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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界与思想界的领袖深谙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将现代世界划分为强、弱两极，西方列强的发迹史使他们相信，只有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优势地位。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日本通过更为迅速地接纳西方体制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正是出于对强权的渴慕、效仿，日本试图将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划归为自己的战略要地。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企图占领辽东半岛，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之下被迫从东北撤出。其中，俄国表现得最为积极。由于中国东北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的要求与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东扩、试图打通中国东北并进入太平洋的俄国陷入了冲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起因即在于日、俄为了抢夺这一战略要地而爆发的冲突。那张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暴露出的，正是这样一幅弱肉强食的世界图景；其中，强、强对抗与强、弱对比的现实历史关系得到了生动体现。
通过强权的方式，日本无法构建出现代东亚各国的集体认同，幻灯片中被屠杀的中国人以及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中感受到的耻辱，清楚说明了现代东亚秩序在形成过程中的内在分裂。鲁迅在仙台的经验并不美好，当然，也不只有“幻灯片事件”才让他深感作为弱国子民的耻辱，竹内好提示人们注意“幻灯片事件”之前的“找茬事件”，他尤为重视这一事件在促使鲁迅离开仙台中的意义。 [37]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详述了所谓“找茬事件”，这缘起于有同学怀疑鲁迅在某次学年考试中得到了藤野先生的漏题。
在这些同学所炮制的侮辱鲁迅的一封长信中，开首便是戏拟托尔斯泰的——“你改悔罢！”这句话。对于沉浸在穷兵黩武气氛中的日本以及渴望富强的中国而言，托尔斯泰出现的意义至关重要，他代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反思性立场。反讽的是，这样一名反战主义者的言论恰恰被战胜国的学生拿来挑起事端，不仅失去了和平的指向，还愈加彰显了胜利者的嚣张气焰。日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托尔斯泰即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头，刊登了一封名为《清醒清醒吧》的公开信，分别向当时日本和俄国的皇帝发出停战呼吁。显然，鲁迅同学的戏拟与托尔斯泰反对战争和暴力的本意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对于鲁迅这种弱国子民的歧视，也恰好反过来颠覆了托尔斯泰所引的《新约》中爱护弱者的本意。鲁迅看了信的开头之后，便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和出处——“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38] 。“找茬事件”与“幻灯片事件”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之中，两次事件先后将日俄战争贯彻的强权主义和暴力法则具体呈现在鲁迅眼前，激发出他作为弱者的屈辱感与反抗的意志，因而应当把促使鲁迅离开仙台的这两次事件联系起来看待。在日俄战争的总体历史背景下，它们并非孤立地发生，而是共同作用于令鲁迅感到终生难忘的仙台经验。
无论以何种方式，托尔斯泰出现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中，这个线索都十分值得重视。托尔斯泰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日本、中国现代改革的批判性思路，并与鲁迅早年的思想与文学观念密切缠绕在一起，正如鲁迅随后深入剖析了托尔斯泰对于日俄战争的态度。在“幻灯片事件”发生之前，对于同学的找茬，鲁迅已经有过痛心的反省，他将日俄战争强权阴影之下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所面对不平等境遇同时刻画了出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39] 鲁迅由此洞悉了同学们前来找茬的心理以及他们的行动逻辑，并试图做出一定的释然姿态；托尔斯泰被篡改的“你改悔罢”最终汇入到日本军国主义强权话语的潮流之中。
