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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政治学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伊始，就秉持着将“理论寓于务实之中”的学术宗旨和治学进路，而且至今初心未改。20世纪80年代，张厚安先生之所以倡导“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研究取向，是基于对当时流行的“唯书、唯上、不唯实”学风乃至政风的不满意。张厚安先生忧虑地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大家都在书斋里“坐”学问，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有鉴于此，张厚安先生指出，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显然，田野政治学的“务实”取向，是基于对因循守旧的方法论的反思而产生的，因此是有理论自觉的“务实”，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此前的本本注释学派转向政策诠释学派。田野政治学从其产生伊始，就不是为了弃理论而纯务实，也不是以所谓的“用脚做学问”替代“用脑做学问”，而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事实上，正是由于华中师大中农院，长期“画农身”的务实调查，才有了今日“点龙睛”的“田野政治学”派之崛起——以徐勇老师的“长周期政治”范式和《关系中的国家》系列著作陆续出版为标志。
从2006年开始，经由西北师大王宗礼教授和丁志刚教授推荐，我有幸加入了徐勇老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简称“中心”，2011年1月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农院”）的调研团队，具体负责中农院西北调研基地（以下简称“西北基地”）的调研组织、联络和协调等事宜，同时也参与村庄的驻村调查活动。可以说，15年来作为一个亲历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华中师大中农院徐勇老师领衔的“田野政治学”派，是将“理论寓于务实之中”的真正践行者。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西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在我看来，从对“西北问题”的关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学科、一个学派的理论关切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国家使命的深度和高度。田野政治学正是一个将“西北问题”自觉纳入国家建构视野的中国政治学本土学派。
20世纪80年代，张厚安教授在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时，已开始关注和重视西北。1990年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成立前后，张厚安教授及其团队，已经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步伐，拉开了序幕。其中第一步就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可见，这一次调查，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地区，就率先被纳入了田野政治学的视野。通过这次调查，张厚安教授及其团队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张厚安教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考察和评选工作。西北地区再次列于张厚安教授的行程之中。随后，张厚安教授及其团队，还在全国东、中、西部3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至此，田野政治学对中国农情村情民情的认识已由面上了解走向个案调查，并经徐勇老师总结，正式提出了“实际·实证·实验”的“三实”研究方法。
我与张厚安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2007年6月16—17日，“村民自治与新农村建设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我提交的参会论文题目是《“三农”立法的宪政之维——关于〈甘肃省村务公开条例〉 立法质量的初步评价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有幸拜见了数十位我心仪已久的政治学界精英人物。其中，我最崇拜的学人就是徐勇老师。会后，我带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参会感想，题目是《务实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参加“村民自治与新农村建设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颁布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随感》。在这篇随笔中，我提到，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迈入了一个以“问题意识”为入径，以中国本位视角为主导的时代。文末还对中国农村研究问题中心未来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培养和储备未来的政治哲学研究团队；其二，培养和储备跨学科的研究人才。
