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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安徽寿县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实践来看，条块管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经受着复杂抗疫过程的考验。基于一位副镇长的防疫经历发现条块管理模式通过权力下沉，任务分配等方式推动疫情问题的精细化分解，但在基层的扩展却面临着多元社会关系的影响，使得政策落实和资源分配中存在诸多难度。根据制度运作特点可以透视疫情传播规律，多重主体的互动是当前应急管理制度体系的基本现实，也是构建未来应急管理模式的制度基础。条块管理模式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治理手段，不过为了对接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需要增强条块管理模式面对复杂治理环境的能力，加强对疫情不确定性的描述，相应调整工作应该由此着手。
关键词： 新冠疫情；条块关系；基层治理；应急管理；结构关系
从寿县 [85] 的田野调查来看，当地党委和政府采用条块管理的工作模式，把医疗和管理资源有针对性的与基层对接。在近三个月的实践中，这套管理措施实现了疫情有效地管控。常住人口近150万人的寿县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在皖北地区可谓一枝独秀。这种工作方法在历史上有章可循，明代的粮长制就与之十分类似，新中国成立后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如水利兴修也是依赖条块管理提供的动员力量。在疫情中，笔者跟随一位分管副镇长，直观地感受到了条块管理的思路和成绩，也发现了对比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目前的应急管理方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不过甫经大疫，各个行业都在复兴，许多关键的技术也没有突破。构建现代防疫体系需要徐图进取。应对疫情的条块管理模式，在调动资源，保证社会整体稳定中仍然发挥着作用，现代抗疫体系构建之前也还要依靠它发挥过渡作用。本文拟通过寿县地区抗疫实践的田野调查，在回顾条块管理在当地疫情抗击中的实践价值，以及相关不足的基础上，对其迎接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差距进行探讨。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共卫生防疫，诸如应对血吸虫、疟原虫、非典、乙肝等重大流行病中，将管理重心下移，在基层实现精准划分管理的条块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条块模式围绕着治理目标的解决，调整治理主体权力关系，这种组织化策略对于资源薄弱的基层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条块管理模式在将重大公共性任务传递到基层之前，会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以扶贫体系建设为例，曹东勃认为“是央地、条块、块块三种关系深层互动的产物，是强大的中央权威动员与整合条块力量的结果” [86] ，这往往伴随着机构调整，如侯学宾，陈越瓯分析的党内巡视制度的“代偿”功能是“‘党政合理分工’与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共同形塑了党内巡视制度” [87] 。从原有治理秩序出发，采用聚焦问题的办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比如水利兴修，精准扶贫，这些工作任务相对固定，权责关系明确。差别在于时间，比如水利兴修主要是冬季行，而如秸秆禁烧则在夏季和秋季。
这也意味着条块管理在应对突发疫情时会存在滞后的可能，无论是当前的新冠疫情，抑或是之前对“非典”，都暴露了基层政府的疫情分析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此，学界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首先从条块关系到政策设计执行中存在不精细状况，由此产生了治理中心选择困难，权责关系不明确等问题，李元珍以项目制为例指出项目制之下的条块关系已嵌入到整个行政体制之中，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对抗与合作关系 [88] 。薛泽林认为我国智能政务推进受制于条块管理，尤其是“前期的系统割裂、信息孤岛、重复建设，以及后期的分系统与总系统无法对接等方面” [89] 。其次条块管理在推广中也容易产生矛盾叠加或功能机械化的问题，如郎晓波在上海的调研分析指出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 [90] ，杨发祥、严骏夫、孙志超以上海市J区房办下沉街道管理的改革揭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条块矛盾再生产”实践悖论 [91] 。
