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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项目号：18ZDA119）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广大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走势，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坚定维护者，也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政治权力下沉到基层组织，直接作用于底层实践逻辑，由于各项政策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以及多种客观因素影响，极少数农民通过采取非对抗、非常规的方式以获取新的生存机会。在此期间，陕北地区部分农民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人口迁移，这种私人、分散的生活重构形式催生出农民的生存理性，显露出集体化时期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反映了农民在推动农村制度变革、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逃黑户”；生存理性；生活再造；陕北农民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20] 国家行政体制高度统一，传统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被集体经济所取代。中国农村实行统一的“政社合一”体制，人民公社不仅是国家的基层政治单位，同样也是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如此建构起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社会秩序。 [21]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持续推行，集体对农业生产的过度干预衍生出诸多问题，农民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劳动的安排、栽培作物选择以及生产产品的分配消费等过程中与集体发生多重矛盾，导致农民个体利益与集体权力间产生的裂痕难以弥合。
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寝逃げをリセット”，从字面来看是指人到无可奈何时，睡一觉后就能重新来过，而这句话是对“夜逃”一词的模仿，原意是指有些人由于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干脆趁夜黑风高，收拾行李跑路，换个地方隐姓埋名重新生活。 [2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地区少数农民为了彻底改变生存环境而以“夜逃”的方式迁居他乡，当地人将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为“逃黑户”。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位陕北农民的口述历史为研究素材 [23] ，从生存理性的视角解释这一特殊人口迁移行为背后的实践逻辑，揭示出农民在生存抉择中被掩盖的真实样态，以期进一步拓展公众对特殊历史时期农民日常生活的认知。
目前虽未见到关于“逃黑户”现象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人民公社制度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农民的“反行为”研究并不鲜见，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性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逃黑户”现象的认识。张乐天曾以浙江北部的一个村庄作为考察对象展开调查研究，通过历时性的田野调查获取大量研究资料，还原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农民的日常生活，精细地描画了一个普通中国乡村中农民生活的原貌。他从村庄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经济状况等多个视角着眼，全面详尽地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浙北乡村。在他看来，这一时期浙北农村生活以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与传统村庄传统产生矛盾及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的部分融合为主线所构成。张乐天进一步指出，公社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生活带来种种不利影响，然而也正是公社制度剥落了村庄千百年来遗留的部分村落传统。 [24]
高王凌长期在湖南、山西、广东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将其考察研究成果凝结为《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调查》一书。这一著作主要以人民公社作为历史背景，作者以极具乡土特色的文笔，生动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在行政体制高度统一的历史条件下，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偷”“藏”“借”及“瞒产私分”等多种形式的“反行为”，并对“反行为”衍生的内在机理加以解释。 [25] 他发现“反行为”早在土地改革时期就已初具雏形，并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时期长期存续。
郭于华结合在陕北骥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研究，辅之以其他史志材料，讲述了陕北农民在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大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演变史，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和逻辑，考察和阐释农民个体行为、民间社会及国家权力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 [26] 。
孟庆延考察了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倒欠户”现象，根据华北西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的材料，从生成机制、实践逻辑及历史效果三个方面来解释“倒欠户”现象。他认为农村生产队既是政治制度的产物，也被农民视为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而正是由于这一认识，农民衍生了特殊的“集体伦理学”。他强调乡村社会中的“倒欠户”现象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实践，其产生根源是由于国家取消土地分红，加之部分家庭缺少劳动力，其基本生存难以保障，而“倒欠户”的制度实践成了弥合这种张力的调适。 [27] 基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在此后的研究中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制度，认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结合中共党史、革命史与地方社会史，力求解释农村改革得以发轫的社会场域，以此解开宏观意识形态与地方社会斗争间的复杂关系。 [28]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曾创造性地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两个分析性概念。他在对东亚农民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农民的利益如果受到强权侵害时，他们会借助“弱者的武器”来释放反抗情绪，这一“武器”外在表现为“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 [29] 斯科特做了更深入的解释，他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形式并没有确切的名目，但是却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般，正是因为大量农民通过反抗与不合作的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与经济暗礁，农民也是在透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明其政治参与感。 [30]
