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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地点是人类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人类始终处在空间之中，并在各个具体地点之间移动。个体的体验和社会的实践都离不开空间和地点的存在，由此空间议题始终是关注和开掘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群活动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回望一千多年前的不列颠岛，居住在那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和空间地点相连的方式与经历，从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文本中能观察到他们对不同的空间主题，例如家园、流放、朝圣等概念的理解。由此可以从多维度管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的空间表征与当时个人、群体、民族身份形成的关联，从而提炼出中世纪早期英国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成因。
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是英国文学的源头，也是近期国外英国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鉴于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本创作的状况，需要首先界定及厘清一些概念。此外，从20世纪到最近几年，国内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变化，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得以全面拓展。本节将关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学的基本信息及其重要特征，并概要介绍国际、国内学界的研究趋势。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一词用来指称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它指的是英国中世纪早期的这一阶段，开始于5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入，一直到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方才宣告了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随之进入盎格鲁—诺曼时代（Anglo-Norman）。早前学者们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主张这一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第一，在罗马人撤离后的几个世纪之内，因为保存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非常有限，后世对这几百年间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所知甚少；第二，因为不列颠岛沦陷于日耳曼蛮族之手，这代表了备受尊崇的古典世界的价值和成就在此地的丧失。1939年考古发掘的萨顿胡（Sutton Hoo）大型皇家船葬墓地的出现，彻底动摇和推翻了对日耳曼移民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刻板印象。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比如金属探测器和DNA采样的使用，更多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物和人口定居等信息被发现和获取，当代人对这段遥远的过去有了更加全面和具象的了解。尤其是2009年出土发现的壮观的“斯塔福德郡宝藏”（Staffordshire Hoard）极大丰富了人们对这一时期文明程度的了解。与之相呼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研究（Anglo-Saxon Studies）以其跨学科的特征，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简而言之，对英国人和英国历史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时期持续了大约600年，在语言、文化、民族身份等各个方面都为后来形成的统一民族国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英格兰的历史开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不仅因为这些新到来的日耳曼人给予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现在通用的名字，更因现在英格兰民族的主体也是由他们的后裔所组成的。
讨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对整个英国民族和文化的塑形作用时，尤其需关注当时语言的传播状况。毋庸置疑，英语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塑造英国国家身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语言并不是一个简单或单一的问题。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不断受到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的入侵，文化生活也随之经历了起伏流动和交叉融合。这一时期的文化和语言处于杂糅状态，冰岛语和维京语、拉丁语和法语、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以及许多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力量，都加入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大熔炉的一部分。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需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脉络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的宏大叙事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文学和书籍发展的轮廓大致表现为：罗马人带来了书籍和拉丁语；随着罗马军团的撤离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书籍和拉丁语在不列颠岛逐渐衰落；伴随着罗马传教士和爱尔兰传教活动的活跃，拉丁语的经典作品被重新引入不列颠岛各个地区，从7世纪末到8世纪，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本土的拉丁语作家的杰作相继问世；在随后的维京人入侵时期，书籍创作和书面读写陷入低谷；从9世纪末开始的文化复兴，开始时发展较为缓慢，但在10世纪下半叶加快了步伐，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古英语作品产量的增长，这一现象到了11世纪尤为盛行。 [1]
从以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本创作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由两种文字书写完成，一种是处于民族语言文学发展雏形中的古英语作品，另一种是深受基督教和欧洲大陆古典学影响的拉丁语的文本。为了全面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信息，本项研究力图将这两种语言的多种类型的文本纳入讨论的视野之中，因此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来界定需要探索的作品的范围，即研究对象既包含古英语文本，又包含盎格鲁—拉丁语文本，这样的安排契合了当时社会文化中两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现实，于国内英国中世纪早期文学的研究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努力。以下分别就两种语言的文本研究的重点及现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古英语文学一直以来支配着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的研究，以至于“盎格鲁—撒克逊”和“古英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同义词。然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拉丁语文本。对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作品的创作和文学价值不能简单地做出二分法，这种完全切割的方法既不正确也会影响对这个时期文学文化全面图景的再现。比如，艾尔德海姆（Aldhelm，639? —709）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第一位具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可以熟练运用拉丁语和古英语进行写作，对同时期和后世的作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双语创作的经历和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经常占据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间的一个阈限位置，不能严格清晰地将其纳入单一语言的创作范畴之内。要正确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必须打破古英语文本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之间长久以来人为设置的障碍。
