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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老师在他的历史记录第八章中写道：“回顾包产到户三起三落的沉浮，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是对‘一家一户’地位的理解。‘一家一户’曾经是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我通过写作《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对于‘一家一户’问题有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小小的‘一家一户’会引发大大的‘革命’！我本人实地考察了包产到户的发源地，还让我的博士生专门前往浙江省温州市对1956年率先试行包产到户但遭受打击的当事人戴洁天老先生进行了口述史专访。”
2014年，我进入博士三年级，开始筹备毕业论文写作。因为学术底子较薄，之前又未曾有过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初入学时还曾因学术表现不佳而被导师徐勇教授戏称为“捡来的博士”以示激励。对于新中国历史上合作化运动与包产到户更是知之甚少，未能形成清晰系统的认识。为了扎实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在徐勇老师的建议和指导下，我选取了两个个案村庄作为博士论文观察点并进行比较研究：一个是作为“人民公社第一村”的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村；另一个就是作为“包产到户第一村”的今隶属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的曹埭村（原属浙江省永嘉县燎原合作社）。
有缘结识戴老并对其进行包产到户主题专访正缘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需要。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燎原合作社在时任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驻村干部戴洁天三人的主持下，开展包产到户试验，虽持续不到十个月便被扼杀，“胎死腹中”，但这次改革尝试却早于著名的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试验22年之久，并设计有一系列具体而精细的承包责任制度，成为有文献材料记载可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包产到户改革，《燎原包产到户总结》是全国第一份成文的合作社包产到户总结报告。《浙江日报》于1957年1月27日公开发表的描述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改革的文章——《专管制与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则是全国第一篇全面论述包产到户优越性的理论文章。三位改革的设计实践者也被永嘉群众称为“永嘉三杰”。
要更加深度地还原历史就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寻访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则是重中之重。因此，寻访昔日的“永嘉三杰”便成为我浙江调研的首要任务。但令人遗憾的是我没能再早一些开展这项工作，待我前去浙江时，仅有戴老尚且健在，另外两位老先生均已仙逝。
2014年11月，我来到浙江省温州市，对1956年投身永嘉包产到户试验一线的戴洁天老先生及其夫人陈小梅女士进行了口述专访。戴老和夫人的居所位于温州的闹市区五马街。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初与两位老人在家中见面时，幸得二老如孙儿般真诚相待。虽是初次见面，竟丝毫不觉有生疏感。时年，已年近92岁高龄的戴老虽年过耄耋，但行动依旧利落，衣衫整洁清爽。我将徐勇老师的专著《包产到户沉浮录》赠予老人家——这也是临行前徐老师特别交代我的。在得知我是专程从武汉来到温州就永嘉包产到户历史进行专访时，戴老激动不已！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愿意追忆这段历史，并试图在理论上重新梳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代我向你的导师问好！”
此前我也曾数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在以往的印象中，浙江地区70岁以上的老人会讲普通话的极少，许多老人甚至听不懂普通话。而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要听懂温州话实在是件困难的事。访谈中有时会提前约请一位当地人做翻译。此次临行之前，为保证访谈质量，更好地完成戴老的口述专访工作，徐勇老师还嘱我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学会说温州话。惭愧的是欠缺语言天赋的我这一任务至今尚未完成。但我发现戴老和夫人尽管因年事已高而语速稍慢，却能用普通话与我自如交谈，大大节省了访谈中翻译转述的时间，并因能够直接交谈而保证了访谈质量，我感到非常庆幸！
