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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路径之难。政治学人进入田野不是难在田野的苦，而是走向田野，深入田野的勇气。往往愈是有较多理论储备的人愈难以进入田野，反而是没有太多理论储备的人更容易进入田野。这是因为已有的理论储备在为人们提供知识的同时也规制了人的思维，使人自觉不自觉地以固有的知识与思维度量田野。但是，一旦有理论储备的人进入并深入田野，便能够迅速从田野中发现理论。本文的作者便是如此。
——徐勇 写在阅读原文 [9] 之后
2021年2月中旬，恩师徐勇教授在微信上谈到是否可以为“我与田野政治学”专栏写点文字，讲述一下自己如何做家户调查与研究的，2000字左右。收到信息，倍感荣幸，自己思来想去决定借此机会把自己的田野政治学经历做一个小结，希望能够对后来者有一些启发，也算是不负师恩，不枉“此行”。
2007年，我作为湘潭大学一名大三学生立志投身于考研。在大学学习期间，基于对部分西方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经典的阅读，自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最终误打误撞与中国田野政治学结缘，并成为自己一直恪守的学术使命。从2008年初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前身，下述简称为“中心”）到2015年作为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届博士毕业生，我在这一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殿堂学习了整整七年。回想自己的田野政治学之路，可以概括为：缘于偶然，却始终不渝 [10] 。
2004年的高考，作为老师眼中的尖子生，我的成绩并不理想，最终被调剂到湘潭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对于这个专业，家里人倒是很满意。在他们看来，这个专业以后出来就是“当官的”，我的母亲还经常提起我一岁时爷爷对我的评价“官坯子”。直到现在我的父母和亲戚也还认为我以后会“当官”，能光耀门楣，庇佑家里。后来我才明白，这个专业在公务员考试中没有任何优势。
我的大学四年可以说是多彩的，挂过科、“创过业”、拿过奖学金、评过校优秀干部，也痴迷过一段时间的游戏，还谈过半场恋爱。刚入校门的自己，不善言辞，临场紧张说不出话来，内心是自卑的。如果说以上是继承了父亲缺点，但善良、诚实、勤奋正是继承了父亲的优点。为了克服自己的性格缺陷，我大一参加了四个学生社团，在社团内部的交流、活动策划以及组织中，确实提升了自己的社交能力。但是繁忙的社团工作最终挤压了自己学习的时间，大一的计算机和高数挂科了。后来痛定思痛，在大二的时候主动辞去了所有的学生工作，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走进了课堂和图书馆。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喜欢泡图书馆，享受借书、看书和还书的那种成就感，虽然大部分书是原封不动还了回去。另外，在图书馆还可以欣赏知性的美——阅读中的女生。
在我的记忆当中，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我的思维影响最大。记得第一次读《梦的解析》，越读越激动，没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梦”竟可以如此解释，尤其是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帝王解梦，梦不仅可以同心理、情绪、行动等关联，还可以同政治、权力与王朝关联。《梦的解析》告诉我的不是弗洛伊德对梦的具体解释，而是让我学会了发现问题的方法。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学术和理论场域，日常生活中很多现象的背后都可能影藏着某种规律与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学会质疑与逆向思维，正如该书所讲的科技进步对人类发展来讲并不一定意味着善。跳出常规思维，质疑现有结论，可否另辟蹊径，一直是我阅读学术经典过程中的一般思维导向。所以，《当向度的人》让我学会了解释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向度。这些在我后来阅读《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学》《资本的秘密》《沉思录》《君主论》《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等经典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阅读中，自己开始慢慢尝试写作，先后分别撰写了《分配正义能否从选择中产生——从选择的角度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的批判》（7700余字），《宏观策略与微观政治的精妙组合——论老子政治思想的基础与模型分析》（7600余字），《后现代语境下对电子政务的价值反思》（7000余字）。前两篇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一直是我的自豪。在这两篇文章中，我尝试使用了建模的方法，以图像的方式将学术性的观点进行展示。这里还得感谢李育敏学姐——我在湘潭大学雷锋公司办公室做社团工作时的“主任”，利用她机械专业的制图工具帮我完成相关图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训练，我出色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位论文。说来也巧，我的本科学位论文也是涉农的，题目为《理性选择视角下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分析》，后被评为学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现在看来，从理性选择到家户理性和家户利益，这种学术自觉由来已久。
如果非要对我的本科四年进行总结的话，它是难忘的。难忘的湘大泉山，琅琅读书声抚过微风滋养这一方山这一方土；难忘的湘大二运，在暗夜的小跑中都能远远感受到她和他的呼吸；难忘的湘大图书馆，在翻阅经典的一刹那仿佛时间凝结而我心徜徉；难忘的湘大老友们，一切安好。
如果有什么经验可以同他人分享的话，那就是学会阅读，学会成长。我至今仍认为正是本科阶段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才有了我后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思维基础。所以，大学的学习有两个最重要的课堂——授课教室和图书馆，有两位最重要的老师——授业恩师和经典书籍。