在21世纪之前，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割裂古英语和拉丁语文本研究的现象。
从文本选集和文学史这两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出发，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当时重视古英语文本和忽视拉丁语文本的状况。首先，就文学一手资料的出版来说，古英语文学无疑获得了优先考虑的特权，赢得了更多重视，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则被边缘化和遭遇忽视。面向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古英语文学的选集经常出版，但目前还没有关于盎格鲁—拉丁文学的选集面世。几乎整个古英语诗歌都有现代英语翻译，其中最受欢迎的经典文本比如《贝奥武甫》的现代英语译本被不同翻译家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打磨。
[2]
在很大程度上，盎格鲁—拉丁文学文本仅以专业的、普通大众难以阅读到的学术版本得以传播，大多数文本没有现代英语版本，在受众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尤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出版一本盎格鲁—撒克逊文集同时包含拉丁语文本和古英语这一民族语言文本。类似情况也反映古英语与中古英语并存的文学选集十分稀少，但已经有学者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出版了包含两种语言的选集，比如伊莱恩·特里哈恩（Elaine Treharne）编著的文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选集：890—1450》（
Old and Middle English
:
An Anthology
，
c
.890-1400）就颇具影响力，在英美高校里被广泛使用。
[3]
但是，对古英语和拉丁语给予同等重视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选集却迟迟未能出版，这一点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希望尽早出现包含双语重点文本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选集。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三十多年里盎格鲁—拉丁语的文学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要作品的现代英语版本陆续出版，尤其包含艾尔德海姆和比德（Bede）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版的《艾尔德海姆：散文作品》（
Aldhelm
:
the Prose Works
）和《艾尔德海姆：诗歌作品》（
Aldhelm
:
The Poetic Prose
）收录了这位作家用拉丁语创作的大部分重点作品的现代英语译本。2015年多伦多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艾尔德海姆谜语诗（riddles）的拉丁语和现代英语的对照版本。
[4]
比德一直是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对象，除了他较早受到学界关注的《英吉利教会史》之外，从20世纪末开始，比德的更多作品进入现代读者的视野，利物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历史学家译本》（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系列丛书现已出版了比德八部著作的现代英语译本，涉及历史、解经、自然科学等各个主题，对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同样表达出对古英语文本压倒性的偏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古英语文学史，其中斯坦利·格林菲尔德（Stanley B.Greenfield）和丹尼尔·考尔德（Daniel G. Calder）合著的《古英语文学新评论史》（ A New Critical History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 ）一度被视为古英语文学史的标准著作。 [5] 作为一本讨论古英语研究史的专著，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引入了盎格鲁—拉丁语，在讨论古英语的文本之前，加入了一篇由剑桥大学著名盎格鲁—拉丁文学研究学者迈克尔·拉皮奇（Michael Lapidge）撰写的关于《盎格鲁—拉丁语背景》的文章。然而，盎格鲁—拉丁语只是被含蓄地视为古英语的“背景”，而不是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的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而收获关注。即便如此，随后出版的古英语文学史甚至没有走到这一步，它们完全排除了对盎格鲁—拉丁语文本的讨论。 [6] 直到20世纪初这一现象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观，接连出版了几本重要的导读和文学史，都将古英语文本和拉丁语文本并置为讨论的对象，统一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2001年出版的论文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指南》（ A Companion to Anglo - Saxon Literature ） [7] 在讨论语料库、文学类别和文化背景时，都收录了研究盎格鲁—拉丁语文本创作和历史语境的论文。这是第一部能够将两种语言的文本都纳入讨论的文学史著作，即使二者的权重分配肯定还是倾向于古英语，但已经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改变。2011年出版的《剑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导论》（ The Cambridge Intro duction to Anglo - Saxon Literature ） [8] 十分关注日耳曼和拉丁两大文学传统，专著用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拉丁语的创作状况，包括艾尔德海姆、比德和阿尔昆（Alcuin，735? —804）在内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重点作品。相比2010年论文集形式的文学指南，这部文学史专著将双语创作文本从历史背景、创作主题、内容特点等方面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到了2016年出版的《剑桥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更是在总共三部分的编排中设置一个部分去充分考察当时社会中拉丁语语言学习及文本创作与古英语文学的相互作用和融合。 [9]
简言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学者们改变了过去只重视古英语文本的思路，转而将两种语言的文本并置进行综合考察。近十几年来盎格鲁—拉丁语文本逐渐融入整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研究，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朝着更全面均衡的方向发展。本书将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都纳入讨论，也契合当代国际中世纪文学研究最新趋势，有助于全面认知英国民族、文化、书写的源流。