笔者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反行为”曾作为“集体群像”的特殊表现形式而长期存在。“逃黑户”作为一种“隐藏的文本”，背后潜藏的是农民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和政治参与感。陕北农民作出“逃黑户”的行动选择所体现的是农民自身的生存理性，传统的生活秩序依旧在维持运转，这一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治理是一个完整链条，陕北农民的“逃黑户”现象不仅反映出特殊时期国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农民实际生活的脱节，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家社会治理与农民群众利益并非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交叠渗透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治理与农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量和探究。
在陕北地区，“逃黑户”主要是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离开原籍，举家迁往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山区，以求获得新的生存机会的一类特殊社会现象。另外，“逃黑户”也指代这一行为主体，“逃黑户”的行为主体通常指在六七十年代，生活长期陷于困境状态、生存资料获取困难的少数农民群体，而这一行为的主要表现是以“潜逃”的形式，举家搬离原先的生活场所，割裂其原有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生活场域并开始全新的生活历程。“逃黑户”是个人意志、乡村伦理、集体权益及其他外部因素杂糅的结果。
20世纪初，陕北农村地区尚未完全开发，自然环境恶劣，尤其是在边远山区地带，沟壑纵横，“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成为农民日常往来的常态。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陕北地区许多自然村庄住户稀少，甚至部分村落属于“绝户村”，许多来自河南、山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农民迁居于此进行“圈地”。“圈地”以移居时间为序，先到先得。由于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该地区交通受限、人口密度低，国家行政触角尚未完全延伸于此，这也成为“逃黑户”生成的重要客观条件。长久以来，陕北农民朴素的生活理想是“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然而进入到集体化时期，生产行动要听从指挥，农民丧失了传统的劳动自由，农业生产中的矛盾逐渐凸显：
初级社生活还是不错的，随后一步一步走向集体化，生产队把土地、牲畜、大型农具全部归拢在一起。之前个人没有的东西，后来都通过集体，组织在一起了，集体化刚开始，大家都很有干劲。……毕竟和单干不一样，干活都要队长统一安排。那时候政策严格，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算是不睡觉也要干完；有一次秋收的时候着急了，队长下令两天收完粮食，我们知道根本干不完，就提前把糜子、谷子扎成捆，偷偷压在草垛里，留着以后慢慢打。农民的行动不自由，人心也不齐。（JZH@P） [31]
生产队的土地就那么多，大多还是山地，产出来的粮食也就那么多，有时候天气反常，夏天有“冷子” [32] ；刚入秋，庄稼还没熟，天就冻了，落霜下雪的，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分粮食，很多年都是按照人头分。集体化时期国家鼓励多养娃娃，娃娃越来越多，老年人也都健康，人越来越多。分到的粮食只能是越来越少了，填饱肚皮都难。虽然我父亲他是乡长，也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事。（SFG@Z）
生产队的土地数量是恒定的，农民受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生育率逐年上升，有限土地所供养的人口逐年递增，但是粮食总产量并不会因为高密度的劳动投入而有所提高，最终只会导致边际效益逐渐递减。黄宗智借用了格尔茨的概念，将这种发生在农业经济领域内，由于人多地少而引发边际生产率下降的现象称为农业的“内卷化”。 [33]
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相对于常数的城市来说，农村的作用是一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34] 党和国家凭借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运用了强大的宣传手段和动员技巧，并对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稀缺资源进行了有效调控，才获得了整个社会动员的成功。 [35] 当农业革命覆盖到生产队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强大的宣传手段和技巧却未取得积极的效果。为确保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在全国各地顺利贯彻执行，基层干部身体力行地完成“上传下达”的使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提升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36]
当时我们白天要出门劳动，黑夜里还要聚到一起开大会。开会和学生上课一样，只有刮大风、下大雨不用去，其他时间应时应到，老婆娃娃也要去。你想想，劳动一天都没顾得上歇歇，还要赶着驴到沟湾的坝里驮水，婆姨女子要给一家老小缝旧补新，结果队长一声令下，命令所有人出动开大会，学习新思想。大会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娃娃们瞌睡得不行，一到那儿就睡了，还要大人抱……成天起来光听政策，到了真正落实的时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县里要上报粮食产量，队长报的数是很大的。（ZCJ@Z）
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村落里，农户间形成了稳固而紧密的合作关系，如农忙时节的换工、生产农具的相互借用、婚丧嫁娶时的互助协助等，加之农村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农户间产生联合的密度更高；当他们中的少数人在面临更为严峻的生活难题时，传统单薄的个人情谊显得隐忍而无力。