但总的来说，对于条块关系的不足有着明确认识的同时，相关的完善之道也在探索之中，任勇认为条块关系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制约作用 [92] 。不少学者也在试图优化其不足，比如将之视为一种治理结构转型 [93] 的需要，是一种“再造和共治” [94] 的趋向。尽管实践模式有差异，却都是在承认在实现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政策的有序调整和稳定，也关照到多个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暂时无法发生改变时，如何寻求打开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空间。
条块管理在进入基层以后就面临着与广泛社会主体的互动，其互动模式多样，没有形成一种比较一致的模式，我国农村社会秩序在近代以来多次发生变迁，迟至国民党时代，中国广大农村仍然基本处于“皇权不下乡”的治理模式中，乡绅主导的地方自治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进行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上述局面，绑缚在社会成员身上的制度束缚已经被打破，但受制于多次社会变迁，国家在进入乡村中治理工作仍然在探索中完善。
传统的礼俗秩序在现代国家进入农村以后仍然在发挥作用，这在孔飞力 [95] ，黄宗智 [96] ，杜赞奇 [97] ，费孝通 [98] 等人的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证明。而近年来中央对乡村治理模式反复强调也说明农村治理体系仍然在探索中。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多重社会关系的叠加影响了当前基层权力的运作，乃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和地方事务。金桥基于城市社区的调查将之总结为“依附逻辑、协商合作逻辑、精英主导逻辑、人情逻辑和服务交换逻辑” [99] ，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参考到差序格局的影响，条块关系的分解遭遇到上述社会网络的境遇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结构关系的互动，尤其是引导权力下移遭遇本土内容时，要经历磨合过程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疫情治理下的结构关系互动需要表达的文化意涵是清晰的，包括了在集体生存伦理指引下营造出来的社会信任，对生命尊重的深度认同，对党执政理念和制度优势的认可，对客观医学规律的认可等。依赖权力和制度的赋能下移形成了结构关系，会在这种治理目标下展开互动。
基层条块化管理依赖主体的互动构建起互动关系，聚焦任务解决问题，不过短期内的推广一种制度，存在着诸多制度和人事问题。周振超、宋胜利分析街道办事处的改革和设置符合城市治理体系指出，但是仍然不够简约高效，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夯实 [100] 。基层干部是承接制度政策和社会生活的连接点，多样性身份也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差序格局的诸如人情关系，民俗文化对执行者的身份选择造成了影响，学界对于其中身份政治变迁中存在的个体差异的认识 [101] 提醒我们关注其中个体化的表达。这也提醒了条块管理的拓展完善的难度，坚持保证制度的刚性，防止条块关系不能形成合力，既有助于疫情的解决，也为疫情之后正常生活的恢复提供支持，而这都对政府能力提出了考验。
总之，条块管理在寻求治理精细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基层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在人事，资金很多方面尚十分粗糙的，对于新治理关系的互动规范也缺乏表达，所以，本文的研究基于条块管理在应对疫情时的田野材料，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应急状态下条块管理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在本文调研期间，笔者跟随一位分管农业和卫生的副镇长，直观感受到整个疫情管控过程变化，而他本人在疫情中也遭到举报，对理解条块管理体制的完善有所启发。下文的故事在描述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展开分析。
江华，男，49岁，于2015年调入Y镇担任副镇长。笔者跟随他，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疫情中表现有了直观的观察。在下文的故事中，我会直观展现他在疫情中积极作为以及遭遇的尴尬，并分析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
在疫情暴发之初，很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可能的严重性，Y镇的书记表达过担忧，首先，寿县离武汉特别近，疫情暴发时，春运已经开始，以学生为主体的返乡活动已经开始了，务工人员回乡也在咫尺之间；其次，寿县人口集中在主要交通干道和重点乡镇中，而非交通便利地段的乡镇除了医疗条件差，财政问题也十分堪忧。Y镇领导们很早开始准备，第一，镇领导做好春节期间的分工，安排好村干部做好宣传工作；第二，提前做好部分物资储备，尤其是预定口罩，这避免了后来大部分乡镇出现的口罩荒。不过，这样的前瞻性工作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要定“外松内紧”调子，被书记驳了回去，出现这种声音反映了公共安全意识缺失，也反映了基层政府的自主性欠缺，防疫所需的医疗、交通、物质准备，远远超出基层政府的体量范围。