在15年前，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田野政治学必有“思想涌现”的时刻。我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张厚安先生发了会议上的合影照片，并附上了这篇随笔。几天后，张先生给我回复了这样一段文字：“相片收到，谢谢。小诗读后有着同感。张厚安（因外出才归回信迟迟请谅）2007-06-25”。张先生在邮件中说的“小诗”，是我在电子邮件末尾嵌设的唐代司空曙《江村即事》这首田园诗。
钓罢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我与徐勇老师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一次学术会议上。在面见徐勇老师之前，我已经于2006年暑期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由美国杜克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上，从李连江老师口中听到徐老师的赫赫大名了。李连江老师在授课中多次提到徐老师关于田野调查的故事与方法。这次会议后不久，2006年8月19日，受王宗礼教授委托，我又专程赴广西大学参加了中农院调研基地主任会议，这是我第二次面见徐勇老师，也是我正式加盟田野政治学的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百村十年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建设”，以及依托全国其他高校建立调研基地和调研网络。“中国百村十年观察”的初步设想是在全国抽样确定200多个村庄样本和3000名农户样本，作为固定调研点，使其像气象观测站一样，长期跟踪观察、分校数据变化，以动态把握全国的农情、村情和民情，并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广西会议之后不久，2006年12月，徐勇老师便受邀前往西北师大举行了“西北调研基地”的授牌仪式，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西北基地成立之初，王宗礼教授和丁志刚教授是实际负责人，我协助完成具体事务。当时确定的基地研究人员还有岳天明教授和海云志讲师，以及西北师大政治学专业的5位硕士研究生。“中国百村十年观察”经过两年的试运行，2009年暑期，“全国百村观察计划”正式启动。西北基地根据中心在全国抽样出来的区县以及村庄数量指标的基础上，在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甘肃5省区确定了10个调研村庄。在具体商定西北5省区调研村庄的过程中，西北基地向中心提出了一些调整意见：增加1个村庄（历史型）；将陕西3个村庄中的两个村庄分别调整到新疆（城郊型村庄）和甘肃省（民族型村庄）。提出调整的主要考虑是：其一，陕西省的情况与中部省份有较多相似之处，故可以减少在陕西省的调研点；其二，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在全国最为显著，故适当增加民族型村庄调研点；其三，中心原定方案中在西北地区没有确定历史型村庄，故增加1个历史型村庄，以使西北地区调研点更具代表性。此外，西北基地还对中心设计的农户和村庄问卷范本提出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的建议。对于我们的这些建议，中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基本上都被采纳。
显而易见，西北基地作为首批调研基地得以率先成立，意味着田野政治学在“中国百村观察”计划实施伊始就将西北地区作为重点调研区域。中心对西北的重视还不仅于此，2009年8月，当西北基地的调研人员陆续驻村展开调研之际，徐勇老师一行便率先赴青海湟源县窑庄村进行视察和指导。当时，王宗礼、丁志刚、侯万锋和我等西北基地的研究人员都赶赴窑庄村，与徐勇教授等人会合，一起对窑庄村进行了调研和视察，并对具体负责的调研员——西北师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冯乐安同学进行了慰问和指导。百村观察计划的启动，克服了此前基于单个学者课题项目基础上的个案调查所带来的问题，初步显现团队科研的优势。学者个人项目制下的个案调查，存在的显著问题是调查的碎片化、个体化、片断化；无整体规划，不能持续进行；数据库很难建立，资料无法实现共享。百村观察计划的实施使田野调研实现了团队化和可持续，而且可以实现资料共享便于创建数据库；同时，对学生的规模化培养以及实际能力的提升也有了可以操作的机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团队化模式，国内学界多有诟病，然而以中农院为平台的田野政治学派却在团队科研方面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我觉得这与徐勇老师在宏观上的精心设计与课题经费合同化管理、向调研员倾斜等科研管理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中农院的“百村室”一开始就是由学生参与自主管理的，其经验也值得深入总结。
2010年，是我学术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正式投奔徐勇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成了徐老师的学生。入学伊始的某一天傍晚，我和徐老师在桂子山上散步时，徐老师就提到了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建议精读此书。当时，我就意识到，徐老师已经脉中了我的“童子功”，以及在西北问题研究上的优势和潜力，是有意识地引导我发掘西北地区的学术资源，而这也正是我的宿愿。在徐老师的教学方法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因材施教”，徐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随后，我的研究重心逐渐切入西北“草权政治”问题上来。2011年我申报并获批准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与甘青藏区基层治理研究”，同时，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骨干项目）“草场权属、边界冲突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也顺利立项。