上面概述的文本选集和文学史的出版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这预示着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书拟在跨学科的空间视阈下对这一时期的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本进行解读，这项研究的进行正是基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已经累积形成的坚实基础，下面将概要介绍国内外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呈现的动态特点和发展趋向。囿于篇幅和讨论的范围，这里不是给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发展的整个历史全貌，而只是关注两点：一是近三四十年里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及产生的新趋向；二是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主要阵地和资源。
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内的学界就表现出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因为19世纪大英帝国的强盛，很多学者希望追根溯源，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去找寻民族发展的最初基因，一时间形成一股研究热潮。 [10] 但那时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或集中于个别文本，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随后到了20世纪，托尔金（J.R.R.Tolkein）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对《贝奥武甫》做出了经典且生动的解读， [11] 这不仅在学术圈推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也点燃了更多普通读者阅读中世纪早期文本的兴趣。自此以后，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才渐渐在英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发出属于自己的响亮声音，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内容和方法呈现出立体式和多元方向发展的特征，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初具规模。根据研究方法和趋向的变化，可以大致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研究方法已经相当成熟，成果斐然；同时跨学科的特征日趋明显，新的现代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到文本研究之中。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来源》（
Sources of Anglo
-
Saxon Culture
）
[12]
就是一本了解当时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发展情况的合适指南。这本书收录的是与第18届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
同时举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起源研讨会（Symposium on the Sources of Anglo-Saxon Culture）（1983年5月5日至8日）的会议论文。整本书的编排结构非常直观，共分为四个部分，标题分别为：文学（Literature）；历史、考古、艺术史（History，Archaeology，Art History）；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文学这部分收录的论文大体上采用了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渊源研究（source study），文本传播（transmission），以及解经阅读（exegesis）的分析方法。从而明显体现出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倚重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而第二部分的论文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和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工艺品上的古文字等息息相关，所以文学研究在一开始就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形成了联动的发展。另外，文集的第三部分虽然聚焦的是跨学科的方法，但实际涉及的学科十分有限，主要是图像学（iconography）和文物研究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除了历史和考古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学者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采纳和使用还是十分有限。第四部分的研究工具指明了20世纪开始的人文学科一个重要的改革，即将文本转变为电子数据的创新，这一趋向也一直发展到现在形成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研究潮流。就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工具，主要提到了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
Dictionary of Old English
），这部词典的编纂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出版形式上做了很大的创新，突破了纸质书的辖制，以相对较为方便查阅和补录的三种形式出版：微缩胶片形式、光盘形式和网络形式。另外，在编纂过程中，完成了《微缩胶片古英语词汇索引》（A Microfiche Concordance to Old English），这个后来发展成为网络版《古英语词典语料库》（Dictionary of Old English Corpus）。
第二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领域发展迅猛，并且出现传统研究手段和现代批评理论的结合。到了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发展逐渐加速，出现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依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活跃在各个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阅读古英语文本》（
Reading Old English Texts
）集合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关键方法。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著名学者凯瑟琳·奥布莱恩·奥基夫（Katherine O'Brien O'Keeffe）担任主编，她在序言部分提到：“考虑到近年来对批判性阅读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浓厚兴趣，这是该领域的第一本书，并且是一本及时的书。”
[13]
本书邀请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专家，每人撰写一章，介绍一种进行古英语文本阅读和研究的方法。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超过20年，但是书中介绍的很多方法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在当前的研究领域依旧发挥着火热的功能。除了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理论的渗透和促进作用在古英语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初现端倪。全书共有九章，根据讨论对象的不同特点，可大致分成三个类别：首先是传统的从历史学和文献学（philology）的角度进行研究，包含四章内容：比较的方法（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渊源研究，语言研究（language matters），口头文学传统（oral tradition）；其次考虑到形式主义（美国的“新批评”和英国的“实践批评”）对文本阅读的影响，研究注重文本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读者的参与和历史的运用等问题，涉及两章内容：文本的恢复（the recovery of texts）和历史主义方法（historicist approaches）；最后有三章关注后现代评论方法和现代技术的运用：分别涉及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Old English and computing）。相比前一阶段，世纪之交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受到了理论热潮的影响，在研究领域实现了一场传统和后现代的对话，由此启发学者重新思考对中世纪早期文本的研究立场，尝试新的实践途径，做出新的综合分析。