2008年9月入学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春节就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百村观察”的田野调查。每每回想起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总是不禁对自己说“哪来的勇气”！当时，中心要求研究生按照遴选标准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寒假的调研点，我自告奋勇报名了安徽省蒙城县岳东村——中心开展“岳东实验”的所在地。一个刚刚入学的研究生，对于陌生的社会可以说是“青涩”的。然而，正是这青涩背后的执着、责任与勇气，支持着自己前行。当时，自己除了一张学校的介绍函，什么也没有。我从县城买了些礼物，坐上了县里的小巴，按照事先查询的路线，前往岳东村。
那时候的小巴士没有站点，为了不坐过站，我在车上同当地的群众就聊了起来，了解下车的地点。下车点在一个岔路口，路口离村庄有些距离，我提着笨重的礼物，伫立在路边，毫无经验的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干吧”。先找农户问路村支书的家，这是村里的一把手。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对接上了村支书，就有了合法的身份。不巧的是村支书不在家，去喝喜酒了。眼看临近晌午，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在村里最容易沟通和接触的人群就是老人，从小被老祖宗（辈分高）带大的我有着非常好的老人缘，找位老人家吃顿饭应该没有问题。恰好在不远处的玉米秸秆搭建的岗亭边，有一位老奶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就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内容主要是：首先强调是本地的研究生消除陌生感增进感情；其次强调自己遇到了困难，一个人也不认识，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获得奶奶的同情；最后表达了中午想在奶奶家吃饭的想法，希望得到奶奶的帮助。奶奶已近80岁的高龄，身体还算健硕，很和蔼地同意了。表达感谢之后，奶奶起身准备做饭。我说我来做，进而发挥自己会做饭的专长，融入奶奶的生活，做饭之余同奶奶聊起了我小时候如何学做饭的，唠唠自己小时候同老祖宗的关系，基本完全消除隔阂。以至于，奶奶还从柜子里拿出了鸡蛋，为过春节准备好的炸鱼、圆子，这是她家最好的年货了。做饭之余，奶奶问我来找谁，我说找村里的书记。赶巧的是，村支书正是奶奶的孙子。这位奶奶不仅带我去见了村支书，后期还带我进入了村庄的基督教文化圈。一位偶遇的老奶奶，就这样成为打开此次村庄调研的钥匙。事实上，做田野调查的都明白，村庄老人就是一部活着的村庄史，而且基本熟悉村庄里的一切人情网络与是非关系，因此获得村庄老人的信任是村庄调查的基本要求。
村支书把我的住处安排到老村部——一所废弃的小学。村部里面有一台老式电脑、散落一地的图书（岳东实验时捐赠的）、一些废旧的档案和废弃的学生课桌。村部周围都是麦田，不远处是一大片坟场，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像是恐怖片的场景。幸运的是，还好有个伴。当时武汉大学一个学生受福特基金项目的支持也在这里开展调研。我睡在大厅，他睡在里间。我的床是拼凑在一起的课桌，他的床是一台妇检医用床。被子是村里送过来的救济被，用手一拍上面就飘起了白色的面粉。至此，我们两个学生开始了搭伙拾柴烧锅、自给自足的调研生活，完全独立的，没有村干部的干预和跟随。在这里，我们遇见过上访户，把我们误认为记者，受到过个别村民的刁难，也深入村落基督教文化圈，走访了老支书和各小队队长。在老支书家做访谈期间，我了解到他从担任村支书期间就一直写日记，并征得同意把日记带走，为此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只可惜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对这些日记进行研究。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田野入户调查，虽然同师兄师姐们的调研经历相比可能不值一提，但却是我田野政治学调查与研究的正式开始。回校后，围绕此次调研，我分别撰写了普调《安徽省蒙城县岳坊镇岳东村调研报告》、专调《皖北麦场变迁中文化与权威的解构》、《村庄符号变迁背后的皖北农村社会化》，皆被收录在《中国农村调查》2009年上卷，并有幸成为“百村观察”普调和专调的撰写样板。此次田野经历，我发现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象征性符号体系正在式微，与此相伴随的是这些符号体系所支撑的传统村庄权威以及公共性精神的衰落，村庄内部赖以规范和约束个体（家户）行为的传统机制也似乎正在解体。那么，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如何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下解释这一现象？它的出现会不会对现有的村庄治理与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我的田野观察侧重于从农民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发现问题与解释问题，农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所有研究的原始场域。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田野调查最需要的也是居于第一位的是面对未知困难的勇气，然后是技巧以及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2009年以后的田野调查中，自己开始慢慢成长。
2010年5月，我和同学夏添受中心委托，前往中国“海选”第一村北老壕村开展该村第八届换届选举的参与式观察。这次为期40余天的田野观察，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
与之前的调研不同，中心同北老壕村已经有过很好的接触，这得益于2009年夏添和胡新科在北老壕村调研时打下的坚实基础。此次，我和夏添的分工不同，夏添为总负责人，主沟通、协调和公关，我为协助，主观察、记录和写作。工作也主要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工作的核心是获取北老壕村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08年的原始财会档案资料，并运送回中心；后期工作的核心是换届选举现场的记录与观察。前期的工作历经曲折，中间包括说服乡镇、县档案馆阻挠、县纪委调查以及团县委协调等，整个过程仿佛电影桥段，也许只有当事人的夏添和我能体会。后半程工作在关系协调上相对简单，但任务量巨大。在大选前一天，中心委派了张书军、单媛、刘媛媛、李晓玲、冯松鸽等同学前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长春工业大学的杨海龙老师也委派了两名研究生予以支持（杨海龙老师后来攻读了徐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此次参与式观察，不仅走访了所有健在的首届选举的亲历者，而且对相关乡镇干部、个别县级干部、候选人、主要利益相关方（个人或团体）以及部分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此外，我和夏添还跟随候选人夜间拉票“串联”，深度参与选举隐蔽环节。
