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话主义

【本组摘录以“全球对话主义”为题，主要包括作者围绕“全球对话主义”这一论题，对“地方间性”“跨域”“价值星丛”“全球化”“球域化”“解域化”“再域化”“互域性”“超域性”等范畴以及“全球化作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哲学话语”“全球化是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二元对立关系的扬弃”等命题的论述】

当今至少有三大问题在纠缠着我们：一是中国与西方的问题；二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三是天理与人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日益推进，我们应如何迎接全球化，如何与全球化相处，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全球对话主义。这是我在研究西方当代文化理论时感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其思想源自索绪尔的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所指的东西永远无法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是一个语词指向另外一个语词，一个概念指向另外一个概念，这就是说，语言永远是不及物的。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言不尽意”。（2016-2-1，第1—2页）

“全球化”是一种错觉，似乎在其中一切都被同质化、均质化了。全球化其实是一种交往、交流、对话，而一切交往都是胡塞尔所谓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全球对话主义”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既然要交往，就必然要寻找沟“通”性，有共同性在里面；另一方面，交往是在话语层面展开的，所能交往者，话语也。我自己的感受，与你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无法交换的，能交换的是对感受的描述。对话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对话，而两个个体之间的对话不是以纯粹话语形式存在的，个体既是一个话语主体，同时又是物质性的个体，是两个层面上的存在。物质性的存在是话语所不能达到的。我所谓的“对话主义”，既讲共同性，又讲不可通约的个体，而由于后者的存在，共同性就不再是确定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永远处在对话的过程中。“全球化”的普遍性向度，其实已经包含在“对话主义”之中了，在“对话主义”前面加上“全球”不过是为了强化一下这个方面。我的“跨域”（trans-lo cal）一语就是“全球对话主义”的意思。我不是一味地反对普遍主义，只是强调“普遍性”总是处在一个被协商的过程中。（2011-1-3，第5页）

文化研究已经从它的国内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国际阶段，因而也相应地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换言之，国际文化研究应该有国际文化研究的理论纲领。如果以“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为切入点，将文化研究分作“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模式，分别考察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就能得出超越这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2011-1-1，第159页）

既然我们不能抹杀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存在或者我们有理性的意识和行动，另外，我们又总是解释学地“辞不达意”，总是无法认识论地完全支配我们的意图和预料我们的行为后果，那么一个超越或“扬弃”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对立的“全球化”就是合理而必然的结论。（2008-2，第8页）

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既坚持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普遍、终极，同时也将这一切置于与他者、身体、特殊、过程的质疑之中。或者反过来说，全球化既不简单地认同现代性，也不那么地肯定后现代性，而是站在它们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对抗之上，一个永不确定的链接之上。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不是“全球化”，都将无法正确认识全球化这个新的对象，以及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任何现象。（2011-1-1，第160页）

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它是现代性，也是后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就是这二者，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2011-1-1，第159页）

全球化既是现代性，又是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二元对立关系的扬弃。这里，现代性指全球化主体对于其立身之点的自信、固执和目标明确的推进，后现代性则是对主体身份的还原性解构，对其能够实现自身的怀疑。（2006-12-2，第244页）

全球化作为“全球对话主义”，既包含了现代性，也开放了后现代性，它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2011-1-1，第165页）

全球化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述说：作为“现代性”的全球化与作为“后现代性”的全球化。换言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全球化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两个维度，只有在一个辩证的视野中它们才可能同时或统一地显现出来，否则便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无法调和的因而总是无谓的纷争。（2005-Z，第78页）

作为“他者”的对话参与者是“全球对话主义”的根本；“全球”不是对话的前提，甚至也不是目的，它是对话之可期待也无法期待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全球”以他者为根基，是“他者间性”之进入“主体间性”，是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相互探险和协商，没有任何先于对话过程的可由某一方单独设计的前提；“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2013-Z，第20页）

权衡和比较季羡林文化民族主义和汤因比世界主义两种理论的圆缺得失，结合中国之进入全球化和在其中所扮演的愈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对话主义”将是超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2018-3，第51页）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对话主义”至少在解决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这样全球时代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时，将能够同时避免“大全”（“全域主义”）和“整体”（“球域化”）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由于对受众能动性的强调而导致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或许可以期待在霍尔之后重新阐释“文化间性”，尤其是它在未来的种种新的可能性。（2011-1-1，第165页）

我的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现实指涉主要针对一个方面：中国有一种后殖民主义情结。中国有严重的后殖民主义情结，用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坚信一种中西方的二元对立。（2015-1-1）

别了，中国文化复兴论，你属于旧时代！新时代需要新思维，即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画地（自我）为牢的“全球对话主义”。自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轻言“中国”文化复兴或者本体论的中国文化特殊性等过于后殖民、狭隘、小我等论调，那不是强者的文化自信，今日中国的眼光是拥抱整个世界！真正的文化自信要为解决世界问题，乃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9-2，第69页）

