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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孙尧天发来的这部厚厚的书稿，一时间仿佛回到了2012年的深秋，尧天来燕园参加研究生推免面试的日子。那时尧天还是一个本科四年级的青葱少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是甘阳教授推行的博雅通识教育的第一届学生。面试过程中，尽管尧天在占有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系统性方面略显欠缺，但老师们认为该考生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有可塑性，建议我招收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尧天由此成为我的第一个硕博连读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在五年内就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直博生，尤其令我欣喜的是，他的以《“本根”之问：鲁迅的自然观与伦理学（1898—1927）》为题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北京大学2018年度的优秀博士论文奖。
尧天选择做鲁迅研究，我最初略有些担忧，原因当然很简单，鲁迅研究门槛过高，也积累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成果，对后来者的学术功力和创新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尧天知难而上，除了热爱鲁迅的最根本原因之外，他还认为，博士论文选择更有难度和挑战性的题目，训练的价值也更大。学界有个基本共识，相当一部分的成名学者最好的著作都是博士论文，也因为博士论文通常是数年磨一剑的结果，也是一个学者最初的学术梦想和勇气的结晶。
这部即将付梓的专著，相较于当初答辩时的毕业论文，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尧天毕业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博士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也体现出更加成熟的思考力，对论文的基本方法、问题意识以及整体格局也更加明晰化。这种成熟和进步，尤其表现在本书《后记》中的系统性表述和总结，对于读者了解论文的总体思路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也加深了我本人对尧天工作目标的体认，而我的这篇序言，其实也正是在他后记的基础上加以生发的结果。
前段时间读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尧天的一次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的阅读来自于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就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复杂变迁。这首先来自于现代文学专业的要求，但我一直想试图从更加宽广的视域对现代文学专业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因此，我会阅读中国古典的以及西方近现代的著作，也不仅限于文学，我希望这些阅读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灵感。
我尤其留意到尧天对“思想与文学”关系的强调，以及“从更加宽广的视域对现代文学专业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的自觉意识。北大中文系前几年成立了“现代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平台，试图整合原有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五个教研室，其中的统摄性理念也正是强调二十世纪以降现代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强调更具整体性的综合视野。而这种思路，其实也正贯穿于《“本根”之问：鲁迅的自然观与伦理学（1898—1927）》的基本框架和整体设计之中。
这部专著的新意和创见表现在对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以及前期的发展脉络的探讨，在研究范式和整体视野方面均取得了突破和拓进，尤其是把鲁迅早期思想置于清末民初的世界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寻求鲁迅思想与文学互动中内涵的复杂性，最终则试图通过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探索中国文明与价值世界的重塑，堪称“所谋者大”，彰显了尧天的研究格局和学术野心，正如本书《后记》中概括的那样：“本书最大兴趣在于探讨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转型进程中，鲁迅通过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文明与价值世界的重塑。”
这种理论设计在尧天博士论文写作伊始就是自觉的。而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究竟选择一个怎样的入口，既能贯通鲁迅的早期思想，又能进而切入世界历史？他最终选择的是鲁迅早期思想中具有某种原点意味的“进化论”问题域，开始了关于鲁迅的“本根”之问。
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认识世界、变法图强的自然原理，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不仅改变了中国思想者对于自然以及天、人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参与到晚清以降中国伦理秩序的变革过程之中，自然构成的是一个焦点论题。但尧天的聪慧之处在于他虽以进化论为总体思考视野，具体研究的切入点则转化为鲁迅的自然观和伦理学问题，一方面“进化论”相对说来是太过普泛的场域，另一方面，在尧天的理论设计中，由进化论衍生出的自然观以及伦理学，对于探究鲁迅的早期思想及其演化，更具有“本根”意义。而通过对自然观和伦理学的集中探讨，也可以聚焦鲁迅连同晚清最具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域，有助于把这两个理论领域的探索在鲁迅此后的文学和思想发展历程中引向深化。