江发现群众中已经出现了部分恐慌，他听到了“可能会超过非典”的说法。我在大年三十和他告别，不过由于疫情的发展，寿县的党政干部在大年初二就已经返岗安排防疫工作，江在当天下午也来到了镇上。各乡镇按照县里的部署，普遍采取的措施包括：开设监测点，实行交通管制，检测过往车辆，统计外地返乡的居民；关闭活禽市场；利用广播开始宣传，劝返聚众活动。其间也出现了混乱，如部分地区开始封村、封路，不过很快被制止。县里的统一开始调度，安排卫生防疫等部门与基层对接，乡镇则开始确定包点单位和个人，任命点长和片长，江告诉我：点长是镇里派到村里联系、指导工作的，把县里、镇里布置的工作任务在村里落实好。片长是考虑到全镇的村工作基础不一样，点长的工作能力有差距，将各村分划为几个工作片，选派职务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负责，目的是保证工作均衡推进。可见这种条块管理是一种技术上的修正，目的是为了通过条块关系的转化处理，能够增强执行力度。点长和片长是条块模式的具体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沿用，如征收提留税、计划生育、精准扶贫等，均是按照现有的可调配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在Y镇，通过设置点长、片长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迅速实现县域涉疫领域的全覆盖，这种效率是可喜的。江除了分管防疫，还是一个工作基础较差的村的包点联系人，不过他也发现工作推动中存在难度，而且很快遭遇反弹。
江首先感受到来自同僚的不配合，他的同事告诉我：“很多人迟到早退，都怕死，但凡（跟疫情）沾边都推给他，他是分管领导和片长，是他职责。”社会风向对疫情也不甚重视，我跟随他看到许多劝导人员遭到了群众的揶揄，不过有趣的是，第一个武汉返乡人员到来之后，情况马上发生逆转。家家户户闭门不出，“隐形”的封村行为也开始出现，比如将生产资料（如稻草堆），放在交通要道，自发约定轮流巡村等。仅仅数十天后，由于寿县地区没有确诊病例，村民社会心态又开始放松，出现频繁的外出活动，江劝返过程中感受到他们对病毒发展不敏感，对防疫知识的不了解，但这引导起来着实困难，没有针对限制出入的规定，面对一个庞大的流动性的群体，江的劝导显得十分无力。但是关于执行者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不过显然的是，如果出现一例感染病例，他就肯定会被追责。
一次不经意的关停让他得罪了人，他主持关停了Z姓人家的活禽市场。这户人家是当地大姓，而宗族在如今的寿县颇为兴盛，很多大姓开始修家谱，建立祠堂，成立家族事务委员会，家族在地方上影响力开始凸显，目前老板当场表达了不满：“山不转水转”，但他后来受到冷落与这是相关的。
此时的疫情进入了关键阶段，全国感染人数持续增长，而Y镇处于交通干线，压力骤增。新一轮的预防工作开始推动，包括关停人口集中场所，在敬老院、养老院等进行卫生防疫；调配医疗资源；有序地进行应急物资供应，如种植速生菜；统计可以作为备用隔离点的学校、粮站等，并安排了相应的物资。利用大数据和基建台通讯摸排部分不上报、不登记、不隔离的外来人员，进行了筛选和排查。上述组合措施均由县防疫领导小组制定推动，各个乡镇结合具体情况执行，截至2020年2月中旬，寿县仍然没有一例确诊案例。不过轻度的失控是存在的，随时公布的疫情数据让寿县的安全性广为人知，临近县市居民开始大量涌入寿县寻求躲避，尽管国道、县道有检查措施，但是不少居民顺着县界的田埂，小路躲过了检查，而且后来回程的人口、车辆越来越多，依靠监测体温不足以杜绝病毒携带者进入。
也是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方便面事件”。进入3月，整体疫情管控的要求需要调整部分卡点，而县督察组收到举报，配给被拆除卡点的方便面和矿泉水没有被搬离，作为负责人的江被通报批评。江告诉我，有些卡点的看守岗位是专门为贫困户提供，他本着好心把没吃完的方便面分给看守岗位的贫困户，不过他没想到这些人心里不好意思，在完成工作后并没有拿回家，随即就是被人举报。
后来一位熟悉的村干部告诉江只有Z家人在贫困户离开后，进入过卡点，江随即明白。当时他不在场，也根本没想到贫困户没有带走方便面，被人以“浪费公共资源，不在岗执勤”的理由告了一状。Z家人的活禽生意在上游承接活禽疫苗、饲料加工，在下游对接许多收家禽羽毛的散户，供应饭店，在关停后，上下游的生计都受到影响。这些人和Z家针对江进行报复似乎说得过去，尤其是后来寿县持续0确诊，让江遭受的质疑越发强烈。可见市场、家族互动加深，与条块模式展现出复杂的互动。江的尴尬在于任务完成不了要被问责，勉强完成了工作还要得罪部分群众，江说在那种特定情境下是容易让人灰心。条块管理在迅速确定了治理单元以后，没有将执行者的权力给予一种系统性的保障。
被处分后，江十分被动，加上工作节奏紧张，他变得沉默。但疫情防控期间设置的卡点被撤了以后，部分关键地段又被要求恢复，江在往返之间，显得十分狼狈。卡点的拆除，相应会议在调整工作重心，意味着疫情防控到了一个新阶段，江的真正考验在于6月份开始的全国精准扶贫检查，以及春耕。江和他的同事的分工也到了另一个阶段，江不用按照要求定时定点去卡点工作，他的片长工作也被另外同志替代，条块模式的重心也已经开始调整，此时，有序的复工复学已经开始，从地方上的“库存”逐步上被清零，寿县地区的疑似病例也逐步出院，国内防疫工作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防止输入，广大农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安徽省是全国最早一批宣布可以有条件摘口罩的省份。不过有些话题还在延续，江与同事关系、与群众的关系，显然需要时间去修复。