我二爸一家就是“逃黑户”出去的，他们家光景最不好。几代人都是贫农，没地、没粮、没元宝和响洋（银元），家里一穷二白。他们走的时候，我已经十来岁了，记得很清楚。1960年春上，队里分的粮食早就吃光了，公社发的糜谷种子也没有了，他们一家子只能成天喝米汤，娃娃们饿得成天哭鼻子。我们家大概比他们稍微强一点，那也吃不饱，一家子住的窑洞都是向庄里的富农家借的。（WKJ@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地区，经过农业集体化的过度毁林开荒，植被覆盖率快速降低，荒漠化严重，水土流失、沙尘暴、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受到诸多人为因素影响，粮食产量逐年下滑，生活条件愈发恶劣。在“沟洼多，平滩少”的村落，集体经济大幅萎缩，农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甚至有少数人陷入生活绝境。维系农业集体经营的是农民个体的劳动投入，但农业生产技术在此期间却未得到显著提升，自然环境持续恶化，而缴纳公粮的标准多年未见调整，“寅吃卯粮”屡见不鲜。窘迫的现实与社会改造的失败，进一步触发了“逃黑户”现象。
20世纪早期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总结中国农民患有愚、贫、弱、私“四大病”。集体化时期的陕北，农民私下流传着一句俗语：“吃饭不要钱，精饱咥！”尽管数以万计的农民呼喊着“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却时常在行动中损毁集体利益。农民虽未在日常劳动中表现出明显的“抗争行为”，但是在劳动生产中却带有明显的消极抵抗情绪，具体的表现是参加劳动时能糙则糙、能慢则慢、能闲则闲，许多农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我记得是高级社开始以后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来着，整个县里跌了个小年成 [37] ，那个时候“人没吃的，畜没草，灶火没有燃料烧”，青壮年劳动力也都没有了干劲，那和刚进入公社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多数人来迟走慢，做营生也都是敷衍了事。婆姨们经常请假，说是回家照看娃娃，其实是一群人串亲戚走了。……反正做不做都是那点儿工分，能省点力就省点力，大不了一起挨饿。（ZCJ@Z）
加入合作社我们这些贫雇农确实是受益了，原来是一穷二白，加入合作社什么都有了，我因为成分好，当过记分员、生产队长。之前一家人吃不饱，集体化以后“吃饭不要钱，精饱咥！”不过没到两年就不行了，偷奸耍滑的人太多了，都不好好做营生。秋收的时候半夜偷集体的粮食、砍集体的树、毁集体的林地。故意捣鬼的，大有人在。（LSY@P）
在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标志的人民公社中，乡村干部是国家人民公社化制度最忠实的拥趸，并成为直接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力量，然而政策推行不久后，村干部“当个官官，遛个弯弯”（ZCL语），已经在村民中引发了诸多不满。WKJ历数人民公社时期的生活经历，他感慨：“我们刚进入人民公社时劲头都很足，村干部总是 ‘跑在人前，吃在人后’，只过了几年光景，村干部全都变了样！”到集体化后期，村干部“前畔走后畔，一天十分半”（ZCL语），村干部未投入生产劳动却能获得较大的收益，而农民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不断滑坡的趋势，这种极度不平衡的收益分配长期持续，极大损伤了普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变形。
毗邻而居的自然村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绵延、存续的天然载体。“逃黑户”是农民多重伦理原则交叠后产生的行为，农民选择迁居他处，包含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倾向，另一个深层原因部分则可以归结为对“集体”的忠诚度下降。少数农民离开故土外逃谋生，获得了全新的生存空间，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彻底瓦解，理想的生活目标也未完全实现。
他们走了一年以后，才找人给我们捎话，说是已经安顿下来了。听捎话的人讲，二爸“逃黑户”在深山里，周围十几里就他们一家人，土地几乎就是胶泥地、山洼地，要下苦工开垦。遇上难事找不到人帮忙，娃娃大了要娶媳妇养娃娃，变成了大问题。（WKJ@P）
农民都知道，“宁伙过年，不伙种田”，公社的饭能一起吃，但是地肯定不能一起种，一起种地收成太低！比如说一家一户本来能打一石粮食，只要一起搭伙，才能打八斗粮食，里面的原因大家都晓得。庄里的“五色匠人” [38] 尤其不想加入，他们在外面干活，不愿意种地，不指望在集体里过好生活。……大家有倚靠思想，你倚靠我，我倚靠你，集体再好也要“烂干” [39] ！（ZCJ@Z）
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我国的人际交往关系，其中家庭是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姻缘与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形成的根基，宗法则是群体生活的本位。“逃黑户”几乎与过去的社会交往网络彻底断绝，外逃农民开启新生活的环境多数在大山深沟、交通闭塞的僻壤之地，若选择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困难重重，如何获得社会支持、绵延子嗣、延续血缘关系也成为他们需要应对的新难题。
“逃黑户”的主要原因就是吃不饱、穿不暖。WKP 一家在山里的背阴面打了窑洞住。当时天冷，他们一家五口人就一条棉被。集体劳动只有WKP一个劳动力能出来挣工分，分到的粮食就很少，所以他们后来“逃黑户”走了。……我们其实不同意入社，当时家里开一个骡马店，有些家底，雇了两个长工，一个放羊娃娃，吃穿不愁。集体打的粮食，根本没有我们自己收的多。入社以后，心里其实是有情绪的。（HYT@Z）
在普通农民和大部分生产队干部眼中，农业经营首先是为了糊口，最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逃黑户”的发端正是因为部分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在农民个体长期与国家权威互动的过程中，土地经营模式及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但农民仍旧使用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向土地要饭吃”。传统陕北村落的旧颜未改，农业生产效率未见明显提升，绝大多数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却悄悄发生了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其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发生碰撞，农民个体理性与集体观念在日常互动中相互影响，形塑了新的生存理性。
由于人们在现实中的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造就了动员政治之下的反抗心理和行为。 [40] 具体而言，在特殊历史时期，基层治理中领导对农民采取强有力的政治管理手段，引起普遍饥饿、疲惫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无法有效及时解决，导致人们在不自觉中产生了盗窃私分等越轨行为和公开发泄不满的消极情绪，并受到集体施予的恩德、人道主义的同情心、风险意识等的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农民在动员政治下无动于衷的行为模式。
一方面，农村集体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政治权力延伸至全国各地的基层社会，直接支配着农民的个体行为；另一方面，集体组织承认基层村落对于政府的附属性，也在有限范围内允许自然村落延续传统制度和礼俗化的交往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集体组织在政策实践中曾试图以一种强硬的手段将传统村落纳入到宏观行政框架之中，由此形成特殊的“公社社会”；农民作为“公社社会”的主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洗礼与改造，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其自身行动逻辑也进行了调适。
