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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老师在“田野政治学”公众号连载了《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系列文章，其中专门提到指导我从事田野调查和撰写博士论文的经历。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禁回想起许多读博期间的田野往事，想来不啻为一场“田野之旅”。利用假期将当时的田野调查经历略作梳理，希望对即将奔赴田野的同学们有所启发，也希望从一个侧面勾勒田野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以此纪念重点研究基地成立20周年。
我是2009年开始读博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以田野调查见长，但我并非一开始就围绕博士论文开展调查，而是经历了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在最初的两年，我参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其中尤以“百村观察”次数最多。“百村观察”在全国范围内选取258村4000户（后扩展至300村5000户）进行长期跟踪观察，是当时少有的大规模调查项目之一。“百村观察”以完成问卷和采集数据为主，难度不大，还能去全国各地调研，作为学生参与的热情很高。
通过“百村观察”项目，我细数起来去过的村庄有16个，包括江西安福县瓜畲乡金溪村、瑞金市沙洲坝镇河坑村、丰城市梅林镇梅林村、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南昌县向塘镇浃溪村、永新县里田镇江南村、宁都县赖村镇邮村村、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龙马村、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黑龙江肇州县二井镇实现村、安达市青肯泡乡农义村、五大连池市双泉镇三合村、海林市海林镇石河村、河北饶阳县五公镇五公村以及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其中，几个历史名村印象特别深。如江西兴国的长冈村，这是毛泽东1933年所作《长冈乡调查》的村庄，我曾连续几年到该村调查。再如河北饶阳的五公村，这是美国学者弗里曼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村庄，据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曼每年都去村里调查，为了能与村民直接交流，他甚至学会了饶阳本地方言。再如陕西米脂的杨家沟村，这是张闻天1942年所作《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的村庄，我曾专门前往著名的“马氏地主庄园”，为1949年前地主经济之发达所震撼。还有一个村是广为人知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号称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记得在进村大道上竖着一块大牌坊，赫然写着费孝通先生所题“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除此之外，黑龙江的几个北方村庄印象也很深。之所以印象深，原因之一是路途遥远。记得为了去黑龙江调查，匆忙中上了一趟无座的绿皮车，结果熬夜站了十几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当时的情形至今难忘。
通过参与“百村观察”项目，我不仅积累了田野调查经验，而且开阔了视野，实地体验了全国各地的农村生活状况，收获是很大的。同时，除了作为调查员参与“百村观察”，我还曾多年承担“百村观察”项目的管理工作，负责选点抽样、问卷设计、调研培训、数据整理、报告撰写等，对组织大规模田野调查项目也颇有一些经验和心得。这些经历都为我之后开展博士论文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真正意义的田野调查是在家乡江西兴国完成的博士论文调查。兴国是毛泽东早年农村调查最频繁的区域之一，著名的《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均出自这里。特别是《兴国调查》，一直被视为毛泽东最为重要的农村调查报告之一，曾被布兰特利·沃马克誉为“江西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毛泽东所做的最好的和最细致的农村调查”。与毛泽东以往的农村调查不同，《兴国调查》的一大特色在于做了八个典型农民家庭的调查。对此，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后记”中写道：“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对于《兴国调查》，我在读研期间即已关注，2008年时还曾对《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户家庭的后代做过跟踪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硕士论文。只是，这次调查并不深入，仍属走马观花式的调查。
读博期间，学院为了提高博士培养质量，要求博士生实行4年学制，目的在于给博士生预留更多的论文准备时间。我是第一个被要求读4年的博士生，也意味着有更为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查和撰写论文。在选取博士论文题目时，导师徐勇老师得知我是江西兴国人，因此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学习80多年前（距今已有9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对八户农民进行调查的方法，了解和发现80多年来农民的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政府治理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在与徐老师交流过程中，他数次提到大师兄于建嵘早年求学的经历。于建嵘老师是湖南人，当年为完成博士论文曾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在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驻村调查后写出了名震一时的《岳村政治》。