鲁迅这里的逻辑颇为值得关注，他从中国作为“弱国”的现实出发，敏锐察觉到中国作为“弱国”与中国人是“低能儿”的紧密关联。如果鲁迅在“找茬事件”中感受到了耻辱，那么他的解释就能够说明，个人的耻辱根源于“强国”与“弱国”的鲜明对比以及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被普遍合理化的语境，换言之，正是20世纪初中、日历史地位的变化决定了鲁迅在仙台的心境。甲午战争后，这种解释逻辑同样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强”与“弱”的力量对比重新划分、定义了国家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鲁迅在1898年（戊戌维新的同年）从故乡出发“走异路，逃异地”，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随后考取官费留学生并于1902年东渡日本，这种多处辗转求学的背景使得鲁迅的人生轨迹密切呼应了现代中国追寻富强的道路。这时，鲁迅已处在现代历史逻辑展开的最前线。事实上，鲁迅从一开始就应当明白甲午之后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原因，同时还有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强、弱对比的现实，“找茬事件”使得这种历史关系极为具体而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而紧接着的“幻灯片事件”无疑是对这种强、弱关系的再一次确认。
经过《藤野先生》中的“找茬事件”，托尔斯泰在早期鲁迅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显现出来。托尔斯泰和鲁迅面临着同样的议题，即，如何批判由强权者构建的秩序，并在现代世界中找到更为合乎人道的生存方式？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1905年革命事件的发生，面对欧洲、日本等强权的兴起以及俄国国内的混乱状况，托尔斯泰试图给出相应的解释和解决之道。
晚年的托尔斯泰一直关注着日俄战争的进展，1905年，在得知俄国战败后，托尔斯泰曾写作了名为《论末世》的长文，从宗教角度提出他对于日本、俄国以及现代西方世界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非暴力、不抵抗的思想。托尔斯泰的主要观点基本反映在鲁迅的《破恶声论》中。托尔斯泰对于日俄战争的批判长久影响着鲁迅，他不仅在《破恶声论》中进行了回应，而且在时隔近二十年后，在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仍然提及了托尔斯泰。虽然鲁迅早年从未在任何一处直接谈到日俄战争，却不难发现这场战争在他思想中留下的种种印记。1908年，在《破恶声论》中，鲁迅通过与托尔斯泰的直接对话，呈现出自己关于强、弱关系的理解，并表达了对日俄战争以及强权国家的态度。
在《论末世》中，托尔斯泰首先依据《新约·马太福音》的宗旨将现代世界描述为基督教教义中的“末世”，他把当时俄国发生的多次暴力事件，诸如革命与战争，均视作旧的时代接近终点的征候，并尤其强调日俄战争的标志性意义——“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和与此同时在俄国人民中间爆发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就是时间上的历史标志” [40] ，他以此为契机呼唤真正的基督教精神降临。托尔斯泰认为，现代世界败坏的根源就在于依靠暴力统治的国家，他常常把“暴力”和“国家”直接连接在一起进行批评，揭露“国家”本身即象征着暴力和堕落。托尔斯泰指出现代国家完全违反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样的国家是伪基督教国家：
这个机构是靠暴力维持的，为了自己能够存在下去，它要求人们首先绝对服从它的法律，其次才是宗教戒律；没有死刑、军队和战争，它就无法存在；它几乎把自己的执政者视为神明；它推崇财富和权势。……无论执政者还是他们的谋士，大都完全不懂得真正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从心里根本反对信奉和宣讲基督真道的人，并且心安理得地判处这些人死刑，将他们流放，禁止他们宣讲基督真道。 [41]
托尔斯泰不仅认为国家的暴力统治是暂时的，而且相信，无论国家的权力施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阻挡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复兴。随着国家统治时间越长，“基督教的谦卑和爱的学说与作为骄横和暴力机构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就越明显” [42] ，也就越接近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冲决而出的时刻。日俄战争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时刻正是现在已经到来，其外部征候，依我看，就是日本轻取对俄国的胜利，就是与这场战争同时席卷了俄国各阶层人民的种种动乱” [43] 。
