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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原则指引的严译《天演论》出版。 [1] 但严复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译介工作，他几乎在每一则译文后面都附上了自己的案语，其中也包括不少对赫胥黎的批评。因此，这部译稿杂糅了赫胥黎、斯宾塞以及译者严复在内的多重声音。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严复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即如胡适所言，《天演论》造成了人们对国际政治的了解 [2] ，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从译者严复开始，他就瞩目于政治改革并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晚清中国的救亡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如有所谓：“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3]
19世纪下半叶，在达尔文的论证下，生物进化思想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伦理学问题。如果一切按照自然界的规律，那么强者对于弱者的权力在人类社会就将是难免的。这种伦理困境最初引发了英国学界的争议，斯宾塞和赫胥黎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严复对此心领神会，他努力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尽管他直接翻译的是赫胥黎的著作，但同时却在连绵不断的案语中解释着斯宾塞的观点，以此作为对赫胥黎的补充或者修正。这些意见最终共同融化在严复古雅的传统学术语言中，使得《进化论与伦理学》并不只是被改造成一部指导救亡的政论，也同时重构了“天”与“人”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