对我而言，自然不奢求达到于师兄的高度，但回家乡做调查却不失为最好的选择。从研究问题上看，我的论文主题是农村家户功能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互动关系，农户家庭是核心研究对象。毛泽东《兴国调查》的最大特色正是做了八个农户家庭的调查，这与我的研究主题高度契合。到兴国开展家户调查，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传承”的意味，从而赋予此项研究某种特殊的历史价值。其实，对于一项新的研究主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其中的一种路径便是以学术经典为参照开展追踪式调查和再研究，通过接续经典的方式提升研究立意。一如《银翅》之于《金翼》《凤凰村的变迁》之于《华南乡村生活》大抵都遵循这一路径，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当然，尽管是对学术经典的接续研究，但研究本身应当有自身的理论观照和时代特征，从而做到在传承中有发展，在接续中有创新，否则只能笼罩于学术经典的“光环”之下，湮没在历史的轨迹之中了。
2011年下半年，我正式开启田野之旅。我将自己的田野调查定位为“驻户调查”。所谓“驻户调查”，是相对“驻村调查”而言的，主要指以若干典型农户家庭为对象的田野调查。当时有两点考虑。一是从研究主题看，我的研究对象是“农户家庭”，因此选择若干典型“家户”为对象是合适的。二是从调查方法看，相对于传统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以若干典型家户为单位的田野调查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对此，我在博士论文中曾做过分析：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农村研究，村庄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研究单位和对象。……但检视以往的村庄研究也存在一些隐忧，表现为现有的村庄研究成果仍然呈现“宏观”有余、“微观”不足的缺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村不见村”，即研究者尽管是以村庄作为研究个案，但是叙述的内容却并没有个案特征，仍然带有很浓重的宏观叙事的“惯性”，所不同的只是通过“戴帽子”的方式将各种宏大内容“组合”进村庄的场域当中。换而言之，这类研究中虽然是以村庄作为个案，但是其中却看不到村庄，形成“有村不见村”的硬性“村庄化”。其二，“见村不见人”，即研究者尽管是以村庄作为研究个案，但是研究过程中虽然“下乡”，却鲜有“入户”。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村庄的“上层”，看到的是精英的乡村，不是大众的乡村，看到的是对立和冲突的乡村，不是日常生活的乡村，看到的是一个表面化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具有生命气息的乡村。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这类农村研究仍然延续着“殿堂”的气息，而难有“田野”的“芬芳”。
正是基于对当前村庄研究的反思，笔者在本文中特别注重从农户家庭和个人的思想、话语、行为等层面切入，争取做到不仅“进村”，更要“入户”，达到“见村又见人”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更加深层次“理解”农民特别是普通农民的行为逻辑，才能由此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感受农民的衣食冷暖，体味农民的心路历程，从而获取真正“有血有肉”的研究素材，做一个融入农民生活，理解农民切身体会的“理解者”。
回溯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家户”为对象的研究并不鲜见，但明确提出以若干典型家户为调查单位的研究是较少见的。从这个角度看，“驻户调查”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到底应选择什么样的家户作为调查对象？当时，有两种可选方案。第一种方案，直接以毛泽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户家庭（我称之为“老八户”）后代为调查对象。该方案的优点在于，2008年时我曾调查过这些农户，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不利的地方在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农户分散居住在七个不同的村庄，相互之间缺乏交集，调研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户本身的典型性受到局限，并不能完全勾勒历史上农户家庭变迁的脉络。第二种方案，借鉴《兴国调查》的方法，另外选择一个典型村庄，并遴选八个农户（我称之为“新八户”）作为调查对象。这一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典型家户，从而获取尽可能丰富的调查材料。不足之处在于，需要重新选村和选户，且所考察的家户不如“老八户”那么为人所知晓。经历几番权衡思考，我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现在看来，田野调查是很难有所谓“完美方案”的，更多的情况是在多种可能的方案中平衡取舍，研究者以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去实现研究目标。让我欣慰的是，尽管当时没有选择第一种方案，但我在工作之后一直关注着“老八户”后代家庭的生活变迁，并据此完成了另一项追踪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去年有幸获得了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支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我的驻户调查是在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年底之间进行的，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其中累计驻户调查时间约为10个月。进入田野现场后，我很快确定了调查对象，并与受访农户逐一访谈。在这一阶段，我采取“以我为主”的调查策略，引导受访者按照设定的主题进行讲述，受访人若“跑题”，则很快将其重新引导回主题上来。这种调查方法，可在短时间内获得需要的信息，具有快捷高效的特点。然而，经历一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问题接踵而至。首先，这种调查方法以获取研究者“需要”的事实材料为目的，而缺乏对农民生活世界的真正理解。由此获得的事实材料，往往是空洞的、片段式的。材料的意义则更多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解读和分析，由此极易造成对事实的“扭曲”和“裁剪”。其次，过于程式化的调查方式，使得受访者开始出现疲态。有的受访者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天马行空”的讲述，一旦被打断，访谈效果便大打折扣。再者，尽管我尝试尽可能多的搜集研究材料，但实际进展并没有预想中顺利，这也让我倍感沮丧。这是我调查过程中最为焦虑的一段时间，仿佛遭遇长跑运动中的“极点”，有一种难以突破、郁闷至极的无力感。
此后，我开始调整调查策略，逐步放慢调查节奏，由单一的访谈逐步向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并重转变。在访谈过程中，我不再刻意掌控访谈进度，而是尽量让受访者“自由发挥”。同时，我也扩展了访谈对象，并根据受访者的讲述不断调整访谈范围和主题。对此，我在博士论文中做了归类：