在完成这两个项目的基础上，我完成了《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同时还负责西北基地的联络和组织任务。在桂子山上读博的3年间，我多次往返于兰州与武汉之间。从兰州到武汉，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我的中年求学之路，是无数次“穿越中原”的历史文化之旅，由此获得的时空体验及启示，是“读书”所无法替代的。正如福柯所说，“看到的”无法驻进“能说的”为其建造的狭小寓所之中（what we see never resides in what we say）。看到的和亲身体验到的信息量犹如大海，能够言说的信息，只是其中极小部分——一小瓶水而已。一旦有了深厚的“务实”体验，那么，只言片语的“理论”表达，必会有含金量。
2011年的时候，分布在西北地区的百村观察点已增至20多个。在西北基地调研团队从2009年到2011年连续3个暑期的调研过程中，我特别关注并收集了甘肃省夏河县的曼玛村、青海同德县的秀麻村、天峻县的扎查村和杂多县的沙青村4个观察点的草场产权改革与边界互动、基层治理等方面的资料。至此，我开始对甘青牧区的“草权政治”问题有了一些初步体验和感性认识。2012年暑期，我先后5次赴甘肃省夏河县桑科乡曼玛村进行实地调查，克服高原反应等诸多困难，累计驻村调研时间有一个半月。其间，我基本上一直处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之中，有计划地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在甘青四村的田野调查得到了诸多学友和朋友的帮助。他们分别是：马建波、李虹、赵福江、吕小莉、确藏卓玛、徐立强、尚高升、马兴文和夏吾东知。连续4年收集调查数据和撰写调研报告使我对整个甘青牧区草权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概况有了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认识。我最先引用和参考了团队的调研成果，心存感激。由此，我也切实体会到了百村观察计划的团队优势和数据资料共享的便利。
徐勇老师对经由田野观察而产生的学术灵感尤其看重。当年在桂子山求学时，徐勇老师曾专门为我和陈明博士两人组织了一个主题为“村民自治深度研究”的小型学术研讨会，目的是细听我俩分别发现的新问题和新观点（陈明博士的新发现是“圈层生活”和“圈层理论”）。我在广西合寨村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现了“丛林般的‘瞭望塔’”的故事，这个故事旨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村民自治率先发端于广西合寨村（包括宜州市的其他一些村落）而不是其他地方？在形成文字初稿后，我将其发给了徐老师。徐老师看过后，很感兴趣，于是提议召开这次研讨会。我的PPT汇报结束后，参会的多位老师和学友都分别进行了精彩点评和深度指导，为《丛林般的“瞭望塔”——广西合寨村村民自治生发机制的一个政治地理学解释》这篇论文的最终完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智识资源。此外，徐老师还利用其他形式的会议平台，安排我做西北调研新发现的学术讲座和主题发言。比如，2010年10月，我在“百村讲坛”上做了《游牧者的抉择：牧民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分析——以青海省扎查村社区为切入点》的主题报告；2017年12月，纪念《村委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暨深化村民自治研讨会在华中师大召开，我做了题为《草场承包、牧民定居与村民自治的牧区特色——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曼玛村为例》的主题发言。知遇之恩，旷世难求。徐老师偶尔留意或聆听我的观点，并给予我学术上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和自信，远胜于颁我任何“大奖”。
徐勇老师对西北基地的垂青，还体现在特别重视对甘肃、新疆、陕西、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的硕博士人才等后备力量的培养。多位参与过百村观察的西北基地优秀调研员，被中心保研，报考者也多被优先录取。徐老师也特别支持我对西北问题的研究，比如优先在中农院创办的《政治科学研究》2008年创刊号上刊发我的西北调研新发现——《从黄土高原发现“中国”——作为历史关节点的“原型小农”》。另外，《政治科学研究》编辑部还委托并支持我完成了“河西走廊与大国整合”为主题的一次专题组稿。“河西走廊与大国整合”专题的4篇文章分别从历史整合、信仰整合、产权整合和地理整合的视角，对“河西走廊与大国整合”这个主题展开多维叙事。研究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徐勇老师在其《关系中的国家》五卷本中所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态演化的关系“叠加—扩展”方法论范式，从河西走廊这一关键性“地理枢纽”切入，从微观机理上解释中国作为“超大规模政治统一体”是如何形成的，初步发现了“长城之谜”，为“重新发现中国”提供了新素材、新视角，贡献了知识上的增量，同时也为我们在更大时空尺度上，务实地想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当然，这一主题也开发出了“河西走廊与黏性中国”这样一个更为一般、也更为新颖的议题。对于《政治科学研究》编辑部提供的这次机会，我心存感激，因为深度发掘河西走廊的学术资源，也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和梦想。