访谈中，两位老人与我一同围坐于客厅沙发，开始向我忆起当年的往事。当讲到冒着生命危险，将燎原合作社包产到户试验相关的文本资料以塑料纸打包埋于后院菜园，才使如此珍贵的材料得以保存时，戴老也流露出欣慰的慨叹。正如他的诗句中所写到的：“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春来化绿茵。愿为苍生甘苦难，定待他年有问津。”在分析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在永嘉地区为何行不通、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时，戴老的洞见不免令我敬服，其不仅有着勇于改革的担当与勇气，更有扎根于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思考。正如他诗句中所写：“八载探研心似魔，神牵两字系农禾，民食从来比天重，精耕细作首推责。”在谈起经历了那样的动荡岁月，一家人20余年未能团聚，小女儿也因此未能幸免于牵连并英年早逝时，两位老人也曾数度哽咽落泪。也正如其诗中所写：“缧绁加身非吾罪，倾巢罗劫愁煞人！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饭菜馨。”
眼观此情此景，我的内心充斥着矛盾：一方面想着能够趁老人依旧耳聪目明，尽可能多访谈一些问题，多聆听一些史实，为当年的永嘉包产到户历史重现更多的原貌，将新中国建设史上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好最真实记录；另一方面又不忍那些沧桑的往事，在回忆的过程中一次次地将两位老人平静的心绪搅扰不安，不忍那些令人心痛的回忆将他们尘封多年的情感再度撕裂。他们本就已经历尽世间风雨。尤其在二老说到激动之处，难免以手拭泪之时，我亦不免动容，甚至在内心反问自己，这种做法是否有欠妥当？
访谈期间，我也曾在内心多次暗暗惊叹戴老过人的逻辑思维和记忆力。忆起自己早年主持推行永嘉燎原合作社包产到户工作的经历，他竟几乎能将每件细小事情发生的时间识记不差，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甚至可以具体到日期。在我询问起其中一些细节原委时，戴老仍能顺着我的提问思路进行思索并一一作答，令我不禁自问：自己若能享如此高寿，届时是否也能有如此清晰的思维和记忆力？
就在我的访谈趋近结束，准备与两位老人告别之时，戴老将自己的一本著作《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亲赠于我，并戴上花镜手书“张茜同学存阅，戴洁天赠”十个字，鼓励我在学术研究上要脚踏实地，有所建树。更未料想的是，陈奶奶竟早已悄悄嘱咐家中保姆备好了一碗当地有名的小食点长人馄饨给我暖身，更将温州人家家都备有的传统小菜蒸鱼饼和亲手酱制的青田杨梅端上桌来让我品尝！几番推辞不下，我又移座餐桌，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馄饨，品尝着酸甜可口的杨梅和醇香的鱼饼，心中感动不已！历尽世间风雷劫难的两位老者，非但未曾嫌恶我四余小时的叨扰，不厌其烦地加以配合，而且还记挂着我这个客访异乡后辈的饱暖，让我在温州不但收获了珍贵的学术宝藏，更多了两位异姓亲人！
戴老的口述史，为我清晰还原了永嘉包产到户的时间过程，梳理了事件演变发展的脉络。使我厘清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样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大环境下，永嘉包产到户改革究竟曾面临多大的困难和压力，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奥秘。
永嘉包产到户改革，在历经“分片划组（组为5—7户）、小段包工按劳计酬”——“分片划组、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分片划组、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统一经营、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四个阶段的探索实践之后，最终将生产经营的单位落脚在了“户”上。换言之，永嘉包产到户改革在历经一步步艰难探索、不断试错之后，终于搞清楚了最适宜农业生产的单位既不是较大的“组”，也不是较小的“个人”，而是“户”这个传统生产经营单位。“户”才是我们在进行土地生产经营制度设计时应该尊重的那个真实存在而又不可忽视的客观规律，才是实事求是中的那个“是”。
这次专访，不但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大有助益，也使我在今后的学术探索中更加注重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中那些潜藏在背后，却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最终决定制度成败的客观规律。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样的原理。
写作此文时，徐勇老师还曾询问我戴老和夫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当了解到二老依然健在，尤其是戴老已是年近百岁的消息时，很是高兴！遗憾的是原定于辛丑年大年初三，与戴老百岁寿宴一同举办的庆祝永嘉包产到户六十五周年纪念仪式，因疫情与戴老身体缘故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