其实在我看来，从自然观和伦理学两个话题中单独提取任何一个，就已经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但尧天之所以进行总体处理，端因在早期鲁迅这里，自然观和伦理学问题构成的是一种纠结的关系，同时两个问题本身都蕴涵在从进化论衍化出来的整体结构性框架中，这种结构性框架，即是中华文明历史转型中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织互鉴的多维历史坐标。讨论这两个问题域，也就要求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背景和视野，也因为这种整体性视野对于理解清末民初中国乃至世界正在行进中的历史图景，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鲁迅所因应的恰是变动不居和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乃至世界知识界的整体思想图景，也就要求研究者必然要提供一种动态的历史描述。尧天借鉴了跨学科的方法，试图建立一个综合视野，把鲁迅的思想置于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之中，还原鲁迅所面对的自然观与伦理学问题的生成过程，从中探寻鲁迅的思想前提和发展脉络。
这些年来，对鲁迅的文学起源和思想原点的追溯一度构成鲁迅研究界的热点话题。尧天对鲁迅的“本根”的探寻，也有助于研究界重新回到鲁迅的原点处，再度思考和追溯起源性问题。鲁迅文学的起源和思想的原点为什么令学界长久痴迷？就在于这种追寻不是玄学性的，而是对鲁迅本人乃至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都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意义。就像宇宙学领域持久探究宇宙的起源一样，其中大爆炸的起源模型尽管有假说性，但依然是根据现有宇宙的格局和发展演化史而创造的理论模式。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起源问题比起宇宙起源当然更有充分的历史化和文本性依据，但要真正搞清楚鲁迅的缘起，同样需要把鲁迅早年的相关论述和言说置于创生语境中，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仔细爬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考证和辨析其生成的复杂性和历史性。
这也正是尧天所做的工作，他也因此把相当大的气力花在对影响了鲁迅的早期思想资源的探寻中，对大量的相关材源进行了精细的考辨，体现出扎实的史料方面的硬功夫。这次重读尧天的论文，我愈发感到对鲁迅早期思想资源进行详尽考辨其实蕴涵了相当的难度，难点之一是要同时兼顾清末民初的中国语境和留学时期的日本语境，之二是要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之间求得均衡，之三是须把史料考辨纳入自己的问题视野和理论框架，把对新史料的充分占有与理论思辨相结合。本书之所以显得厚实凝重，原因之一也正在于作者把史料、文本、历史和理论诸维度相对完美地统合在一起，从而生成了一种总体论视野。
尧天的另一个初心是探究“天人之变”在鲁迅思想中的呈现，这一蓝图一端联通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认知模式，另一端则直接触及了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尧天也由此寻找到了把鲁迅“立人”思想充分历史化的途径。因此，“鲁迅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将他的论述与古今中西的思想脉络关联在一起”，也构成了本书理解鲁迅的“本根”之问过程中的核心诉求，正如《后记》中所说：
面对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鲁迅追逐“立人”的理想使得他需要不断回应中国历史转型中最为深刻的一些命题，诸如重新审视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与自我的关系，而以往对“立人”的讨论很少顾及到鲁迅也是在中国文明转型的语境下展开论述——即或存在这样的论述，也基本忽视了对中国文明的历史状况进行解释。
“立人”作为鲁迅思想的原点以及此后在鲁迅文学生涯中的延续，是学界一直探讨的课题，而尧天的用力之处在于，他把鲁迅的“立人”思想，还原到中国文明历史转型的时代语境下进行探讨，追踪的是鲁迅留日时期广泛的阅读和思想磨砺，在揭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的同时，呈现鲁迅所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历史世界的复杂格局，可以说把原点问题从一个固定的时空点放置于更广阔的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原野上进行考量，既把鲁迅与晚清的中国以及世界图景关联在一起，同时也以日本为中介，勾连西方的思想潮流，进而全方位地透视鲁迅思想资源的生成和创化，从而把鲁迅思想根源问题具体化和历史化。
鲁迅研究领域一度有所谓“以鲁解鲁”的迹象，即主要以鲁迅自己的创作和言说去解读鲁迅的思想，容易陷入自我阐释的循环怪圈。而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尤其会暴露单纯以文本为依据的封闭研究的弊病。尧天对这种封闭式陷阱有足够的警惕，他建构的历史化视野，也是对这种“内卷式”循环阐释的一种超越，力图还原鲁迅早期面对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世界”。一方面把鲁迅置于他所身处的历史时代和世界视野中加以探究，另一方面也借助于鲁迅的思考，还原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大转型时代的问题性。只有在这种动态格局中，才能凸显鲁迅思想生成的历史性。
与历史化维度交相辉映的，是尧天建构的理论维度。在终极意义上，对“立人”思想的探索正是对人本理论的探索；同时，鲁迅的“立人”说深深地根植在自然观和伦理学问题的沃土中，只有把“立人”思想还原到自然观和伦理学两个重大而具体的理论视域中，才能进一步祛除抽象性和玄学化的色彩，进而在鲁迅文学和思想的发展进程中获得了从理论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的可能性，从而表现出“理论的历史化”以及“历史的理论化”之间的均衡性。