中农院对西北基地的调研工作非常重视，对西北基地反馈的问题总是认真吸收，并能据此及时调整下一步的调研思路和方案设计。截至2015年，中农院已在全国对305个村庄和5000名农户的调查持续进行了8年，西北基地实际负责调研的村庄已经增至20多个。2015年10月9日，我在西北基地组织召开了“2015年暑期百村观察、万村调查经验交流总结暨晚餐会”，总结会议由西北师大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张宏同学主持，参加的同学主要是2015年“百村观察”西北师大调研员古丽（维吾尔族）、买迪娜（维吾尔族）、苏比衣（维吾尔族）和张宏，以及万村调查的具体组织者王永刚和仲鑫同学。我发现，8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使“百村观察”项目形成了组织严密、制度完备、任务科学、数据真实的运作机制和工作体系，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这主要表现在：
问题一：“铁打的村庄，流水的调研员。”“百村观察”项目的观察对象都是中农院自项目启动伊始从全国（包括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所有行政村中通过科学抽样选取的村庄，每年暑期的调研员大多都是从华中师大中农院以及各调研基地所在的高校中严格筛选出来的，硕士研究生是调研团队的主体。一届一届的调研员，也就是一届一届的毕业生，他们承前启后、不断接力、互相交流、共同激励，这种教学方式，既培养了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能力，也提高了其学术研究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问题在于调研村庄是固定观察点，而进入的调研员却一年一个面孔，流动性过大，无法与村民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合作关系。调研村村干部及受访村民（牧民）甚至对调研员产生了接洽上的疲劳，影响了参与式观察的效果和质量。
问题二：“民族语的村，汉语的调研员。”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构成复杂。2009年来西北基地主要负责青海、新疆、宁夏和甘肃民族地区村庄调研任务。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调研，语言障碍始终是困扰调研工作的主要困难。克服语言障碍问题，成了调研员的首要素质问题。如果全部选用少数民族同学去进行调研，一方面可供选择的人选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缺乏系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和综合素质能力的问题，难以胜任调研的质量要求，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西北基地的调研工作。
问题三：“地方的村庄，中央的调研员。”2012年起，中农院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首届基地班开始招生。从这一年开始，西北基地的调研员基本上不再由我选任和委派，而是由中农院基地班学员直接从武汉到西北来调研。中农院基地班的招生和培养，使得中农院的“百村观察”有了真正的、正规的“中央集团军”。基地班同学的综合素质和调研能力，是各调研基地所在高校的部分调研员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中央军”与“地方军”各有长短。地方的村庄是地方性知识的载体，如果调研员没有长期在本地生活的体验，要真正从调研者的客位身份转化为主位身份，并迅速融入调研村庄中是不可能的。尽管调研员同学进村之前都会得到一张国务院民政部的“通行证”和学校的正规介绍信，但是，西北的乡村干部却更多是“看脸”，而不看红头文件。因此，如何在西北地区的百村调研中，实现“中央军”与“地方军”的优势互补，是接下来全国农村调研尤其是西北地区调研工作中的一个严峻考验。
问题四：“多样的村庄，统一的问卷。”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村庄都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特别是大中国几大历史文化地理板块的差异仍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尤其是新疆牧耕板块、内蒙古游牧板块和青藏雪域板块上世居的农牧民，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与内地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多样的中国地方文化之间如何求同存异、和谐共处，是需要大家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百村观察”中的问卷设计具有格式化和统一性的特征，当然这是问卷调查的“本性”所在。但是，这几年的调研发现，调研问卷中的选项在当地找不到对应的本土资源或需要填写的“问题”，而有的本土资源却在问卷设计中找不出相应的选项。比如，问卷中涉及民居室内堂屋空间中陈设的“中堂”这样的一个家庭文化的“中轴性文化符号”，在西北牧区村庄似乎是不存在的。我发现，能与堂屋空间中陈设的“中堂”对应的，其实是每户藏族农牧民家中的“佛龛”，都是一个很庄严的空间陈设，似乎也可以填进农户问卷的“中堂”栏中。但是，问题在于这两种堂屋空间“中轴性文化符号”是否是通约的？如果是通约的，那么，如何在理论上作出解释？调研员往往拿不准。东南祠堂、中原庙堂和西北“教堂”之历史地理文化差异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当我把这四个问题反馈给徐老师时，徐老师很快就有了回应，调研方案和整体思路调整的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期。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继续“百村观察”计划的同时，实施农村老年人口述史调查和分区域分类型深度中国调查。徐勇老师提出了“中国农村七大区域学说”，即华南区域、长江区域、黄河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东北区域、东南区域。（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又增加了“过渡区域”，共八大区域）在借鉴日本满铁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七大区域的次序，进行村庄形态与实态的调查。徐勇老师又根据“分”与“合”的维度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按照典型化分类的标准，将中国农村分为以下七大区域性村庄：“有分化更有整合”的华南宗族村庄；“有分化缺整合”的长江家户村庄；“弱分化强整合”的黄河村户村庄；“小分化大整合”的西北部落村庄；“低分化自整合”的西南村寨村庄；“高分化高整合”的东南农工村庄；“强分化弱整合”的东北大农村庄。从2015年开始，全国农村调查就依以上的设计思路和分类全面展开，出现了“百村观察”的“升级版”。