对于中国来说，我提出“全球对话主义”，主要面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症结，我把它归纳为“中国后殖民主义情结”。后殖民主义是西方舶来品，我们一直是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没有当作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体验。后殖民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强调二元对立、强调自己的差异性。[……] 我们一直讲特色，讲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后果，我们拱手把普遍价值让给西方，我们自己则处于道德和文化的弱势、边缘，好像我们都是非常另类、东方闲情、东方异类。这是自我矮化！自毁门庭！自毁前程！今天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新理论，也就是“全球对话主义”，要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遗产转变为像古希腊、罗马那样能在当代社会发生作用的历史遗产，让它对我们这个时代说话。（2016-2-1，第2-3页）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顽强地坚持中国特色，或貌似谦卑而实际上带着窃喜地谈论国际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心态。（2019-8，第21页）

全球对话主义理论仍处在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满的体系，但有三点已非常明朗：第一，对话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可以言说的话语层面，二是不可言说的实在层面，缺少任何一个层面都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第二，在话语层面上的对话，不是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过程，而是对话者之间的一种动态链接和关系，其所以是动态的乃在于对话者本身的物质性存在，它永远在躁动着，在寻找合适的出口和表达；第三，差异不属于对话者的本体性存在，即是说，没有客观的差异，即便有客观性差异，那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对差异的揭橥和声张，这种揭橥和声张使得差异总是表现为一种话语，并进入对话。可以说，差异即对话，为了更好地对话。（2016-4-3，第7页）

今日的全球化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它势必遭遇来自他者文化的抵抗。有意的现代性将带来一个无意的后现代性。[……] 因而毋宁说，全球化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向互动。不存在一种绝对的主宰力量，全球化结果将不是单方面的“美国化”或“西方化”。全球化因而更是一种“球域化”，是全球性扩张和地方性迎对的交相作用。（2005-12，第54—55页）

全球化，如果在纵的坐标上寻找，它是对传统的现代化；从横的坐标看，它是对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前者涉及主体自身内部的问题，是“旧我”与“新我”的关系问题，后者则引入了一个陌异的“他者”，是以形成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的新的张力场。不是胡塞尔—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不是彼此能够认出对方的“睹视”，而是列维纳斯—德里达的主体与他者间之不可相互抽象的即熟视而无“睹”的“面对面”。（2006-12-2，第241—242页）

从表面看，全球化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往深层看，是现代性主体哲学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操练；再往深处究，就是人性本身之使然，人与生俱来地躁动着越出自我的欲望。因而可以进一步说，有无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都会有全球化，所不同的只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全球化，也就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我们的欲望。（2002-5-1，第45页）

所谓“全球化”就是“解域化”，就是“复杂联结”；而“文化”则是那总与一定的地域性相关联的日常生活实践。全球化以其解域化而必然地重塑了文化体验所依赖的地方性，于是全球化就一定与文化相关，可以进一步说，全球化本身即是文化性的。（2008-1-1，第94页）

承认地域性的不可解除性，也就是承认了主体性与地域性的相始终。这是因为，地域性远不只是通常所以为的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活动场地、我们的“身外之物”；地域性通过不断地与我们发生种种交换活动，最终将内化为我们最本己的存在。可以认为，地域性是我们的肉身性和主体性，是我们的文化身体和文化主体。一句话，地域性就是我们的文化本体论。（2008-1-1，第95页）

哪里有“解域化”，哪里就有“再域化”；而无论“解域化”或者“再域化”，其中都充满着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和相互施加影响的努力。全球化之作为文化性的实质恰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所发生的这种种的关系，对抗性的或协商性的；更明白地说，全球化的文化性恰在于它的“文化间性”。（2007-5，第100页）

我对全球化的界定包括两方面：一是现代性；二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方面看，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计划”，即从一种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例如西方或美国，将其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推向全球。而从后现代性看，全球化则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称的“一个失控的世界”，即当一个霸权想控制世界的时候，它无法达到它的目的，用“言意之辨”的说法是言不尽意，你想说什么，但你无法充分地表达。全球化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概念，也可称其为“全球性”。（2015-1-1）

为了避免将全球化理解为帝国化、殖民化，避免将其理解为单向的摧毁和重建，罗伯森造了一个术语“球域化”（glo calization），意在突出地方对全球的改造，或者反过来说，突出全球之不得不适应地方语境。全球并非所向披靡，地方亦并非不堪一击。这样说来，罗伯森仿佛是一个本土主义者，为第三世界发声，但仔细揣摩，该词仍然残留着帝国主义的霸权思维：究竟谁代表“全球”、谁代表“普遍性”呢？其全球显然是指那些跨越疆界的资本及其文化。（2019-8，第18页）