尽管鲁迅的早期思想中有鲜明的理论化倾向，但尧天没有过多纠缠其体系化意义上的生成，鲁迅也难以被界定为一个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家。本书更试图突出鲁迅思考方式的论辩性，这种论辩性不仅仅在鲁迅五四之后的杂文中才得以充分体现，而是在早期的思想方式中就已经初步成型了。可以说，鲁迅是在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与文化主潮进行交锋与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早期思想结构的。这种论辩性的思想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鲁迅此后的文学生涯，终其一生，鲁迅都在杂文和小说创作中力避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杂文中的驳难技巧以及小说中的复调模式，都要到鲁迅早期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去溯源。鲁迅堪称发展出某种对话诗学，这种对话诗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技巧，而成为一种囊括了思想和文化视野的文学认知范型。而尧天对鲁迅早期思想的探讨，也就同时承担了还原鲁迅诗学方法形成之过程性的学术使命。
尧天对鲁迅思考方式的论辩性的揭示，对鲁迅对话性历史语境的建构，对鲁迅早期思想的可辨识性的考察，不仅仅有助于把握鲁迅思想方法的形成，而且对于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种思想意义，集中表现为鲁迅“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也表现为鲁迅对“他者”的兼容性，进而发展出以民族主体的高度自信为基础的“拿来主义”的总体文化策略。正像本书后记中总结的那样：“在古今中西多条思想的脉络上，他既有所采撷，又同时有所拒绝，鲁迅的观点形成于这种扬弃过程之中”，“对于鲁迅的分析性研究需要汇集到鲁迅自身的主体意识，展开鲁迅思想的生成脉络最终是为了凸显鲁迅个体在历史运行中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也演化为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在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得以成型，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弥足珍贵的资源与财富。或许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既可以捕捉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自信的起源，也是其最独异甚至最完美的体现。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还看重尧天在鲁迅研究中所关注的“文学性”领域的问题。本书不仅仅要揭示鲁迅思想的起源，同时也在重新阐释鲁迅“文学”的起源。探究思想的起源当然有助于提供认知“文学鲁迅”的原点性，但思想和哲学领域的溯源毕竟无法替代对文学鲁迅如何诞生问题的追问。鲁迅之所以最终选择文学作为毕生志业，其内在的逻辑根据也需要在早期思想的成型过程中去探寻“本根”。
本书正面回应了这些年来学界对鲁迅原点的讨论，尤其是再次回到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幻灯片事件，指出被研究界已经神话化了的“幻灯片事件”对于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具有一种后设性，即以1922年写作的《呐喊·自序》中的戏剧化叙述作为讨论“文学鲁迅”起源的依据。而尧天把幻灯片事件纳入早期鲁迅的总体性思想脉络中加以考察，认为鲁迅的从文选择或许不仅仅是基于仙台的创伤体验，而是在鲁迅最早接受《天演论》阶段以及整个留学时期就是内在化的思考框架和关键结构：
鲁迅之走上文学道路，是在他看来，文学是回应时代问题最为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他的论述还是创作，都具有与时代对话的鲜明特点，因此，最终对于鲁迅的研究也就必然指向一个超越了单一学科的、更具总体性的历史图景。
而文学在鲁迅的认知体系中的优先性，不仅仅归因于感性的、审美的考虑，而是它“超越了单一学科”，是一种“更具总体性的历史图景”。文学在鲁迅那里，是一种总体论，也因此，他后来的创作中对文学的理解也就无法用近现代以来的学科规范加以规约，尤其在杂文创作中，把对文学所内涵的历史总体性的理解臻于化境，也更根源于本书试图集中讨论的鲁迅思想脉络中“立人”的初衷与“本根”的诉求。
最后，我还想回到尧天的历史化态度。本书所追求的“历史化”，既内在化于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的历史化讨论中，也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价值判断的理性主义倾向。鲁迅的研究者最容易在对象中倾注感情，传达爱恨，映现立场，流露倾向。而尧天则表达了尽可能避免对鲁迅的论述做出价值评判的写作初衷，这种对价值评判的某种规避也并非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而是对鲁迅这样的复杂和繁难的对象尽可能保持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化的理性主义态度也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清醒和客观地把历史问题当代化，在介入当下现实的同时避免倾向性的过度渗透。从这种“历史化”的学术姿态中，我似乎也看到了尧天所隶属的新一代学人具有代际特征的品质，即把学术研究的主体性理解为一种客观冷静的“包容性”。借助于思考鲁迅，尧天也表现出他这一代学者的“兼容并包”背后所蕴含的某种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而在思想文化问题和中西文化关系上，他也试图依循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理想，而这种文化理想，只有融汇了理性的“主体性”和历史的客观性，才能在研究中完美地实现。
2022年3月14日于京北上地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