说实话，徐勇老师的七大区域分类，让我极为振奋。因为，这个分类如果按“小西北”（西北五省区行政区域）来看，西北就等于占了两大区域，即西北区域和黄河区域；如果按“大西北”（以“胡焕庸线”为划分标准）来看，几乎占了四大区域，即黄河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东北区域。直观来看，在2015新版中国农村调查暨深度中国调查之设计版图中，已经完全是向大西北倾斜了。当然，黄河区域是大中国的历史地理枢纽，正所谓“天演黄土，地育龙脉”，文明老区，底色最浓，我曾称其为“第一低熵文明”。有一次我在微信上转发了一条关于大禹疏浚黄河，“导河积石”的史料，徐老师给我的留言是：“上游不努力，下游徒伤悲”。
2016年开始，在徐勇老师的主导设计下，每年寒暑假开始在全国实施农村老年人口述史调查。从目前统计的情况来看，西北基地在中农院分布于全国的20多个调研基地中，参与口述史调查的人数是最多的，对数据库建设的贡献也是最大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农院对西北基地投放了最多的调研经费，同时也意味着西北基地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实践活动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18年开始，西北基地的口述史调查，已经从西北师大，拓展到甘肃农大和河西学院，三校联手，规模升级，已经成为陇上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之所以启动农村老年人口述史调查和分区域分类型深度中国调查，显然是在问卷调查之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加入质性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徐勇老师的想法是，“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是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方法，其前提是要对“地”的属性和“类”的划分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质性研究是“因地”和“分类”的有效方法。“因地”和“分类”都反映了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分”与“合”是基本维度。为了把握各个部分的特性，需要引进“区域”和“村庄”作为调查和研究单位。正是因为同时启动了分类基础上的质性研究，那么，此前单纯利用问卷调查和量化研究所导致的缺憾就被弥补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其中的经验是什么？我做了如下总结。
其一，2015年启动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老师和研究生们深入不同区域的典型村庄开展调查活动。调研员们平均驻村时间在3个月左右，他们通过对样本村庄的历史由来、自然环境、经济变迁、社会关系、文化礼俗、社会治理等内容的访谈调查，还原了村庄的传统社会形态、把握了当前的实态变迁。在调查过程中，调研员与访谈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认知了当地农牧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治理状况。每个人还与当地农牧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数月的共同经历中，调研员们融入当地社会，从“他者”身份转变为“我者”角色，农牧民们对调研员的态度也从最初的“陌生排斥”转为后来的“信任共情”。这是以往短期的流动性调查无法实现的。
其二，2017年启动了西南、西北区域农村社会的深度调查。几十位受过专业调查训练的师生分批前往民族地区，调查西藏高原的庄园制度、游牧社会的部落制度、西南村寨的村寨制度、封建领主制度的社会传统治理形态和现代社会变迁状况。面对调查中的语言、风俗、饮食、气候等重重困难，他们想方设法克服。比如调研员们起初通过熟人帮忙，后来通过邀请懂汉语和当地语言的大学生加盟等方式克服了语言障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需要调研员独立克服，曾有调研员连吃几个月的泡面解决饮食方面的困难。虽然大多数调研员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身上有牧民般的勇敢和毅力。经过在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了中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
其三，万事开头难，深度中国农村调查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局限于此前“百村观察”所确定的固定观察点。每个调研员下乡起初，都会面临如何打开调研局面的问题。他们在选点过程中，有时会耗费半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每一次的选点失败都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为了降低调研时的交流和信任成本，部分“中央军”（老师和博士生们）选择与熟悉调研点的学生群体（“地方军”，有的是已经在中农院求学的硕士）一起下乡。“中央军”与“地方军”结伴调研，这一方面便于交流调研经验；另一方面也使“中央军”尽早融入地方社会。
