、文化场所免费开放、多样化的文化实践，让村民融入公共文化活动中，促进村民之间、团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培育公共精神。
“文化最主要的价值功用就在于它通过一系列文化载体在社会上建构一种精神秩序，发挥文化规则引导与道德教化的功能，从而实现一种合理性的状态。” [83] 由此，从地方文化中孕育而成的“认同、回报、信任、共识”的核心价值，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树立地方文化品牌、弘扬传统文化与地方价值理念，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乡村振兴，促进多元主体间资源协调、利益共享、凝聚共识。
（1）协调机制
主要通过政府统筹文化资源、乡村探索与创新文化实践等方式，弘扬传统文化与地方价值理念，使地方价值成为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和多元主体协同的黏合剂。其一，政府统筹文化资源，组织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调动人民群众探索与创新文化实践的主动性。如L镇举办的农民丰收节和大型民俗文化会演——“千人花鼓”等，实现文化传承、文化惠民的同时，促进政民互动和团体协作。2018年、2019年，L镇政府统筹规划X村与毗邻的S村、B村，三村联合举办两届桃花文化旅游节、农耕文化旅游节、拜石姑传统庙会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也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文化实践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其二，保护和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实现资源协调与利益共享。X村打造阎没文化广场、耕读小镇、农家书屋、乡愁记忆馆等文化载体，组织桃花文化旅游节、游学体验等文化活动。该村积极创新乡村文化的内容与载体，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直播等多样化的方式，展示当地文创产品、农副产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与地方价值理念。此外，X村还根据村庄发展特色，创作了旅游形象主题曲，并设计“天地人和，耕读X村”推广识标，树立起本村的文化品牌，在两年间吸引来90余家中小学校、社会组织、培训机构寻求合作，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互动。市场、社会组织的进入，既适应了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又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收益，推动农业转型、三产融合、文旅产业发展，最终促进城乡、政民、村社间的要素流通与主体互动。X村借助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特色的民俗文化，实现了地方文化实践创新，构建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2）共识机制
“认同、回报、信任与共识”代表了X村村民群体的价值观，凝聚了村民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也为该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其一，地方价值融入乡村社会关系中，构建起乡村共同体。地方价值的首要效应就是凝聚地方精英群体，他们用情感和成绩换得家乡人的信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由此为当地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相对于现代人际关系强调理性和利益，X村在人际交往中非常注重情感因素，力求“合情理”且看重人情的未来回报，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与互助合作行为得益于嵌入情感中的地方价值。该村重新恢复了拜石姑传统庙会，这一传统公共活动唤起村民的集体记忆，增强村庄凝聚力，对于构建乡村共同体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X村成立了高考志愿者车队，由村民根据个人时间安排情况，自愿联系考生，采取一对一志愿服务形式，为条件不便的考生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将时间、精力贡献给家乡的公益服务，获得村民们的精神认同，许多村民也在他们的带动与影响下，主动践行利他主义行动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其二，将地方价值融入乡村社会经济中，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石姑山居生态旅游公司、电商扶贫工作站等，当地产业的发展往往以亲情、人情、乡情等社会关系为纽带，以追求村庄集体利益为目标，稳定、高效，极富竞争力。村企合作中的企业反哺乡村不仅仅是资金投入，更是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与企业资本、信息、人才、管理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村企互利共赢。此外，其他社会组织凭借政府制度环境，获得身份正当性和组织发展资源的同时，加强与政府的协调沟通，协助其工作，与村民开展温情互动，成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在发扬公益精神与人文关怀愿景的驱使下，致力于团结更多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文化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地方价值吸引了大量的市场资源、慈善资源、自组织共享资源和社会组织的专业资源，增强乡村场域多元主体之间的凝聚力，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的治理能力。
通过对X村振兴案例中多元主体治理方式的深入分析，发现在此过程中存在三个关键因素，即制度、组织与价值，其共同构成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三个重要因素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推动协同持续运作（见表2）。一方面，制度、组织与价值三者相互区别。首先，制度作为一种正式规则，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与价值相区别。价值产生非正式规则，对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产生影响，其经由群体归属感和本土认同而来，其载体不同于制度与法律，附着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与地方精神中。其次，制度强调对个体行为的外部约束和外部激励，而价值强调自我激励与自我约束，其作用更积极，且面向群体公共利益。再次，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而地方价值则强调的是“认同、回报、信任和共识”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成为多元主体间达成合作的调节器和催化剂。另一方面，制度、组织与价值又紧密联系。价值的内涵既要合情合理，也要符合制度规定，而制度设计要内含和体现价值核心，由此，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补充，有机统一于乡村振兴进程中。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特殊主体，既是实现主体合作和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也是制度与价值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制度、组织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实现乡村协同的关键。