现在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全球化，而是它一直就在我己之内。全球化可能呈现为一个单向的主体化过程，一个整合他者的过程，但结果总是被演变成为主体间性的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辩证或对话的过程。（2002-5-1，第45页）

由于不将他者作为他者，殖民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就是单一性的全球化，其中只有时间而无空间，只有历史学而无地理学。[……] 我们不想贬损殖民主义全球化表现于地理上的拓展，但这只是看得见的表面现象，在例如所谓“地理大发现”之背后隐藏着一个作为发现者的主体性意识以及一个消极的被发现者，即一个时间的领跑者和一个被时间所抛弃的落伍者。时间性是全球化的本质，是所有全球化之最内在的哲学依据。不过来自于他者顽强的反约简，其反文化化的物理性存在，其总是位处某一地理场所，赋予全球化与时间一维相对抗的空间维度。（2006-12-2，第242页）

全球化如果不是仅在时间维度上的空洞推进，如果不是殖民味十足的“发现”，那么它就还是与他者、空间和地理的“相遇”、“协商”、交往和对话，即反向的他者也在改变着主体，时间也在接受着空间的充实，历史也在成为地理的历史。（2006-12-2，第242页）

“全球化”不是主体间性的交互全球化，而是主体对他者的全球化，是现代认识论的全球化，是强势力量的全球化。（2005-Z，第86页）

“球域化”这个术语很尴尬，它既不能主张“全球”，也不能卫护“地方”，而要想达到其原初设定的意指目标，则必须更换新词，我的建议是“地方间性”：在“地方”中地方仍然作为个体而存在，而且是作为平等之个体；“间性”是所有地方共同创造出来的“全球性”。没有全球化，也没有本土化，在理论和事实上，都只有“地方间性”或“地方之间的互动”。在哲学上，“全球化”实乃一种“间性”。（2019-8，第19页）

以“地方间性”为框架，那么中国与西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所有国家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是走亲戚、串朋友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同。需要正名，“大同”不是全面的同质化，而是各种差异彼此之间的“大相与/遇”（great withness）。（2019-8，第19页）

就其有意为之而言，“全球化”或者“地域化”都是现代性的，它们是构成现代性运动之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就其不可控的后果而言，“球域性”又是后现代性的。从全球化到“球域化”，恰就是我们一直在论述着的将大一统的全球化转变成为多元共生、生生不息的动态全球化。（2005-Z，第107页）

“球域化”是我们对美学的结论，也当然是对文化的结论。在我们所限定的“全球化”的哲学语境中，说“全球文化”或者“球域文化”是一回事。“全球化”将宣布“民族文学”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终结。我们由此将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文化空间，但它又确实有待我们去确定，站在自己的脚下，以自己的方式。（2005-Z，第115页）

全球化过程中无论谁主动、谁被动，实质都是双向的，你进入我的内部，而我亦同时包围了你。因此，全球化就是“西方与他方”（West-Rest）、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是地方间性，是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互动视之，那么西方与他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御和被统御关系则立刻就会变成地方间性、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原先作为主动的、征服的、普遍的“全球”将不复存在。当然，如果我们仍然愿意保留“全球”一语的话，那么此时的“全球”则不代表任何单独的一方，或由若干方所结成的集团，它甚至也不代表任何具体有形的东西，它是各方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链接、一种协商的空间。或者仍以实体思维而论，此时的“全球”是各方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巴赫金意义上的“事件”，各方都获得了自身从前所没有的东西。（2019-8，第18页）

“地方化”或“本土化”也隐含着主体强势，深陷于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的沼泽之中。在取消“全球化”的同时，也应同时取消“地方化”，而代之以“地方间性”（interlo cality，interlo calization），将所有的地方或地方性并置，不允许任何一方有特权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在各方的互动和角力中，如果说本土通常具有相对的强势，那是因为它具有更多的物质性和身体性，而外来方则因其漂洋过海、长途转运的“途耗”而于此相对较少一些，它更多地以话语的面貌呈现在本土面前，但并非说这些话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其本土全然脱节。因此，无论地方和外方孰强孰弱，都不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仍旧是互动，是相互作用，是两个主体（个体）之间的相遇。（2019-8，第18—19页）

全球化是主观意图上的现代性，同时也是实际效果上的后现代性。任何一种力量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利欲掌控全球化，而事实上这种掌控也必然受到其他各种力量的掣肘。全球化不是一种力量的单向推进，而是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因而，更准确地说，全球化就是“球域化”（glo calization），即“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双向互动。简言之，我们将全球化看作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2007-10，第77页）

我们常说，全球化可以激发一种特殊文化、特殊身份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一种理论、一种视角。（2015-1-1）