其四，如果我们只是想从表面上感知、了解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只需要作为一个客体，从我们自身出发，参照自己的生活场景就可以了。但是要想真正去理解那一片土地、那一方人，就不得不进行深入调查，不得不从本体事实和实际出发。为了对民族区域村庄有预先的把脉，中农院的博士生和教授历时十余天，先后走访中缅边境（云南西双版纳）的帕瓦村寨、藏彝走廊迪庆的村庄、西藏江孜地区的帕拉庄园，通过前期试调研民主改革前这些区域的治理制度，设计出5万多字的调研提纲，具有鲜明的民族调查特色。这就避免了沿用以往统一的调查提纲和问卷带来的误区。
2015版的深度中国调查，是基于历史使命的深度调查，目标是建立大学术、大服务、大调查、大数据和大平台。这样的升级版的调查，已经将政策目的和学术目的，原创思想和智库建议，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中农院的田野调查，超越满铁调查是可以预期的。在西北基地，作为一项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土改口述史调查”大受欢迎，报名同学众多，参与同学有呈逐年递增之势。“土改口述史”调查，兼有抢救历史和咨政当下的双重意义。同时，重新体验乡土，深度认识中国，这项活动深远的社会意义也不容小觑。
由于对西北地区的特别关注，徐勇老师的田野政治学逐渐创造了诸多方法论上的新范式。比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等。2015年，徐勇老师发表了《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一文，文章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以“背靠背”到“面对面”，再到“心连心”为历史演进主线，探讨了国家一体化背景下的西北边疆治理和国家认同问题。文章对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运用得非常自然娴熟，逻辑清晰易懂，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徐老师发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底色的差异，即东南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徐老师主持的田野政治学派，事实上早已从国家建构的视角，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历史命题。
从“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的叙事，到“国家化、民族性与区域治理”叙事的递进，预示着徐老师已经将国家建构中的乡村整合与区域治理两个维度有机地叠加贯通起来了。“国家化、民族性与区域治理”的研究旨在建立一个既产生于历史经验，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分析框架，以将相关的历史事实整合到这一框架中。徐老师指出，“在国家化进程中，民族性会经历文明的濡化，产生双重效果。中国的民族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点，呈现出一主多元的结构。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治理体系和方式，国家化的程度不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与国家化、民族性和区域治理三个变量密切相关。”在《“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一文中，徐老师指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受到徐老师的启发，我写了《西北国族与东南民主——中国区域政治发展非均衡的一个解释框架》一文。在文章中，我谈到，中国西北—东南之间的自然差异同时叠加了两个因素：西北高纬度、高海拔和东南低纬度、低海拔。近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尽管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制约在总体上比传统社会降低了，但是，这些制约性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从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西北—东南在地理气候方面的显著差异是中国区域政治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基础。随后，我又写了《交通为什么要“征服”海拔？——国家整合视野中的青藏高原法文化转型及其空间政治学解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作为传统“大陆国家”的中国，正日益受到来自更为强大的“海洋国家”及其联盟的冲击和威胁。这迫使中国必须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将内部的高山和平原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经由“一带一路”尤其是“新丝绸之路”的重建来逐渐整合欧亚非这一超级大陆上的碎片化的政治地缘版图。唯此，才有实力完成对“海洋国家”的“规训”或“制衡”——“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君子力量共同规训世界秩序中的流民力量”。将这一危机转化为机遇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过程。
