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他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的思想深刻延续在后来的言说与行动中。关于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特征,目前有两种基本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鲁迅自己的陈述,晚年的鲁迅对左翼文学理论家冯雪峰讲起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那时候(指一九〇七年前后),相信精神革命,主张解放个性,简直是浪漫主义,也还是进化论的思想。” [1] 仔细体会一下这里有些曲折的语气,他实际上用了“浪漫主义”和“进化论”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浪漫主义”可以指“精神革命”和“个性”,而有意思的是,他最后把“浪漫主义”包括进了“进化论”的脉络中。第二种观点来自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他称早年留学日本的一段时间是“原鲁迅” [2] 时期。他一再讲述自己在阅读鲁迅从《狂人日记》(1918)开始的作品时,惊讶地发现可以从留日时期鲁迅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伊藤虎丸回溯性的阅读使他发现了早期鲁迅的重要性,他由此致力于从“‘科学者’鲁迅这一面来对‘文学者’鲁迅形象多少做一些修正” [3] 。这种思路也近似于鲁迅将“进化论”视作早年思想总体背景的陈述。无论是用“进化论”统合“浪漫主义”,还是强调“科学者”对“文学者”的修正,这些说法都显示出了鲁迅早年思想的复杂性。
不过,让人不满足的是,这两种认识无法更深入地向我们揭示,鲁迅的这些思想同他当时所身处的历史世界的关联。面对这一问题,围绕鲁迅精神世界的内在探究显示出了不足。鲁迅自1898年离开故乡绍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随后到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专求学,再折返回东京从事文艺运动,他的人生轨迹的每一步都密切关联着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浪潮兴起的过程。正如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样,鲁迅不得不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以及晚清中国所面对的困境。有关早期鲁迅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何况他所直面的又是古今中西之间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鲁迅曾经多次回忆早年的心路历程,尽管总是带着文学家再创造的痕迹,但作为对鲁迅早年求学经历、思想成长相应的历史空间的再现,这些传记性的文字仍然值得认真对待。1922年年底,在为《呐喊》题写的序言中,鲁迅追认自己的思想与文学的起点,即发生在仙台医专的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鲁迅留学时期,这次事件使他近距离地直面现代强权秩序在形成过程中的残暴与血腥,同时,鲁迅也在回忆中揭示了由此产生的精神冲击,如他不得不放弃此前的道路,并重新思考自我的存在与中国未来可能的出路。
作为鲁迅一再自述的人生转折点,“幻灯片事件”得到了研究者足够多的阐释。鲁迅本人有过两次集中描述,分别是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篇追忆性的文章中。带给鲁迅强烈刺激的幻灯片,所展示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一个据说是做了俄国侦探的中国人正要被日本兵斩首,他的周围聚拢着一群前来围观的神情麻木的中国人。鲁迅在同学们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感受到了难于言表的耻辱。此前,他正是为了逃离乌烟瘴气的东京留学生群体而来到仙台,幻灯片引发的这一幕使他感到此处同样并非理想的驻足之地。 [4] 鲁迅的留学生身份和幻灯片中的“中国人”构成了内外呼应的关系,在幻灯片中“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5]
这时的鲁迅既是一个看客,又正在被身边的同学观看。这使他对同学们的欢呼之声格外敏感。鲁迅决然弃医从文即在于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境况,他的转向旨在以更为根本的方式唤醒麻木的同胞:“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6] 这里所要思考的问题是,能否将“幻灯片事件”放置到现代世界——对鲁迅而言,主要是现代东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进行解释?被幻灯片照亮的历史现实,启示给鲁迅怎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并如何关联起了鲁迅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除了弃医从文,鲁迅还以何种方式克服了“幻灯片事件”施加给他的精神困境?
让我们再次回到幻灯片所呈现的景象,重新分解其中的要素:作为从前线传来的报道战况的照片,它首先反映了战场的残酷并宣示着胜利者的强大;其次,除了炫耀日军的武力,幻灯片还展示了俄国的失败以及来自中国的间谍和围观的看客。某种意义上,这个画面也记录了中国、日本、俄国三个国家的历史形象。幻灯片的本意在于激发日本民众日益膨胀的扩张主义心态,日本军民在这场战争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为欢庆战争胜利举行的游行、庆祝大会络绎不绝。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多年的时间,日本作为亚洲率先开化的先进国不仅通过甲午战争(1894—1895)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还在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战胜了西方人。这均是此前几十年里无法设想的事情,这种强大的帝国形象对日本国民心态的刺激不言而喻,我们也可由此理解鲁迅身旁同学那种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同样引起了中国思想和言论界的轩然大波,许多人从中看到了亚洲击败西方的可能,以至于中国的革命领袖和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产生出惊天喜地的感觉。日本对于俄国的胜利,清楚说明了西方人并非不可战胜——这是日本的胜利,也是黄种人的胜利。相比之下,鲁迅却从中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幻灯片事件”折射出来的,不仅是现代东亚秩序在形成过程中的分裂状况,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界同样处在矛盾和分裂之中:怎样理解现代强国的崛起?中国该如何处理强、弱之间的关系?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鲁迅在仙台学习的时间恰好覆盖了日俄战争的战期,作为日本东北部的中等城市,仙台在日俄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当时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也曾一度因为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而沸腾。 [7] 鲁迅处在现代日本强大历史形象的阴影中,他不可能不对同学们的欢呼声倍加敏感。鲁迅在教室内看到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亦非一场偶然,而恰恰蕴含了某种历史的必然。鲁迅完全不为此感到惊讶,在他离开作为留学生群体中心的东京时,不是非常清楚日本维新发源于现代医学吗?鲁迅或许疏忽的是,日本在维新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同样是为了扩张和战争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当在东京弘文学院的鲁迅做出学医决定的时候,他颇为明确预定自己的目标就是为了将来做军医 [8] ,鲁迅树立这种志向,很可能就源于当时日本的医学界气氛。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