第三阶段：在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实践发展中，传统方法和后现代手段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解读方式逐渐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在跨学科和新的理论方法的视阈之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展现了更强劲的活力。学者们除了延续传统，保持对文本、语言和历史语境的关注，更频繁地采纳新的理论方法。他们在解构主义、话语分析、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重新配置了语言、权力、身份等主题，为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途径。传统与后现代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解读方向逐渐找到了平衡点，促使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文学研究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2012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手册》（ A Handbook of Anglo - Saxon Studies ）一书充分展现了新兴理论和传统研究手段间的相互促进。在绪论部分，两位编者解释利用现代理论核心观点去阐释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本身天然具有现代性和跨学科的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也许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研究的子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尽管它的主要基础是文本；由于文献证据的碎片性，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阅读一直严重依赖于相邻领域的证据，如考古学、历史学、神学、艺术史、医学和民俗。 [14]
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下，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势必要走出长期依赖文本和语言分析的传统舒适圈，打开更广阔的对话空间，立体式发展文学研究的构成、实践及其与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间的关系。同时需注意的是，这本书同样也打破了古英语和拉丁语的界限，而是以理论和文本结合时体现出来的核心话题展开讨论，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实验性。
基于以上研究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既需要关注传统基础的文本研究手段，也需跟进了解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的应用，研究者亟须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和其提供的平台资源，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总体上看，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中心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及加拿大，其中有三所高校的院系和研究所提供了核心的教学研究及学术出版等资源。
第一个学术重镇是剑桥大学的盎格鲁—撒克逊、诺尔斯语与凯尔特语系（ASNC: Department of Anglo-Saxon，Norse & Celtic），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为核心导向的系所，这里聚集了剑桥大学中世纪研究的诸多精英力量，是一个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平台，具有跨学科、多语言、多元文化的特点。这里也是业内最权威杂志《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Anglo - Saxon England ）的主办单位，依托剑桥庞大的古典和中世纪研究的资源，影响力辐射至整个欧美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学术圈。由《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杂志编制的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 （Anglo-Saxon England Bibliography），一年出版一次，它与美国出版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专业期刊《古英语研究通讯》（ Old English Newsletter ）编制的“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Old 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一起，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领域内两个最重要的文献检索工具，两个目录都是每年出版一次，搜集了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与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有关的学术出版文章和著作。剑桥大学在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方面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十分关注和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系列丛书《剑桥盎格鲁—撒克逊研究》 （Cambridge Studies in Anglo-Saxon England），涵盖文学、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牛津大学英文系（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也一直是中世纪研究的重镇之一，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属于中世纪的教学研究团队。目前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领军人物奥查德（Andy Orchard）教授带领的团队获得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提供的244万欧元的研究经费，用以发展“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综合图书馆”（CLASP: A Consolidated Library of Anglo-Saxon Poetry）这一研究项目。
项目将收集整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时期现存于世的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的诗歌文本，并生成第一个在线的交互式综合图书馆，建设多个功能的语料库以便识别每个文本特殊的声音、格律、拼写、发音、语法、语言程式、主题，以此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两种主要文学语言之间建立起更确定的影响链。双语语料库包含近六万行诗歌，两种语言留存下来的文本大约各占一半的数量。这个项目目前还在建设之中，相信完成之后将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双语研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Studies）在国际中世纪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心编写的《古英语词典》为盎格鲁—撒克逊研究提供了便捷科学的工具。依托中心丰富的研究资源，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两套重要的系列丛书。包含关注文本研究的《多伦多古英语研究系列丛书》 （Toronto Old English Series） [15] 以及关注最新学术评论和研究的《多伦多盎格鲁—撒克逊系列丛书》（Toronto Anglo-Saxon Series） [16] 。