这些思考，可以说都是在“大国整合”背景下，基于田野政治学方法对西北中国之“腹边性”禀赋的深度再发现和再诠释。当然，“从西北发现中国”还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徐老师在《东方自由主义的再发现》等几篇相关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了魏特夫将治水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认识限度。这些新观点的提出，是以在黄河流域的深度中国调查为基础的。我也发现，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域作为早期中国小农经济的摇篮，是这里率先孕育了东方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从今天西北许多民间艺术作品中亦能看到其底色。比如，可以想想“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这首歌词的意涵！另外，在西北基地的土改口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并印证了“关中无地主”，以及“地无常主”的历史规律和现象。连续数年主持并组织西北基地“土改口述史”调查的经历，使我获得了诸多意想不到的理论发现和智识灵感。这些收获可以从2016—2018年3年期间，在西北基地土改口述史调查启动暨颁奖寄语中窥其一斑。兹列举部分如下。
黄土地里有真经，
但听老人从头讲。
最优历练干中学，
无悔青春走田野。
地无常主天有常，
人无恒产道有恒。
患均患安不患寡，
生生华夏正义心。
爷爷奶奶话土改，
国史深处是家史。
口述再著新史记，
执笔不忘司马迁。
通过田野调查“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的同时，徐老师也展开了“从历史中发现中国”这一宏大著述“工程”——计划中的历史政治学巨著《关系中的国家》五卷本已陆续投入写作及出版之中，目前已出版了前两卷。徐老师在发给我的微信中说，五卷本《关系中的国家》是从“黄帝”写起。这一次，田野政治学的学术锚点，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落在了西北。这也正是徐老师历史政治学或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以微观机理解释宏大问题”——在学术思想创作领域的一个全面体现。徐老师还特别叮嘱我，要从长周期政治的视角，对西北区域之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意义进行深度发掘。近日，在徐老师的指导下，由我承担的《“总归西北会风云”——西北区域与中国的长周期政治》的线上讲座主题已初定，讲座提纲正在准备之中。
从基层，从田野，从长城内外发现全景中国和历史中国，这就是“西北基地”眼中的田野政治学及其学术自觉。如果说传统中国有政治学的话，那只是“庙堂”政治学和“中原”政治学。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经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说，同时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就是长城以南的领域或部分。苏秉琦先生则将北方地区列为全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之首。那么，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学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西方政治学。构建“我们”的政治学，已迫在眉睫。李猛的研究发现，希罗多德的“东方”倒恰好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西方”，西学是重建我们自身文明的世界图景的总体性学术，但“我们”的西方仍然是未完成的。田野政治学与牧野政治学，其实是一体两面，关注西北，亦是为了构建“我们”的西方。因此，发现大中国的历史底色和全景文化版图，其实就意味着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自觉。作为历史政治学的田野政治学，从长周期、大视野切入来重新发现中国，可以说是担纲了中国社会科学之主体性自觉的学术先锋。徐老师从田野调查切入的治学路径与何炳棣先生有相似之处，只是何炳棣先生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和已经出土的考古资料切入，先治农经史，后转思想史，并没有在中国做长期而细致的实地调查，徐老师的治学思路的确是以农经史→制度史→思想史这样一个历程展开的，或者说，是先下“地下室”，后上“魁阁楼”。这个治学理路，我也是在桂子山上，跟随徐老师学到的。我以全脱产的形式，聚精会神地在桂子山上读了3年书，也做了3年西北农牧地区的田野调查，真有脱胎换骨之感——不知“农”无以懂中国。为此，我曾特意写了一首小诗，以尝试性地理解徐老师的田野政治学方法论之谜。
三十年来攻三农，
率领团队画龙身。
一朝进入思想史，
水到渠成点龙睛。
2016年6月8日，教育部社科司公布《201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结果》，中农院蝉联优秀，总分第一，两个单项第一（社会服务水平评分全国第一、科研产出评分位列同类基地第一），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农院的成功经验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西北基地几乎也是同步推进的，西北基地也因此得到了多重历练和诸多收获。比如，2010年西北基地获“百村十年观察”项目优秀组织奖；2011年本人荣获“第九届甘肃省大学生挑战杯科技创新作品优秀指导教师”称号；2017年西北基地荣获甘肃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授予的“甘肃省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调研团队”称号，本人也同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西北基地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字牌匾”。