从表面上看，北老壕村的换届选举是符合规则和程序的，但是真正主宰选举的不是规则和程序，而是隐蔽在规则与程序背后的另外一套逻辑，这背后包括秘密动员、势力的分化与整合、权力的博弈等，并由此可能产生超出常识的结果。因此，我逐渐认为农村自治与民主要实现“落地”，首先必须认识这一方“地”，了解这一方“地”的特质与逻辑。而这种特质与逻辑便来源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特质与逻辑的理论解释和话语建构仍远远不够。
返校后，我撰写了《圈层生活中的民主：农村选举的运行逻辑》一文。2011年1月5日，由徐老师发起的第一届“村民自治深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就是围绕我的这篇文章和王勇老师的《丛林般的“瞭望塔”：广西合寨村村民自治发生机制的一个政治地理学解释》而展开研讨的。在此文的基础上，经刘义强老师的指导，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并获得省优。“圈层社会”的提出，标志我个人的研究开始具有理论自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和理论对话，尝试以村庄日常生活中的“圈层”为单位进行农村选举的解构。
圈层社会认为：（1）中国农村社会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不同的圈层，包括家族圈、人情圈、公共圈和示范圈，处于不同圈层的农民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考量要素与利益取向；（2）圈层之间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利益交换处于动态转化的过程；（3）在不同的地域和村庄，圈层往往在大小、边界、强度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结构。圈层社会在农村选举过程中最终表现为一种利益交换。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利益的本质形态是什么？当时并没有解释清楚。后来，此文几经修改于2020年以《圈层社会——基于东北Y村的调研》一书出版。在此书中，我进行了补充。这种利益的本质形态是家户利益，圈层社会本质上是农民家户利益的博弈场。
北老壕村之行诞生了《圈层生活中的民主：农村选举的运行逻辑》一文，也正是因为此文，我开始进入徐老师的课题组，主要从事社会生活与基层民主关系方面的课题研究，依然延续从日常生活层面观察政治的研究视域。后在刘义强等老师的推荐下，顺利考取徐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北老壕村的田野之行，就没有上述一文的理论自觉，也就没有后来的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学位以后，我一方面开始大量阅读经典；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农村田野方面的调查。还曾作为“百村观察”安徽省负责人前往皖南农村调研、与许昌学院中原农村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参与许昌市两个县的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调查等。在阅读和调研中，我开始寻找博士论文的选题。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基于国家农村政策走向的制度化或体系化建构，侧重于宏观的应然层面，对日常实践关注偏少；二是基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实证研究，多遵循理论假设、模型建构、数据分析、结论回应的结构，这一路径存在两个弊端，即理论和数据的先入为主；三是基于西方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可能的缺陷不必多言。当然，以上三个路径的很多研究成果，也构成了中国农村研究的多个层面。只是我的田野经历告诉我，隐藏在农民日常生活背后那一套逻辑，我们并没有去完全揭示它。从日常生活层面去解读农民公共参与（治理的与政治的）的态度与行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之前的研究积累，也在一步步引导我向更深入的层面探索。
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中，米格代尔就提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为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是现代化研究的关键问题。米格代尔研究的是农民为什么持续地参与革命的问题。新的问题是，在常态村庄，日常生活中的农民尤其是中国农民会不会持续参与外部政治？在什么条件下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中国农民会持续地参与或不参与外部政治？外部是相对于什么的外部？这种村庄治理与政治的常态或形态是怎样的？因此，我认为米格代尔只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一半，另一半还尚待解答。这是我最初的研究缘起。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和深入解读这一问题，我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对象——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皖北村庄。我发现农民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以单独的个体为单位，农民日常生活也并不简单。简单的唠嗑背后，都充斥着各种身份、面子与话语权的博弈。真实的农民其实是一个政治人，而不是脱离政治的，农民同基层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多或少掌握了同政府、干部以及各种势力打交道的技巧与方法。但是，农民又不是单独的行动主体，在村庄生活中这一切都指向家庭。农民、家庭、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如何界定？