刚入社，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还是集体化好，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有苦一起受，有福一起享。没等几年发现，这生活过得还不如以前。尤其在“大跃进”阶段，乡领导虚报高产，放“卫星”，和农民多要粮食上缴。农民连肚皮都填不饱，“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农民们普遍不好好干活，入社动员大会上讲到的“早起馍馍，晌午糕，晚上举起剁面刀”的生活也没过上。“逃黑户”出门的人就不一样了，虽然出门的成本不小，那也有劲头。庄户人只要能受苦，光景差不了。（SFG@Z）
公社要求农民集体行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机械的农业劳动，每当清晨，出工哨声吹响的时候，生产活动已有了周密安排，但农民从未停止对生活的思考。彻底的集体化生活有政治权力强制性的体现，也有农民主动选择的权力让渡。 [41] 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无法主动选择自身所处的社区，更难以超越社区选择进入更大的政治环境。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背景下，农民选择利用自己的行动策略并付诸实践，通过特殊的行为方式进行“生活再造”。
集体化时期农村地区五大产权形式同时并存，按照产权的公有化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产权主体分别为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农民家庭，其中农民家庭产权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产权形式。集体组织系统庞大健全、层级分明，公社权力高度集中，因而在思想宣传方面特征鲜明。集体组织积极地向农民传达文化思想，但缺乏对家庭产权的保护，农民家庭产权在与集体产权的互动中变得模糊，甚至逐渐消弭。
加入公社之前我们大家互相帮助，生产工具都是互相借用，比如我有个耧，你有个犁，大家互相借用。本来大家的东西都不多，互相借用大家就都有了。你看这么一搞，各种农具大家就都有了，这就叫“互通有无”。入了社，没几年大变样，多数人一心只想着占集体的便宜，还搞破坏，秋收偷集体粮食的人太多了。一年不到，就已经不愿意给集体出力劳动了。（JZH@P）
要按照国家的政策方向来说，集体行动确实是好，当时的政策也没有大问题，公社把所有农民团结起来，确实力量大，集体修路、集体打坝、集体学习。不过时间一长，人的思想都变了，私心杂念也大了。“经是好经来着，只是被歪嘴的和尚念偏了”。依我个人看，国家的制度没有问题，当时共产党领导我们的时候，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公社救了很多人，国家的总政策和大方向没出问题。（WKJ@P）
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42] 人民公社运动的昙花一现与人民公社的相对持久都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 [43] 人民公社带有明显的科层制色彩，组织形态配备完整，层级分明，其各级组织以特殊的方式相互关联。农村地区，公社内部按照组织规模划分为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上级组织多为县 [44] 。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各个组织的平稳有序运行，确保行政命令的贯彻传达，推进发展计划的落实执行，国家权力完全渗透至农村社会，工分制取代了个体劳动，生产队取代了家庭宗族，新的生产组织、制度安排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农民作为农村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参与社会实践中也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
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人民合作化运动以一种“自上而下”、全民动员的形式，强制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导致少数农民的价值选择与农村集体制度出现了冲突，催生出新的生存理性以进行“生活再造”。陕北农民“逃黑户”，并非是农民与国家制度和政策之间的抗衡，更不是短期“爆发”的应对行为，而是农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存策略。现实世界中，林林总总的边缘群体成员会因为共同的命运形成共同分有的精神世界，用以表征或叙述自己的历史、价值观、情感或生活态度。它既是一种由共同体或整个社会建构的个体记忆的集合，也是一种超越个体记忆或曰突生性的社会现实。 [45] 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分析“逃黑户”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怪相”，是农民个体生活与宏观社会结构再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轨迹的融汇。
长期日常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民理性，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功效是有限的，主要是生存理性。 [46] “逃黑户”本身带有显著的隐蔽特点，其出现表明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种“精巧的背离”。农民以维持自身基本生存权、保存个体生命意义为基本目标，他们的主观意识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逃黑户”这一特殊群体迁移形式，达到了最低限度内国家权力与农民个体利益间的相互平衡，农民的生存理性与国家观念在缓解社会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实现了农民自身生活的再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村社会改革进程。
Abstract:Looking back at China's modern history，the majority of peasants have promoted the tren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a certain extent.They are not only staunch defenders of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but also participants and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In the 1960s and 1970s，the state's political power sank to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directly affected the underlying practice logic.Due to devi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an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objective factors，a small number of farmers adopted non-confrontational，extraordinary Obtain new opportunities for survival in a regulated way.During this period，some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 carried out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 hidden way.This private and scattered form of life reconstruction gave birth to farmers' rationality for survival，and also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economy and collective economy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in the country reflects the key role that farmers play in promoting system reform and maintaining grassroots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Private escape; survival rationality; life reinvention; farmers in northern Shanxi