笔者的访谈对象主要可以分成四类：一是重点访谈户，主要包括户主及家庭主要成员；二是重点访谈户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重点访谈户的兄弟姐妹及其家庭成员等；三是特定事件的特定关系人，主要指笔者所了解到的一些典型事件的参与人和知情人；四是乡村干部，主要包括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相关站所负责人以及村“两委”干部等。在具体的访谈方式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圈定式访谈，即由研究者预先圈定必须访谈的对象，在本文中主要包括重点访谈户以及乡村干部；二是追溯式访谈，即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不断扩展自己的访谈对象，这种访谈方式可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文本中主要包括重点访谈户的主要社会关系以及特定事件的特定关系人。
除了深度访谈之外，我也将参与观察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并试图通过这一方式融入农户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去理解和体味农民的生活世界：
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居住在农户家中，使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过程。笔者在农户家中度过了春节、清明、端午等重要传统节日；多次受邀参加村民的婚嫁、乔迁、生日庆典；旁听了村“两委”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参加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参与了一年一度的龙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旁听了老年人协会每月一次的集体活动；参与了每季度一次的计划生育清查；参加了每月一次的金龙寺“圣诞”祭祀……这些经历都有助于更深入地观察村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笔者感到自己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一个“外人”开始成为村民生活中的一个“陌生的熟人”。由于这份“熟悉”，笔者与受访者建立了更加坦诚和信任的互动关系。
通过调整调查策略，我所获得的事实材料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丰富起来，许多未曾料想的“意外”事件和案例开始进入视野，并成为之后拓展调查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我还是受访者，都已不再将彼此的交流视为一项“任务”或者“工作”，这也使得田野调查得以持续开展下去。
调查策略的调整，固然使田野调查愈发深入，但其附带的效应也很明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为了完成调查，我先后投入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可谓不“舍得”。那么，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值得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自己，也曾有过犹豫。但现在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田野调查的最初目的——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来看，已然超出了我的预期。由于调查充分，我的论文写作比较顺利，论文初稿完成时近40万字，之后略作修订便通过了论文答辩。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有两个“意外”结果是未曾想到的。一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申报获批了国家社科后期项目的资助，并出版《家户变迁与政府治理：基于农户的政治人类学考察》一书。倘若没有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恐怕很难有此机会。二是该书出版之后，未承想引起了美国出版机构的关注，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过去，我们习惯于翻译引进海外的研究著述，没想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能翻译出去。其中的原因，想必与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也有很大关系。
其实，对于从事田野调查的学人来说，花费再多时间在调查上都是不为过的。时间的投入和技艺的增长是一致的，投入的时间越多，调查也就越深入，研究品质自然得以提升。然而，时间毕竟有限，由此，博士论文调查又显得弥足珍贵。记得在进入田野现场前，徐老师曾对我说，要抓住撰写博士论文的机会，认真将田野调查完成好，因为等到毕业工作以后，就很难再有这么充裕的时间做调查了。现在看来，确是如此。工作之后，光是教学、科研任务便将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众多的量化考核指标让我们整日忙碌于获取碎片化的学术“工分”，却没有精力重拾“纯粹”的学术旨趣。2015年，徐老师主持推动“深度中国调查”项目，我先后前往台湾台南、江苏徐州、广西北海以及四川大凉山等地开展了连续数月的田野调查，但即便如此，调查也只能以“月”为单位，而再无可能以“年”为单位了。
时光如水，岁月留痕。回顾2011年开启的驻户调查之旅，至今已过去10年，但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这或许就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体味和感悟着他人的生命历程，同时又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然而，田野调查毕竟只是学术求真的第一步，如何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理论命题，并产出真正有创建的理论成果是从事田野调查的学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为此，田野政治学倡导“有学术关怀的调查，以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的学术宗旨，无疑把握住了要义。这既是田野政治学的发展方向，相信也是有志于从事田野调查的学人应当继续为之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