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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我在田野”作这一篇小文的标题，是因为我过去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田野政治学”。如果就“田野”这个词作广义解读，我就出生在田野，成长在田野，吃饭谋生的工作场所是田野，也就是身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村乡镇，与我的父辈一代人和与我年龄相当的同辈人打交道，即与中国最大的底层人群“小农”打交道。我过去虽然读过一点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但是对于政治学却很陌生，知道有田野政治学，是我认识了以徐勇教授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一群专家和学者之后。
2001年的一个夏天，我任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受曹锦清教授的邀约，参加在湖北省荆门市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记得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改造小农。此前我对中国小农问题作过一些思考，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警誓：自己出身于小农，生长在田野，被小农所包围，现在也在研究小农，喊着改造小农的口号，但是千万不能使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农。在这个会上听了北京一位教授的发言之后，我不知深浅地在会上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改造小农最根本的途径是普及和发展农村的教育，让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和城市一样高，让今后小农的后代带着专业和知识进入城市。其实在咱们中国，无论是现代的城市人，还是古代的城市人，大多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先是个人通过科举、通过高考（或招工招干）进入城市，获得一官半职，然后再把兄弟姊妹叔侄小舅子姨妹子以及其他一些亲戚朋友带进城市。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道路，加快加大了小农进入城市的步伐，城市的规模在扩大，城市的人口在膨胀，因而我国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改变不了小农的基因。所以我说在农村普及教育，不仅仅是义务教育，而且更要普及高中教育，提高农村高中学校进入大学的升学率，让我们的后代不再遗传有小农的基因，不再是一个被称为小农的群体。我的发言居然得到了全场的掌声。我当时并不认识徐教授，也不知道徐教授是否参加过那次会议。此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举办学术活动，多次约我去参加，这样便有了机会认识徐教授并向徐教授以及中心的其他老师请教。2002年4月10日中心正式聘请我为兼职研究员，为我颁发了证书，同一天在中心会议室作了《当前农村税费征收与农村形势》的讲座。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讲座并就所讲主题进行了讨论。
与华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交流，不仅让自己在诸多的农村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与专家教授们接触，也让我学习到他们谦虚的品质。200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我的书稿《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被列入其中。当年7月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丛书首发式，主办方在安排宾馆住宿时，恰好把我和徐教授安排在一个房间。记得徐教授问我明天的发言准备没有？我当时觉得无所谓，不就是个临时的发言吗？临场说几句吧。徐教授说，不行，这样的会议一定要认真准备，要写发言稿。徐教授是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公布的我国首批长江学者之一，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上作过基层民主建设的讲座。在全国各地不知作过多少次报告演讲，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小的会议上也这么认真，让我无比敬佩。
2002年底，我当时还在乡镇任党委书记。华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参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地方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我国农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等，徐勇教授特地邀请我参加。这一次和中心的教授专家们同行，让我学到了不少有关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扩大了眼界和视域。在这次会议上，我把对中国乡镇治理的观点作了交流，并且有幸认识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这么一次学习的机会，让我终身难忘。
2003年，我从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和中心保持着联系，认真参加学习，积极参加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同时把在乡镇工作的经历和自己对农村发展的一些思考进行整理。2003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第5期发表了我的论文《乡镇财政与乡村治理》。同时，在徐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开始系统整理我对农村治理方面的书稿。徐教授一边向出版社写推介信，一边又为这本书写了几千字的序言。2006年1月，这本书纳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村治书系”出版，书名由徐教授取定：《农村乡镇发展的体制性困境与出路——来自一个基层干部的体验与思考》。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当“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我们应该超越情感，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徐勇教授在序言中说，“近代以来，出于急于改变现实的冲动，使社会充满着激情的道义诉求者，在其情绪化的诉求中，我们听到的是震耳的道义之声，而理性的声音却显得特别弱小，理性光芒常常为道义的诉求所遮蔽。”序言对这本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本书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为我们展现出一幅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汉平原一个农业乡镇的生动而复杂的图景，折射出我国现代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历程。”同时认为我的“研究小农，不能把自己也变成小农”的观点是“富有睿智的警言”。
2004年以后，我因工作变动，参加华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少了。但每当我回想起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总感到自己的境界得到了提升，生活丰富了，眼界开阔了，工作也充实了。目前中心已经改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我仍然关注着研究院的活动，经常在研究院的网站上浏览，阅读相关的文章和著作，还经常和徐勇教授、项继权教授等保持着微信联系。我始终都认为，我所工作的县城，仍然是政治学调查与研究的一片田野，我仍然身在田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