2013年，徐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引发学术界热论。徐老师认为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与本源型传统，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家户制的提出为我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此文发表以后，家户研究成为徐老师新的学术方向。当时，这一方向提出以后，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家户制的历史依据，即概念合理性的问题（在现在看来，徐老师在《关系中的国家》第一、二卷中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二是家户制传统在当下的实践形态是什么，有什么样新的特征。我所做的研究是希望在第二个方面有所建树，即家户制传统在当代村庄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具体包括：日常生活中农民的家户动机与逻辑是怎样的？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一形态又是如何塑造村庄公共治理与政治生态的？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提纲，并顺利通过论文开题。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田野观察和写作，最终在徐老师以及刘义强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在此论文中，我首次提出了“家户主义”的原创性概念，将家户制传统具体化、生活化、实践化与时代化。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单位是家户，农民的日常行为逻辑是家户主义。
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日常中国农民行为遵循家户理性，其动机来源于对家户利益损益的衡量，追求家户利益的增益；二是中国农村公共治理具有家户主义逻辑的特征，在家户主义逻辑下，农民不会纯粹为了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而牺牲家户利益，更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即农民不会在家户利益之外达成一致行动；三是中国农民的基本政治形态是家户主义政治，其政治态度与行为是基于对家户利益保护的需要。在常态生活中，家户主义政治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政治，农民不会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内部或外部政治，不参与并不代表他不了解政治。在非常态事件中，农民同样会为了保护家户利益而敢于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与社会风险，如自杀、上访、抗争等。
家户主义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特质，更是中国农民日常生活、治理与政治行为的基本状态，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充斥着家户主义逻辑的社会。这既回应了米格代尔尚未研究的另一半问题，也回应了徐老师家户研究的实践性问题。家户主义的存在使得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于欧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而是家户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市场化，表面上削弱了传统家户制结构，却发育出生命力更强的赤裸裸的家户主义。该论文后经修改于2018年以《家户主义的行为逻辑及其公共治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从中国农村研究院毕业以后，我便进入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繁重的备课与教学工作使得我个人的时间非常分散和零碎，田野调查的时间越来越少，阅读和思考成为我教学工作以外的主要任务。我的课程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长期的备课与授课，也逐渐将“国家”带回我的视野。家户主义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工作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在阅读徐老师的文章和著作时有深深的感受，徐老师正在进行一个宏大的理论布局，从“社会发育”“国家建构”“社会化小农”“农民理性的扩张”“家户制传统”“自治单元下沉”“关系权”“祖赋人权”“关系中的国家”最后到“田野政治学”等等，一系列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最后指向的是一个学科的创新与发展。但这些提法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是有逻辑关系的。它们最初就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发问，起点是城乡差别，然后延伸出来对中国国家特殊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极具大历史的比较视野，凸显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如果说在“农民理性的扩张”这篇文章出现之前，这一思考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以这篇文章为起点，一切都清晰可见。“农民理性的扩张”解释的就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而农民理性本身就是家户理性（这一理性的日常体现为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之后的“家户制传统”“关系权”“祖赋人权”等都是以家户制为基本原型展开的。关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家户的建构、延续、发展及转型的过程，“关系中的国家”本质上就是“家户中国”。这样看来，家户制就成为徐老师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线索。而他最终要追问的问题是：中国道路是什么？要走向哪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当然，我的解读不一定准确。