我的田野大致持续三个月，临行前江告诉我，此时从上到下也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由于寿县地区在沿海务工人员极多，一旦出现回流，以寿县现在体制、人员的疲惫程度，恐怕难以应对。同时，对干部的极致适用，长期不复工的压力会让疫情治理更加复杂。目前采用的模式在维持局面中是可以发挥包括排查情况，动员物资，保证救援有效等，但缺乏对其稳定性的全面支持。从进一步调研来看，寿县的医疗资源呈现出惊人的不均衡，Y镇财政充分，也存在专业人员短缺问题，偏远乡镇尤甚，很多医疗器械早已引进到位，但因为缺乏专业人员，至今无法使用，如果疫情持续可能就力有不逮了。
江和他同事在对疫情暴发后可能的蔓延趋势以及拟采用的应急步骤能够心里有数，其提前所做的预案和规划是基于条块管理实践，其中过往条块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地说条块管理在应对疫情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凝合力量，不过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不精细状况，对疫情的快速追踪也明显不足。
依托条块机制提供的权力动力和专业支撑，在基层呈现出“空间”化的指向，疫情中防疫责任区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这是很多学者社会改造主张的基础 [102] 。村民的自我防御措施是按照生活空间、自然空间进行的划分，比如封路、居家隔离等。这基本上与行政范围、生活空间是重合的，权力和制度的重新组合夯实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在行政空间内部进行调整治理关系并解决相应的问题就顺理成章了，如秸秆禁烧、水利兴修均属此类，也为地方官员所习惯。此外，权力关系也在营造一系列象征空间，包括集体生存伦理、制度自信在内的文化逻辑在疫情传播中应运而生，既是上述治理制度的表征，也是其发展的行动指南。
所以，治理问题既被限制在一定区域，也被成功表达，从Y镇的经验也可以看出其互动的不足，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空间的物理、社会关系、权力运行演绎的复杂程度十分繁杂，张诚的研究关注到结构的互动容易带来“不平衡不充分、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管理职能缺失、居民公共空间意识匮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103] 等问题。疫情带来了治理问题的连锁化，从江和他的同事的反应来看，除了基本的准备工作，整体上的防疫秩序是依靠等候上级安排，而贯穿整个阶段（安抚人心，调配社会资源，统计反向人员）的节奏非常紧张，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于干部而言就要问责，于基层社会而言就面临着系统性风险。而包括对管理人群分类上不精细，对物资调配“一刀切”等，也说明其延伸性不足，涵盖面不够的困难。条块管理的逻辑和难度都在于快速锁定任务目标，在短期内具备了“空间”特征，这种“空间”主要依托的是行政区域，但是其个中内容不同、互动方式不同，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矛盾，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空间，无法达成对整个疫情治理的连贯性表达。
条块管理在经历过渡的同时，也在面临精细化的考量。历史上的类似经验确实给我们实现社会控制，解决治理问题提供了参考，不过不同质的权力造成的结构关系也缺乏相互兼容和互通的可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现代化治理发展。需要把传统的在相对静态的环境转化到现代的应急和管理的要求上来。多重社会系统的互动频繁出现，干扰到公共政策的执行，从江的遭遇来看，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构建出复杂的社会网络，多重治理体系彼此缺乏统一，江所在乡镇的实践是根据治理需要调整班子结构，重新划分治理区域而达成的，将治理效果推向了最大化。条块管理面临的弊端实际上也是在延伸中产生的，其实Z家族和江在地方上是不对等的，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发生，江和他所在的片区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而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其与治理目标的有效对接，那么从江的故事来看，大概率会以一种政治生态受影响为代价的，Z姓家族如果和江达不成和解，这种矛盾会持续发酵。疫情治理问题会转化为其他治理维度的问题。此外，关于应急的专业管理人才、经验都存在不足，对制度的再设计最终就表现为对基层干部的使用，用人力和制度的使用效率来代替这种不足，基层干部在连续作战中经受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但自身也存在诸如专业知识匮乏，疫情认同分化等问题，都会影响疫情整体治理。