全球化如今不再只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一个对象，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其他一切对象的方法，因而全球化就是一个哲学话语。（2005-12，第54页）

全球化根本上就是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所驱动，以经济为直接目的。但经济作为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性的，[……] 由于经济活动在人类生活中所居于的核心位置，它最基础、最日常、最必需，因而它或许应被看成最基本的文化存在形态。（2008-1-1，第91—92页）

全球化总是首先表现为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其中不论是资本将人变成演绎其自身逻辑的工具或是人们利用资本的扩张寻求贪欲的欢乐，经济活动都是人或经由人的活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文化的背后是利益。（2005-Z，第73页）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后来才演变为一种文化，它一开始就是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地说，既然承认先于“消费方式”的“生产方式”，那么它就如威廉斯的“生活方式”一样，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文化”的范畴。当今的经济愈来愈显出其固有的文化属性了。既然经济的即文化的，那么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当也是文化的全球化。（2008-1-1，第93页）

商业逻辑不承认任何之限制性规则，它只服从突破所有限制以最大化其利益的自身冲动。在它的逻辑里，国界是必须拆除的障碍。解域化或全球化，是作为商品的媒介之最内在、最本质的逻辑冲动。（2005-Z，第75页）

全球化把所有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命运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其中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对他人的意义和后果，我们也同时可以感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反作用。因此，合作共赢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过去学术界总爱讨论中国古代经典的现代性价值，今天，我们应当同时或更多地关注中国经典的全球性转换，检查一下我们的文化家底对于解决人类问题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019-8，第19页）

如果说既往的全球化可能如罗伯森所描述的是“球域的”，的确，至少在形式上全球化一直是作为“全球性”的西方（the West）对那作为“地方性”的“其他”（the rest）的普遍性整合，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则是全球化将愈来愈不是“球域化”，它是一种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性的全球化，而是“互域性”（inter-lo cality）或“超域性”（trans-lo cality）。（2006-12-2，第243—244页）

“全球文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全球的参与和碰撞，是对自我的守持和超越，是对他者的尊重和谨慎的沟通。（2011-6，第74页）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必须以一个与时俱进的、被翻新了的、作为哲学概念的“全球化”或者“全球性”为其理论、胸怀、眼界，否则就仍旧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而不是综合和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哲学的“全球文化研究”或“全球性文化研究”。（2011-1-1，第160页）

霍尔对全球文化的文化研究，就其对主体性原则的坚持和贯彻而言，是归属于现代性哲学的，他在一个“结构”概念中将现代性对于全球文化的洞见发挥到极限处，即是说，在一个现代性框架之内，预言了文化帝国主义计划的最终破产，这因而也就超越了现代性而具有后现代性色彩。[……] 霍尔已经强烈地暗示了一种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2011-1-1，第164页）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帝国主义”的仍然有效性在于，它假定了民族、地方在全球交往中的不可祛除性，更进一步，也假定了个体存在的永恒性。“第二次现代化”的“超民族性”不可能终结“第一次现代化”的“民族性”，至少在目前或在可见的未来是如此。“现代性”将穿过“后现代性”而进入“全球性”，它当然会在对后现代状况的适应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2011-1-1，第161页）

“帝国主义”不是“世界主义”，它诚然具有世界主义的外在特征，即对民族疆界的破除，或者也可能带来些许的天下一家的感受和思想，但根本上则是为其一个民族的利益，是一种放大的民族主义，越界的民族主义。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境界、气度、胸怀，是对他者的尊重、关切，甚至是自我牺牲和奉献。（2015-7，第60页）

全球化使相异的文化相遇、相冲突，而与文化冲突必然地相伴生的则是援之于“自然”的自我申辩。如果说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文化冲突，那么它同时也是意味着对“自然”的不同阐释间的竞争和斗争。（2007-5，第101页）

全球化凸显了我们与他者的相遇，各种文化形式间的相遇。如果我们固守于自我，自我的时间、历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步观，那么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必将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世界末日。与此不同，中国政府基于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而提出的“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将为如何全球化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政治之单一全球化的新思路。（2006-12-2，第243页）

我们倾向于以“全球”取代“世界”，以“全球文学”取代“世界文学”：“全”已经包括了“世界”，而“球”则呈现出立体的、动感的、旋转的、解中心的趋势，这样的“全球”就是我们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的特征。（2005-Z，第106页）

如果说全球化不是在结果上“化”出一个同质的、静态的和透明组织的世界整体，那么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后现代性的：一是“时空的世界”，二是主体与客体（或他者）的关系为一种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所取代，我称之为“温和的后现代性”。（2005-Z，第90—91页） KySb4MWasPfCfqK2bunAjZ1z+dUan8/TRL/C0F59W5u25GbGWGTV15T4xD5PCh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