以上综述显示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日趋完善，形成了全面发展的态势：研究对象从单一的古英语文本到综合考虑双语的文本创作，研究方法从完全倚重于传统的批评方法发展转向到新的理论寻找研究的新角度，研究资源也呈现层次丰富和多元发展的面貌。总的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保守姿态和封闭状态，其讨论呈现出交叉、综合的新特点。
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在英美等国的深度积累，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热情和投入相对较低。但不可否认，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深耕细作，同时依托国内中世纪研究的兴起和成熟，国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在最近三四十年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就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成果是一些介绍性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贝奥武甫》这首英雄史诗。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 Beowulf 中的妇女形象》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古英语诗歌的学术论文，文中指出女性在这首史诗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她们的遭遇和苦衷，使这首诗歌更加细腻和富有诗意。1989年的李金达的《贝尔武甫》一文主要揭示了诗歌的情节和主要特征。同年陈才宇发表的论文关注了古英语的诀术歌（charms），指出其艺术特征和传递的社会和民俗方面的信息，并结合中国古代的诀术歌进行了比较讨论。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呈现勃然兴起的态势。首先，一批优秀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古英语文学作品尤其是《贝奥武甫》做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李赋宁在1998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古英语史诗 〈贝奥武甫〉》对情节安排、诗歌框架、氏族部落社会的价值观念、日耳曼诗歌语言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分析；另一篇论文《英国中世纪古英语时期文学》勾勒出英语发展的脉络，并且讨论了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分期。
其他学者也就《贝奥武甫》的各个方面做了讨论，主要的文章有：刘乃银讨论诗歌结构的论文；王继辉的三篇论文分别关注了萨坦胡船葬与《贝奥武甫》之间的考证关联，罗瑟迦王与他所代表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诗中魔怪故事传统；陈才宇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缪斯·希尼1999年出版的《贝奥武甫》的现代英语译本做了短评。
学者们同时也拓宽了研究文本的范围：陈才宇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讨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箴言诗、宗教诗；王继辉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关注古英语诗歌《创世记》对弥尔顿《失乐园》的影响，另一篇论述了不同学者就古英语《妻子哀歌》一诗中的丈夫与妻子之间难解的关系给出的解释。
其次，这一阶段出现了几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从语言学习教材、译著和专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李赋宁的《英语史》
厘清了英语的历史与现状，这本教材开国内之先河，单独辟有一章详细介绍了古英语的基本特征，无疑为国内古英语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英语语言发展史方面的珍贵材料。在译著方面出现了两本《贝奥武甫》的中译本。由冯象翻译的中文译本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冯象是哈佛大学中古英语文学博士，他的译本是从古英语的《贝奥武甫》直接翻译而来，当时在国内具有极大的补白价值。而次年《外国文学评论》上重刊了冯象在海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贝奥武甫》做出了学术史上的一些评述，对理解他翻译的这部史诗很有帮助。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陈才宇的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古英语研究的专著，即王继辉在199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比较研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
简而言之，从1991年到2000年的这十年间，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研究真正拉开了大幕，但需注意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少量重点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上，角度多为对体裁、结构和主题的评论。
21世纪的这十几年里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厚积薄发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20世纪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耕，这一阶段获得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首先，一批学者以文学史编撰、评介等形式对中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进行介绍、梳理和评价，包括李赋宁、何其莘教授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陈才宇教授的《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和肖明翰教授著的《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成果。
以上专著都属于中世纪英国文学专史，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时期置于整个英国中世纪的大背景下，结合了中世纪早期和中后期的历史背景，对文学的体裁、内容和主题都做了专门的梳理。其次，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Anglo
-
Saxon Chronicle
）中译本，
对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都大有裨益。陈才宇在2007年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
书中节选和选译了一些重要的古英语诗歌和散文。此外，国内还引进了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
A Guide to Old English
）
[17]
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撒克逊简史》（
The Anglo
-
Saxon Age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此外，学界深掘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本的研究，近十几年里发表的论文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学者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贝奥武甫》经典文本的解读，既有著名学者刘乃银、王继辉和肖明翰等的深掘之作，
又有青年学者跳出了既有的传统方法，引进了新的角度。其中史敬轩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就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青年学者进行文本分析的新的深度：第一篇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贝奥武甫》从北欧神话到古英语文本乃至现代英语文本的传播及归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未知的空白，学界对此仍持有较多争议和疑问，研究依然有待深化；另一篇关注行间音顿在古英语手稿中并不存在，却在现代出版物中出现，又在现代英语翻译中消失，这一现象显示了诗歌音韵修辞的问题，也反映了对古英语原作的身份理解问题。