条块管理模式在推动权力下沉，在遭遇与多元权力主体互动时，出现了部分冲突。针对这一问题，诸如学界所倡导的“协同治理”或者混合治理模式，虽然立志于统筹多元治理要素，但治理主体的互动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不统一是普遍存在的。随着多元应急管理渠道的推动，历史和现实的多重问题带来的治理难题出现了交融的趋势，条块管理模式需要协调不同主体的作为，将负面作用限制在良性的运行轨道中，并把政府权威有序地传递出去才能有效地对抗疫情。
身份表征的差异是理解权力格局和差序格局的重要视角，新的身份是原有制度秩序的自然衍射。以江为例，他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身份生成是权力机关确认和调整的，紧急状态下的地方治理中，可以通过党委政府调整分工的方式，避免选举等程序，调配资源直接进入工作状态，江和他所在的基层政府确实受到了其他社会要素的重要影响。近期的社会指责和恐慌已经发生了，对江的工作也产生了干扰，但他本人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加上面临着多元考核的压力，直接影响了他的积极性，他前后行为的反差充分说明这一点。
新身份已经影响到政治生态，但也是改变困境的一种新推手，多重身份的重叠有助于克服制度干扰，如江代表着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有助于顺利推动治理目标。旋即部分人展开的“报复”行动就展开了，新的互动关系已经形成并开始成长，这种成长过程融合了家族、市场、官僚系统，江与这多个系统都发生联系。换言之，基于政治身份拓展理顺疫情治理理念和责任制度确是一种可行的平衡多元关系的路径，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也有反应，如李向振对“新乡贤”的认识，“将 ‘新乡贤’的培育作为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切入点，有利于创新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改善干群关系，增强村落内聚力和村民生命共同体的认同感” [104] ，也是一种基于身份政治推动治理改革的反应。
总而言之，当条块管理模式介入基层后会在旧地域上形成新的关系网络，这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直接互动，条块管理的作用是促使不同要素的互动形成一种平衡，达成治理目标，国家制度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协调的有序进行，地方上的权力结构的自发调整也有助于完成这个任务。条块管理思路推动了社会主体要素的广泛互动，也让参与者的个人身份产生差别，这种身份差别是理解制度应对疫情的直观体现。
从疫情在Y镇的发展来看，治理措施的调整都是围绕治理主体的全责关系的调整而展开，但是在靶向上都是在追随疫情及其引发的诸多“不确定性”。将疫情治理统筹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大势之中也是条块管理的使命所在，条块管理中权力下移与基层互动所引发的问题，将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为治理绩效仍然需要探索。
梳理江的经历发现，条块模式促使权力重新组合形成的结构关系是疫情治理的制度特色，从初衷来说是为了加强风险治理、统筹物质调配的方便。因此关注基层新结构关系的变迁是对疫情发展的反映，何况新结构关系还存在着负面影响，包括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后存在草草收尾的现象，疫情防治与推动新生活的正常化的衔接出现了偏差。目前在条块管理思路下采用的具体措施是伴随着疫情的发展随时调整的，但是发展到后期整个社会资源已经处于紧张的状态，系统性风险随时存在，其中执行者的能动性范围也不大，如江都是在限定范围内执行任务，而且面临着严格的考核。
条块模式下Y镇的社会局面总体稳定，梳理下来，条块模式经历了三个月的实践，大致经历快速排查、稳定局面和有序复工三个步骤。这三个过程的实践积累起对疫情发展的理解、对于公共利益的表达、对实现稳定构建的推动。从结果来看，在不同的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尚存在差别，但是其中制度反应具有比较一致的连续性的特点，而且在推动路径中权力的反复生产带来的弊端和资源浪费，对地方政府的认同也逐步差异化，伴随着对条块深入地观察，这些细微问题可能会更多。在疫情过程中制度补充是不理想的，江在督查时受到举报，从党内监督来说固然无可厚非，可对江本人积极性也产生了影响，于防疫大局可能无补。
如古人遭遇重大环境变化和公共安全危机时候会寻求诸如神灵、宗教等既有解释，这有助于在应急状态下优先培养出有序性，为新力量的介入争取时间。上述三个阶段的制度应对提醒我们将在具体阶段，具体部门经验的反思需要与条块管理整体运作联系起来。尽管条块管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广为使用，在应对历次重大灾情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环境变化和技术发展，治理结构的职能机关也都发生了调整，传统的经验很难再适用于新的时代。从范围上而言，基于对社会发展风险性的认识需要借助系统性的观察，将应急管理与发展需求纳入统筹规划。
