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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逐渐获得学术自觉，形成了一个在开放中达成一定共识和认同的学术共同体。任何一种路径，都有最初的开路人。今年已是93岁高龄的张厚安老师无疑是这一路径的开创者。在《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一书中，我介绍了张老师的学术贡献。张老师的精神风格，也是田野政治学的重要财富。
张老师这一代人的学术人生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得到完整的开始。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们迅速行动。张老师是率先行动者。我们1978级政治系学生得以率先开设政治学课程，主讲人便是张老师。记得1982年上半年，张老师在课堂上讲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时，室友们听课后兴趣盎然，对这一场战争的背景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张老师十分注意吸取各种知识信息，有宽阔的政治视野。
张老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1982年毕业留校，便与张老师在一个机构工作，并协助和参与张老师的一些工作，如参与编写《通俗政治学》等。张老师经常说到，从事政治学，要关心政治，关注世界和国家风云大事，视野要开阔。张老师的信息渠道非常广泛，每天都要收听收看多种新闻。为此，张老师成为先进信息技术的率先使用者。电脑和互联网刚出来时，张老师便使用上了。现在年过九旬，还经常活跃在微信上，在朋友圈里点赞和评论。我们去看望老人家时，张老师会兴致勃勃地与我们谈论天下大事。
或许正是宽阔的政治视野，使张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基层和农村。因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带动了全面改革。农村改革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去研究。由此开启了张老师的农村研究之旅，也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起源。
张老师有宽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知识面，由此将学术的眼光聚焦在农村农民问题这一“点”上，将学术研究的“面”与“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20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研究后，与张老师接触多了起来。张老师经常讲：
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做农村研究，要从政治的高度看待农村农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有开阔的视野，有理论的眼光。
田野农村是多个学科关注的对象。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关注田野农村，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要有政治的高度，有宏大的视野，不把研究的眼光局限在过小的范围之内。张老师宽阔的政治视野无疑为田野政治学提供了精神导航。后代们在“专”“精”方面可能做得不错，但在“广”“博”方面远远不如前辈。而没有“广”“博”，“专”“精”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张老师是政治学恢复重建后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政治学恢复重建时，张老师与其他学者一样，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如编写教材和专业工具书。为什么张老师率先从书本中走出来，进入田野，提出了“理论务农”，并长期坚持，开辟了一种政治学研究的路径呢？我以为与张老师的反思意识和问题导向有关。
早在1949年，张老师便考上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中原大学”。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之后一直从事政治理论教学。直到改革开放，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张老师才得以真正开启自己的学术人生。适逢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局面，如何规划自己的学术人生？张老师对过往的学习研究有深刻的反思。2001年张老师回忆道：
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
张老师率先走向田野，受其反思意识的支配。走向田野后，反思意识又推动着他不断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进而研究问题。我是改革开放后才从事学术研究的，没有张老师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缺乏反思意识。同时，受性格使然，我比较容易往好的方面看。而张老师总能在充分看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能及时发现问题，关注问题的解决。因为鲜明的问题导向，张老师进入田野后，不断追随问题，一直从事农村研究，从未离开这一领域。正是在张老师的引导下，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老师愈来愈多，并形成了一个有共同研究旨向的学术共同体，这才有了田野政治学的崛起。
当田野调查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张老师又及时提示不可忽视理论。张老师这一代人是在受到数十年的理论训练之后进入田野的，在进入田野之前便有了广博的政治学理论。从事田野调查是为了更好地丰富政治学理论。而后来者进入田野前缺乏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后难以进行理论提升。因此，张老师在2001年回顾农村研究历程之后指出：
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和理论的升华。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距张老师讲这一段话已过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时间里，我们的调查更为丰富，更为深入，理论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但总地来看，张老师所说的不足依然存在。有了对过往二十年历程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在坚持调查自觉基础上增强理论自觉。
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其基本要求是要到田野现场去。张老师开始从事这一研究，便身体力行，走遍中国山川大地。行走在田野大地，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一方面，张老师更是表率。在此讲两个小故事：
20世纪90年代，张老师年过六旬，本可不必亲自到田野实地，但老师还是一直奔走在田野上。1996年，我与张老师一同到四川省东部的大巴山区做调查。当地山高路陡，不能通行汽车。张老师那时已近七旬，要自己上山确实有困难。后来当地老乡找来平时抬物品的竹竿将张老师抬上山。因为张老师身体重，山路太陡，坐在竹竿上往下滑。老乡只得找来绳子将张老师的身体捆在竹竿上才抬上山。
1998年，在时任省委书记支持下的黄梅实验历时一年多。我和张老师从学校经汉口去实验点。当年长江流域发洪水，武汉连日大雨。我和张老师乘坐公交车到汉口时，车在水中一路行走，后终因水太大，无法前行。我和张老师只好下车，在近半人深的水中前行。那一年，张老师已年过七旬。
从事田野调查的人，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克服艰难困苦的“故事”。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张老师这样年过七旬还行走在田野上的故事更为动人。
正是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田野政治学人一路前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有特色的研究路径。团队中的一位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目为“韧性小农”的论文，不仅是对农民的写照，而且是对在田野中研究农民的学者的写照。
田野调查是田野政治学的基本功。没有了田野调查，也就无所谓田野政治学。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田野调查必备的精神。张老师不仅是学术领域的开山鼻祖，身体力行的精神品格更是无穷财富。
我本人与张老师接触和随行较多，受到的教益也很多。在我学术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张老师提出了很好的看法和建议，其中包括不少金句。如在我是否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时，张老师说，不争，因为你是学者；实在要你做，也不过多推让，可以做更多事。在我有可能到其他地方工作时，张老师说道，你是做农村研究的，要看什么地方最适合你。这些不经意的金句可能张老师本人都已忘了，而我牢牢记在心中，受益终生。我能坚持不懈地从事田野政治学研究，与张老师的提点密切相关。后来，我总是对人说，一个人在世，一定要听听他人的话，尤其是前辈老师的话。如果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必然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