这两篇论文和国外学界的最新研究热点有所呼应，同时拓深了对这部英雄史诗的理解。其二，更多古英语文本进入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宗教主题的诗歌，尤其是古英语诗歌《创世记》《十字架之梦》等，并深入探究撒旦式人物、基督形象等主题，在讨论中突出了日耳曼和基督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其三，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国内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的综述，有青年学者从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古英语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内容详尽且条理清楚。
另外，郝田虎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中做了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时期至17世纪初）的文献综述，将古英语放在早期英国文学大背景下，既注重了早期英国文学不同阶段之间的关联性，又单独给予古英语研究以足够关注，分析梳理皆鞭辟入里。
虽然相较国外，国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化研究发展相对较为滞后，相比中古英语文学研究，也显得不够充分和全面，但是一代代的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拓荒式的扎实工作，为这一领域的深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几年国内中世纪研究呈现勃勃生机，2016年底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成立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为郝田虎教授，中心名誉主任为沈弘教授。该中心已成功举办三届国际研讨会，并于近期出版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论丛第一辑，里面设有古英语研究这个栏目。中世纪文学研究专家刘建军教授组织发起“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也已成功举办三届，并且已出版《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2019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文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刘建军教授为中心主任。从这些学术平台的搭建和学术活动的举办中不难看出中世纪文学前倚古典主义，后接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文明构建中的重要环节。置于这些高质量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背景下，中世纪早期英国文学这一领域的活力也在被逐渐激活。
总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经过近40年的稳健发展，逐渐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向。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大多注重主题和人物，虽然结合了传统的中世纪文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在跨学科视阈下的研究很少，除了女性主义引起重视外，现代的研究方法发挥的作用甚微。此外，国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完全排除了拉丁语文本，这一点还没有跟上国际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研究的新趋势，需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目前尚无专门的著作单独聚焦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整体研究，发表的论文大多集中于分析《贝奥武甫》和少数几篇圣经改编诗歌及抒情诗歌，尚有很多重点作品未获足够关注。具体到空间研究，就文学作品的讨论还停留在分析少数几个作品的重点场景如宴会大厅这一层面上，国内尚无人明确、系统地从空间角度审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作品。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具体讨论这一时期的两种语言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关注日耳曼和基督教两大传统合力作用下空间叙述的层次性。
前一节已经展示和探讨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开展的立体系统，将这一研究对象置于空间视阈下，能整合关联不同层面的信息，拓深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并能加强其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盎格鲁—撒克逊的空间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批判性的审视。纵观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发展史可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的空间呈现问题总是被放在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本节将回顾和梳理中世纪英国文学的空间研究并总结概述在此基础上盎格鲁—撒克逊叙事中的空间诗学研究取得的成果。
首先，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人文研究领域内的“空间转向”热潮引发学者们对空间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空间理论渐渐形成跨学科的立体式发展，涉及地理、哲学、文学研究等不同方向。在此理论背景下，空间问题进入中世纪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一时期的空间研究与地理学，尤其是“地点”（Place）研究息息相关。学者们开始关注文献中具体地点的考证，从考古学出发试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此类研究深受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 （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中提出“中心地理论”（CPT: Central Place Theory）的影响。克里斯泰勒这部著作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南部考古遗址的空间格局，发现了社会经济体系与定居地布局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心地理论”成为考古学的一个标准理论，但是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学者之外，大部分学者忽视了这一理论对文学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性：将考古的具体发现和社会、经济系统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拓深理解文学历史文本在空间和地点方面承载的社会意义。
20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将关注焦点对准了景观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W.G.霍斯金斯（W.G.Hoskins）在1955年出版了其代表性专著《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 [18] 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景观史巨著共由十个章节构成，概述了英格兰从古罗马人征服前的不列颠景观到现代英格兰的近五千年的景观，其中第二章“英格兰人的定居”聚焦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村落外形、地产边界等重要景观，这些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地理景观研究的深入发展。其后，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德拉·胡克（Della Hooke）将“中心地理论”应用于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定居情况和地景研究等方面，著有《盎格鲁—撒克逊定居点》 （ Anglo - Saxon Settlements ，1988）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景观》（ The Landscape of Anglo - Saxon England ，1998）。 [19] 前一本论文集主要关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探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结构的安排和功能。而在此基础上，胡克的第二本专著继续这一研究课题，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透过景观特征来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文化的信息。