条块模式的推动没有提供良好的善后机制，权力结构的平衡和稳定不足以继续推动空间生成中的弊端，也无助于治理空间的精细化，身份政治的差别造成了自身组织化的可能。这些问题由条块分割不清晰造成，但是又通过具体的执行人员结合起来，所以其自身组织化的驱动有助于实现克服上述弊端，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可以在关照前述三个阶段的反应基础上，对不足部分进行总结，力求完善。从参与主体来看，实现制度策略再平衡，克服基层组织松散的现状也是有章可循的，市场，宗族这些传统的治理单元的复兴和当代发展其实已经有了明显迹象，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 [105] ，既有的经验没有很好地转化为预警制度；对于疫情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公共环境安全缺乏目标一致的认同。通过完善条块管理模式引导，这就是在组织环节对条块管理进行完善，许多普遍的价值需要在此时被确立起来。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照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临的叠加风险和系统性坍塌的危机是并存的，除了生物安全，来自海洋，外太空，甚至人工智能的风险，都尚在未知之中，风险社会说关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中国的条块管理模式尽管由来已久，而且在本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条块管理可以调动国内资源稳定国内形势，但是这种模式是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在其他国家未必有效，可以考虑适时在洲际合作中建立类似的联系，建立以区域大国相互联系为主要指导，按照医疗条件和自然禀赋确定分层分类需要，致力于国际新合作的展开。
立足于国内的实践，围绕基层应急管理在整体的推动和路径设计面临的成本过大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来看，在针对相对固定的任务或者静态空间中是实用的，不过疫情的到来暴露了条块管理存在滞后和不足，因此进行多元化的尝试，挖掘发现地方性经验也是极为必要的。新的应急治理体系的打造，立足于条块管理模式的精细化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对其中不确定状态的一种描述。通过制度的、权力的力量推动应急形势的构建，实现地方性构建和文化建设，才有助于一种长久的应急制度的建立，并促进新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
ABSTRACT:In view of the NCP management practice of Xinguan epidemic situation in Shouxian county，Anhui Province，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strip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is also undergoing the test of complex anti-epidemic process.Based o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experience of a deputy mayor，it was found that th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l promoted the fine decomposition of NCP problems by means of power subsidence and task distribution，but its expans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as fac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social relationships，so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s the basic reality of the curr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future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However，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pattern to face the complex environment，strengthe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uncertainty，th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work should start from this.
Key Words: New Crown Diseas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emergency management; structural inter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