徐老师的思考最终指向的是国家，甚至全球。我关于家户主义的思考格局相对较小，但基本延续徐老师的学术脉络，重点思考家户主义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关系。我认为，现实中家户制传统的制度体系正在式微，但在历史进程中家户制传统所孕育的行动逻辑与体系并没有式微，反而呈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并支撑着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和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快速发展，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经济现代化背后是民众权利与民主意识的快速崛起。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中国“集权”式的政党与政治模式是无法回应这种权利诉求与主张的，必然会发生政治动乱与社会衰败，“中国崩溃论”也就自然出现了。但中国并没有崩溃，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为什么？亨廷顿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即中国解决了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保障了政权的稳定与延续。这里延伸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权威，以及这一中央权威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且保持政治生命力？传统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理论必然要和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实践予以检验。中国的“实践”是什么？
中国的“实践”在当时是由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以及农民社会决定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逐渐建构了“家户—郡县—皇权”的可复制的政治统治模式。比如，郡县制扫除皇权与家户之间的障碍，重农抑商和家户制中的“诸子均分”生成的生存小农的基本形态，家户的不断生产是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以及王朝统治得以延续的重要机制，家户制型塑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小农社会，家户小农合作与公共精神的匮乏促进了小农社会的定型与不断复制，等等。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家户制在宋代已经成熟且基本定型，家户主义的一般逻辑已经成为村庄习俗与农民行为的基本依归，并在明清时期这种影响达到高峰。从大历史和长周期来看，皇权通过家户制与郡县制形成了“内循环社会”（封闭性、自主性、超稳定性），而中世纪的西方（西欧）社会在庄园制、神权统治、战争的多重压力之下，形成了“裂变型社会”（分散性、强依附性、超不稳定性）。相对西方，中国已然成为家户主义社会的农业大国。家户主义赋予了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农民不是隶属于某个利益集团，而是属于皇帝的子民，以家户为核心的农业税收体系支撑着国家的运行。而农业本身仅能维系农民家庭的基本生存，导致农民的动机集中于家庭之内，而不是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或政治事务。这种历史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缺少公共性。社会公共性不足，呈现出弱公共性或负公共性，农民不会在家户利益之外达成一致的公共性行动。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充分尊重了家户制传统，并通过制度化的机制解决了传统家户主义的弊病。这些制度化的机制是基于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家户利益再生机制，并通过政治动员最终将农民家户利益、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了政治化的连接。
这种家户主义所产生的公共性不足，对于中国治理现代化或民主现代化是不是消极的影响？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即西方民主理论的陷阱，不能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来解释中国。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讲，一方面通过革命，中国首先解决了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家户主义社会的存在，公共性的不足反过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稳定空间与渐进式的民主发展道路。在家户主义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快速崛起以后，并不是民众政治权利诉求的极度膨胀，缺少公共性的家户主义使得广大人民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家庭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而非政治诉求上，这就赋予了中国民主政治与民主社会良性发展的契机，避免了个体大规模政治参与诉求而导致的政治动乱与社会衰败。也正是在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中国逐渐建构了相对全面的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国家建构也反过来使得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建设性，民主政府引导和培育民主社会，又使得中国式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总地来说，家户主义的存在使得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避免了政治参与扩大化可能导致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即民主极端主义的出现，也避免了个人主义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但有些国家放任病毒肆虐，中国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对比，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我也尝试从家户制传统来进行解释，中国人向来重视生命，形成了具有价值优先性的生命观，而这种生命观便是在家户制传统的生成与发展中孕育出来的。这种生命的第一价值优先性与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自由的第一价值优先性明显不同。中国人这种生命观不仅表现为国家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也表现为个人对于生命的保护并在大灾大难中对国家的自觉服从。
当然，以上思考都还不成熟。家户主义在当前还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如消费主义、网络社群与虚拟社会的崛起等。家户制以及家户主义在新的要素冲击下，会发生如何变化，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田野是一方沃土，我的学术生命发源于此。在这一沃土中，期待所有学人的共同努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