托尔斯泰批判的现代国家，不仅指俄国，也同样包括日本模仿西方建立的强权主义国家体制。他认为，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说明日本人是一个“尚武的、工于心计而又善于模仿的民族”，他们迅速掌握了西方国家在暴力扩张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托尔斯泰不无夸张地表示，“日本国今天几乎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大国” [44] 。从托尔斯泰批判西方现代国家的自我毁灭来看，这句话与其被理解为对日本的赞扬，不如说表达了他对日本、世界未来形势的深刻担忧。如果根据福泽谕吉的观点，日本崛起的关键在于“以西方文明为目标”，那么，托尔斯泰指出这种对西方的模仿非常危险，它很可能转化为强权与暴力逻辑在世界范围的再生产、再循环。他认为日本人模仿西方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以暴易暴”：“如果人家拿起一根又粗又结实的大棒来打你，那么你也应该拿起这样一根大棒、或者更粗更结实的大棒去打那个打你的人。” [45] 托尔斯泰指出在这场较量中，西方人由于潜意识中“不可杀人”宗教戒条，无法对抗穷兵黩武、不顾一切的日本人，他甚至认为，没有宗教包袱的日本就算消灭一切基督教国家都不意外。托尔斯泰反复强调日本强大，其目的是体现基督教国家的危机，从而有力论证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必然到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经验让托尔斯泰疾呼，必须从源头上清除军事逻辑生产、循环的可能。 [46]
托尔斯泰认为，俄国以及其他的基督教国家都应当从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那就是，绝对不应当延续军事暴力，正确的方向是：“按照基督教的学说去组织生活，以便通过合理的协和与爱，而不是通过粗暴的武力，给与人们最大的福利。” [47] 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绝对意义上，托尔斯泰否定了战争、暴力，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使用暴力，在托尔斯泰看来，都是人性的堕落，他指出：“必须使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尤其是以最常用的惩罚的借口，施行暴力。” [48] 为了彻底从暴力导致的灾难中解脱出来，托尔斯泰认为，基督教国家必须经历一次新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展开杜绝一切形式的暴力：“什么也不捣毁、什么也不破坏、在政府管辖之外独立创建自己的生活的人，他们将毫不反抗地忍受对他们施行的任何暴力而不去参加政府，不对政府唯命是从。” [49] 作为暴力机构的国家将由此丧失运行的可能与动力。这种理念来自“不对抗”的宗教诫命，托尔斯泰多次呼吁——“以恶除恶行不通，减少暴力这种恶的唯一办法是不使用暴力” [50] “自觉地拒绝参军，自觉地拒绝开枪和搏斗” [51] 以及“暴力永远有害，惩罚不是人能够实施的” [52] ，如此，托尔斯泰开始想象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而自由的农耕生活。由于现代国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它不可避免地要灭亡，托尔斯泰认为，最关键的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内在的良心切断与一切强权、暴力团体的关系，以宗教的方式进行革命。与依靠暴力进行的革命不同，这一过程旨在通过个体的消极状态弱化并破除权威。 [53]
托尔斯泰相信，这种思路不仅对基督教国家有效，对于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亚洲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回响。这种观点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首先得到深切共鸣，甘地便曾亲笔写信对托尔斯泰致以“兄弟般的祝福” [54]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转述日本同学在侮辱他的长信中使用了托尔斯泰的“你改悔吧”，也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日本的言论界的渗透之深。事实上，托尔斯泰的著作早在1886年就传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前后，更是吸引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枯川等人。通过他们的阐发，当时尚在贵族学校学习的武者小路实笃对托氏的人道主义深感向往，他后来的“新村”实践即源于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启发。明治末期至大正年间，对于日本现代文坛影响深远的白桦派中的诸多成员都相当服膺托尔斯泰。 [55] 但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的回忆来看，托尔斯泰在日本也受到了误解，甚至非难，那句“你改悔吧”无疑是一处绝妙的反讽。军国主义热情使得当时日本的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托尔斯泰，他本人也曾因为日本人误解而颇为失望，甚至有号称托尔斯泰门徒的人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场陡转，公然指责托尔斯泰。 [56]