表2 制度、组织与价值的效用
综上所述，制度、组织与价值共同构成乡村协同的作用机制，三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相互形塑。其通过激励、制约、整合、保障、协调、共识等一系列微观机制作用于乡村治理体系，并产生了特定的治理主体、方式、平台与资源。（见图1）其一，制度供给改善乡村内外部环境能够吸纳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制度激励与制约的双重作用，激发多主体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同时，通过制度界定主体职责边界，规范主体行为形成良性合作。其二，组织创新使乡村从分散走向联合，整合乡村内部资源，同时通过政村联动和村社联动，实现多主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谋求成员利益、实现组织目标。其三，价值催化是对制度供给与组织创新的有力补充，地方文化中内含“认同、回报、信任、共识”的核心价值，成为影响个体行为并作用于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1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运作机制
研究发现，在X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其多主体协同治理存在一种链接了诸多规则要素并影响各主体行为的作用机制。本文将这种机制概括为“制度、组织与价值的协同机制”，它通过激励机制、制约机制、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协调机制、共识机制等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治理角色、治理方式、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产生作用，从而实现“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格局。协同治理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改进，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想象力。X村的协同治理经验是否具备普遍性和可复制性？从X村振兴案例中可以看出，该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特定的发展路径——在历史文化、特色文化基础上孕育而成的“认同、回报、信任、共识”的地方价值观，以及“特色产业+环境整治+生态旅游+价值挖掘”作为关键过程的经济发展路径很难被其他村庄复制。但X村协同治理中的一些具体方法与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一、从乡村内生需求出发，创建多元高效的村民组织，改善乡村治理结构；二、挖掘与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打造品牌、留住人才、壮大集体经济；三、挖掘历史与文化资源，凝聚乡村价值，推动地方价值“走”出去，外部资源“引”进来。如通过传统节日、公共文化实践，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提升乡村声誉，增强地方认同感和荣誉感等，这些举措在其他乡村治理案例中也有一些呈现。
当然，“制度、组织与价值的协同机制”仍存在潜在的局限性。首先，在理论上，本文尽管提炼了制度、组织与价值的概念和作用机制，但仍属于探索性研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案例。其次，在实践经验中，由制度与价值构成的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的具体内容很难把握，其治理效果也缺乏一套客观的评估指标。最后，强调地方价值因素的作用，并非追求“关系”“圈子文化”“交情”等身份地缘的特殊利益，而是要充分发挥地方价值对“村民互助”和“多主体协同”的共识作用和凝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治理要防止陷入上述窠臼。综上，制度、组织与价值的协同机制，仍需要结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地方文化特色进行细致的思考和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组织与价值三要素的优势互补、相互形塑、有机统一。
Abstract: multi-subject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key topic of academ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but the key to the problem lies in how can coordination be possible and ultimately sustained?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multi-agent synergy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X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it is found that the organic unity of system，organization and value is the key to realize multi-agent synergy，and acts on th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rough a series of micro-mechanisms，such as encouragement，restriction，integration，guarantee，coordination and consensus.First，the system supplies through the incentive and restriction mechanism，stimulates the subject autono my，at the same time，defines the subject duty boundary，standardizes the subject behavior，promotes the benig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ulti-subjects;second，the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complementary advantages，to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embers and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oals;third，value catalysis is a strong supplement to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local culture contains the core value of“identity，return，trust，consensus”，Through the value coordination and consensus mechanism，affect the behavior of the subject and act on the process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multi-agent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supply;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value cat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