[1] 作者简介：陈燕芽，女，博士，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乡基层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基层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 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8页。
[4] 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100页。
[5]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4页。
[6]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3页。
[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8]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9] 李华胤：《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25—131页。
[10]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1]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11页。
[12] 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第19—39页。
[13]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14] 在塔湾村，当地村民将宗族意义上的大家族称为“会”，村落内同一姓氏的村民同属于一个家族（会）；将小亲族称为“一大家”，即同一太公名下（通常4代左右）的农户又属于“一大家”，家族（会）由若干个小亲族（“一大家”）联合而成。
[15] 在塔湾村，“家首”，也称分会首或小头首，相当于小亲族的家长。“家首”的产生既非保长、大头首、会首等直接任命，亦非大家成员公开选举，而是来自“一大家”中各位家主一致默认。“家首”通常由说话办事比较公道，认可度高或在亲族、村落中地位较高的人来担任。
[16] [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2页。
[17] 在塔湾村，特大旱的年份时，农户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到信江或龙溪踏水灌溉，十几户、二十几户甚至是“倾村”出动，少则几级即可，多则要十几级、二十几级或更多级数的联合才能成功引到水，当地人将这一踏水合作称为“打倒车”或“打港车”。
[18] 陈忠：《规则论——研究视域与核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19] 作者简介：陈鹏，男，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朱静，女，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21] 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53页。
[22] 苏静主编：《知日·断舍离》，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23] 在2016年至2018年间，笔者曾先后4次参与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的“农民与土地——中国农民的60年”口述历史调查活动。借助口述历史调查的形式，较为翔实地调查了陕北农村地区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社会历史等情况，获得了丰富的口述历史调查资料。在调查过程中发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地区出现的“逃黑户”现象，并开展了后续调查研究。文中部分访谈资料来自最终提交成果，特此说明。
[24]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25] 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26]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7] 孟庆延：《“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73页。
[28] 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84页。
[29]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30]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昱、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3页。
[31] 编码说明：@前的字母为受访者姓名缩写，@后的字母为受访者在1950年前后划定的阶级成分缩写，即Z为中农，P为贫农。
[32] “冷子”，陕北方言，意指冰雹。
[33] 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第127页。
[34] [美]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
[35]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224页。
[3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
[37] 小年成，指的是农民遇到收成不好的荒年。
[38] 旧时陕北地区将木匠、画匠、毡匠、铁匠、石匠五种手工艺人，统称为“五色匠人”。
[39] “烂干”，陕北方言，意蕴广泛，此处含有瓦解、终结之意。
[40] 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76页。
[41] 沈乾飞：《芸芸众生：被生活转换的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页。
[4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43] 辛逸：《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村人民公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第78页。
[44]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陕北部分区域的生产队上级组织为区。
[45] 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构建》，《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40页。
[46]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