在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曾与一位名叫张庆桐 [57] 的中国人有过书信往来。1905年12月，张庆桐写信给托尔斯泰，并同时寄送了梁启超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托尔斯泰很快进行了回复。或许因为面对的是中国人，托尔斯泰没有忘记重提不久之前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于是，他从非暴力、不抵抗的《新约》教义出发，对中国人进行了热烈赞美：
在这次战争当中，中国人民树建了极大的功勋，在这种功勋面前，不仅日本人的胜利变得毫不足道，而且把俄国和日本政府的全部狂妄与残暴的丑态也真实地光照了出来。中国人民的功勋，在于指出了人民的高尚美德并不在于暴力和杀人，却在于不管一切的刺激、侮辱与灾难，远避开一切怨恨，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 [58]
我们不清楚托尔斯泰是否看过鲁迅描述的那张幻灯片，但诸如“忍受”“忍耐”“避开怨恨”等表述，都展现出了另一种对中国人的想象，完全没有鲁迅批评的麻木不仁的踪影。托尔斯泰甚至在中国人的忍耐中看到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中国人民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虽然身受一切的残暴，却显示出他们要比那些基督教民族和俄国政府更深刻地贯彻着基督教的真正的精神” [59] 。这种洋溢着宗教热情的礼赞，也与鲁迅看到幻灯片时的耻辱感受截然相反。
在幻灯片展现的中国历史形象中，鲁迅感受到了国民灵魂的麻木不仁，但在托尔斯泰看来，软弱的清政府与那些围观同胞被斩首的看客都变成了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代表者，他进而赞美这是中国人民自古相传的高尚美德。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并没有阅读张庆桐寄来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他很可能会对此兴味索然，因为，从张庆桐的来信中，托尔斯泰推断出这是一部呼吁国家与社会制度改革的著作，他认为中国的改革绝不能仿效西方腐朽的制度，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抛弃自己优秀的历史传统而变得好强、好战，否则，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 [60] ，日本已经是一个先例，他不希望中国紧接着走上日本的错误道路。
由此可以理解托尔斯泰在信中的态度，因为这完全是其非暴力、不抵抗主义思想的体现。那么，鲁迅的耻辱感从何而来呢？他显然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宗教观。鲁迅并不相信托尔斯泰根据基督教精神阐发出来的世界观，在回到东京之后，他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奋力鼓吹撒旦式的复仇精神，一直到临终前的遗嘱里，鲁迅依然有类似的交代。鲁迅虽然没有直接读过托尔斯泰致张庆桐的书信，但应当读到了托尔斯泰于次年（1906）写给辜鸿铭的信。这封信两次被署名为“忱芻”的译者翻译，先是于1907年年底发表在《天义》报第11卷、第12卷，次年年初又发表在该刊第16卷至第19卷的合刊上。 [61] 这两封信关于战争以及对中国人的希望意旨相似，都体现了托氏非暴力、不抵抗的思想。托尔斯泰多次表达对中国人安分守己的性格与中国文化的赞赏，并对晚清兴起的“尚武”之风感到不安。
在《破恶声论》 中，鲁迅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反战思想：
何以药之？莫如不奉命。令出征而士不集，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令捕治而吏不集，亦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 [62]
在1907年年底《天义》刊载的《俄杜尔斯托〈致支那人书〉》中，托尔斯泰有一段文字与鲁迅的话题相近，但态度截然相反。托尔斯泰表达对中国人的希望：“若支那人民震于彼威，从彼效法，是不啻勤俭敦朴之老农，猝为浮浪匪徒所胁，遂舍其耒耜，以彼为先型也，天下宁有斯理乎？” [63] 鲁迅认为，托尔斯泰的理想必然无法实现，如果全俄的民众听从了托尔斯泰“不奉命”的思想，那么，一旦战事来临，侵略者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民众同样免不了流离散亡的悲剧，他批判托尔斯泰：“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 [64] 在一个暴力、强权通行无碍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托尔斯泰批判欧洲列强与日本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尝试恢复这个世界的“高尚美德”，相比之下，鲁迅则是一个明确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悲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