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如果把能够写出一篇可被接受发表的论文作为进入学术阵地的标记，那么我的这个起点是1980年4月，当时研读西方美学史若有所悟，写出了关于黑格尔艺术目的论的一篇文章，这也是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若是如此计算的话，则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工龄已逾四十载矣。

“却顾所来径”，感慨由衷起。首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作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在人生的成长阶段，被注入了红色文化的基因。记得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至今因仰视而不能直呼其名。高中课本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选读，至今仍可背诵。这大约就是所谓“童子功”的力量吧！“文革”结束后入大学读书，赶上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又深受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影响，经受过心灵的震撼和洗礼。90年代，在现代性受到西方内部质疑的大背景下，接受后现代的影响，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理论。进入21世纪，当全球化日渐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中国开始作为大国而崛起于世界之时，尤其是国家交往愈深、冲突愈烈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期，无论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视角都已不敷使用，于是找到了超越前二者的“星丛”或“间在”的“世界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生命历程，使得自己在精神上成为一种矛盾综合体，矛盾而又综合：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不仅爱家爱国，而且爱世界爱人类；不仅爱人类爱世界，而且爱世间万物，从植物到动物，有爱无类，相信万物一体，虽然这种信念目前还不算怎么强烈，比不上那些激切和激进的同行，但也难保最终会走向老庄哲学，圣人不仁，无此无彼，无是无非。但我绝非虚无主义者，我还是把老庄当作“有人”而非“无人”的哲学的。

这一矛盾精神决定了我的课题或话题的选择和研究：先是现代性，接着是后现代性，最后是全球化，而具体对象则是无论中西、不拘今古，跨文化、跨学科。在我笔下，古老如孔子者可以非常地后现代，遥远如柏拉图者亦可以很中国；哲学可以是文学，而文学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哲学；外国文学可以本土化为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亦可进入世界文学。因为，其一，人类思想总有某些方面未必相同、然却相通者；其二，学科的划分是为了更深入地发掘对象，而发掘愈深，则愈会发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根连和互系；其三，文化是独特的，但文化也是现象学的，而成为现象，则必然意味着进入他人的意识，或者，进入世界。不同的时代、民族、思想、文化等是完全可以付诸对话的。我们知道，所谓“对话”，其前提就是对不同和异质的假定。不同和异质的对话，可称为“间在对话”：存“在”是对话之本，达成“间”性是对话之鹄的。

关于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时人多有不察，与西方情境不同，中国学者常常是通过对后现代理论的阐释来为现代性开辟道路的，在学术上表现为将后现代性解读为一种进一步的或更彻底的现代性。再者，初时用后现代来批判现代性，其矛头所向是西方社会的“启蒙辩证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恶果，与中国的现实全然无关，因为在中国，现代性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美好蓝图。没有充分的、过分的现代性，何来后现代？！真正让我们感到后现代到来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携带和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元素以后。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此论不谬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含蓄地承认我们离开资本主义并不太远，或者说，资本主义仍然残留在我们新的社会形态里面。这里我们不去费力争辩资本主义在我们的身后还是前面了。我们想强调的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存在，后现代就不会是无病呻吟的漂浮能指。

四十年来，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论文，也出了一些书，但其中究竟哪些在当时具有历史的贡献，哪些在未来还能对读者有所滋养，这是我本人不能估值和预料的，所以在接受本书编选的任务时，本来可以自己亲手来做，但最后还是决定向出版社推荐晚一辈的青年学者，他们的阅读和选取一定会比我本人更客观，重要的是，更能代表时代及其趣味。

李昕揆先生曾跟随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攻读博士学位，接着在本院外文所又做了博士后，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教研有年，现在已是有所建树的青年学者了。非常感谢他能够克服困难，不辞辛苦，编成此书，让我本人读来也有新鲜感。当然本书的好坏还是要由社会大众来鉴定的，不单由他和我说了算。敝帚自珍，本书有什么价值不好说，但至少是四十年来中国文论和思想的一种记录，通过它是可以管窥一段历史的。这段历史是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但我更期待它还属于未来。私以为，一方面要立足当下，另一方面还要以未来为期，否则就不是一个有抱负的学者了。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写给未来的。

是为序。

金惠敏
2021年6月29日于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