西北基地每年组织的寒暑假农村调查项目，尤其是近来组织的农村80岁以上老人“口述史”调查项目，已然成了西北师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金牌项目”。另外，在西北基地多年田野调查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本人所在的西北师大法学院也于2013年获批了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法律文化资源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2016年，在我的提议下，又创建了《西北法律文化资源》学术集刊。2017年，经修改完善的博士论文《草权政治：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也在西北师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下得以顺利出版。
《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这篇博士论文是在徐老师悉心指导下于2013年完成的，论文思路是经过两次严格开题后确定下来的。在第二次开题时，徐勇老师对我混沌的问题意识和作为“潜意识”的理论关切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提炼，最终帮我确定了论文题目——“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成就了论文的点睛之笔。论文开题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学术历练，我真切地，也是在更深层次上体悟到了徐勇老师在理论视野上的“高屋建瓴”和指导方法上的“拨云见日”。今天再审视论文的核心思路，我发现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隐喻着历史中国生长的两个承前启后的关节点——前有周秦时期的“伏兵屯田，匍有四方”（相关内容详见西周“大盂鼎”铭文），后有“一带一路”观照下的全球化体系。历史逻辑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体内贴外，步步为营，从小到大，从中心到外围，平滑空间（弱国家空间或非国家空间）渐次网格化或纹理化（国家化空间），逐渐消除“隙地”，这似乎就是中国国家成长的独特历史规律和最为深沉的历史制度资源。长城实质上是历史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规划”；长城是将战争和冲突转化为和平和合作的一项伟大的“宪制设施”，是对历史中国之制度底色的不言之言。一句话，中国文化的政治软实力在于“寓奇胜于守正之中”。
从2006年中农院在西北师大设立西北基地开始，西北基地就扮演了一个在西北地区传递社会科学研究新知识、新方法的“使者”角色，促成了中国农村研究的大格局、大视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学术资源的率先整合与联合。西北基地于是可以“借东之势，向西发展”。这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真正的区域合作的大事件。“西北基地”是通过“干中学”而成长起来的，也因此，“西北基地”成了一个孵化器，是中农院的成功经验和知识在西北地区最完整的载体。从我自2006年加入华中师大徐勇老师的调研团队算起，已整整15年。15年坚守，心系中农，逐渐领会了田野政治学的真谛，让我脱胎换骨，真正悟出了“不知农无以知中国”的治学大道。
最后，我想到了敦煌壁画中的一个传奇故事——“阿修罗的故事”。阿修罗是因孝顺母亲和慷慨待客而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这个故事可以说与田野政治学的成长历程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从张厚安先生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到徐勇老师提出“顶天立地，理论务农”，田野政治学其实已经或正在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中“顶天立地”的学术巨人“阿修罗”了。我之所以联想到这样的一个典故，是因为田野政治学的家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是赤诚而义无反顾的。花费巨大精力在全国建立调研基地，并切实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只为认识大中国，探源中国社会的历史底色。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个较大规模且能成功的学术团队，除了有徐勇老师为代表的田野政治学创始人的远见卓识和学术情怀之外，就是因为中农院有一个相对自主的科研管理机制和公正合理的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以我在西北基地的亲历观察来说，近十年来，中农院以各种方式申请和筹集调研经费，并将实际申请和筹集到的调研经费的绝大多数，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发给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调研员，使众多来自农村的学生调研员实现了“勤工俭学”和“干中学”的完美结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前所未有之举！不妨再来一首小诗，以表达我心目中田野政治学的成长历程和成功之谜。
把脉神州探农情，
特色源于有底色。
农民理性出田野，
理论创新靠务实。
内俭外慷建团队，
众人拾柴火焰高。
衣带渐宽终不悔，
学术进阶阿修罗。
2021年1月26日于兰州黄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