在以上有关空间研究和地景建构的专著中，专家们试图通过探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和各种景观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地方”研究是讨论的重点，历史、考古、环境等跨学科视角被综合运用于考察特定地理空间里相关的人类活动。到了世纪之交，尤其是21世纪，受到空间转向的影响，跨学科的空间走向越发多元，尤其注重和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学者提倡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以探讨中世纪地理概念下典型地点的功能，考量这些空间地点如何反映和保留产生于斯的文化。由此可见，在“地方”研究发展日趋成熟之际，学者们的研究焦点转为文化与地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化地理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法在中世纪的空间研究中开始流行起来。研究将视阈拓展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不同地点和场景，这种方法构建了自然景观与想象空间之间的联系，以期获得有关中世纪作家和作品对空间的想象。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克莱尔·A.李斯（Clare A.Lees）和吉莉安·R.奥维林（Gillian R.Overing）编著的《一个信仰的地方：定位中世纪地景》（ A Place to Believe in : Locating Medieval Landscapes ）和劳拉·L.豪斯（Laura L.Howes）编著的论文集《中世纪叙事中的地点、空间和地景》（ Place ， Space ， and Landscape in Medieval Narrative ）。 [20] 两部论文集讨论了英国中世纪各类文本中体现出来的重点地点、地景的形式以及它们传递出来的社会历史的信息和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运作的特点。因为研究对象涵盖英国有关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的文本和考古发现，因此就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讨论非常有限：前一部论文集有四篇论文涉及这一时期，分别探讨了诺森伯兰地区（Northumbrian）景观、比德的创作和他所处的贾罗（Jarrow）地区的关系、水域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语境下充当的界限功能、古英语抒情诗歌中的景观。而第二部论文集只有一篇是关于古英语布道文中的神圣空间。
聚焦文化地理学这一空间视阈下的英国中世纪早期文本的讨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学者为尼古拉斯·豪依（Nicholas Howe），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从重点的景观入手，鞭辟入里地剖析出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民族感情，在文章《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景观：继承、创造、想象》（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 land: Inherited，Invented，Imagined）中，豪依一层层剥离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的文化含义与历史意义。他认为，地理景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真实的存在受制于人类的虚构和沉思。盎格鲁—撒克逊人未能拥有被称作是“未标记的空间”，而这种历史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痕迹，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来过这里的人。 [21] 豪依进一步指出，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很好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多重居住方式，它们连接着特定地方及人的外部和内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他们继承和创造的景观与过去进行对话。 [22] 除了这篇十分具有启发性的论文，豪依还发表了两本重要的专著，他于1989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迁徙与神话》（ Migration and Mythmaking in Anglo - Saxon England ）是其代表著作，甚至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地理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这本书的观察打断了关于文学是否可以作为“现实”的证据这一争论，激发学者们纷纷转而关注文学作为特定社会想象和创造自身能力的产物。豪依宣称文学是产生它的社会的产物，“诗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他们继承的传统所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 [23] 豪依从考古学资料、地景和文本出发，解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土地、家园的理解和其移民身份的关联。相隔了近20年之后，豪依于2008年发表了另一部重要专著《书写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地图：文化地理学论文集》（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 - Saxon Eng land :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 ），这本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依然重视地理、历史和文化视角的结合，讨论了两个核心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想象过去的地方以及他们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本中展现他们的地方观念。
豪依的研究无疑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空间诗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历史视角，但是他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证据出发，对文本的分析比较宽泛。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后，始于地点的空间讨论拓展联系至空间概念相关的文学主题的研究，更多学者开始聚焦于文本中的空间呈现和场景意义，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阿尔夫·西韦尔斯（Alf Siewers）在其论文中，对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和古英语诗歌《古德拉克 A》文本中的重点空间地点进行了寓言式的解读，然后提出两首作品中的主人公与怪物的战争主题可以被看作“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对英国景观文学构建的隐喻”。 [24] 法比安·米舍莱（Fabienne L.Michelet）2006年发表的专著《创造、迁移和征服：古英语文学中的想象地理和空间感》（ Creation ， Migration ， and Conquest : Imag inary Geography and Sense of Space in Old English Literature ）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研究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想象空间的专著，作者指出了空间概念在这些文本中体现出从物质存在到精神象征的层次性，由此回应了盎格鲁—撒克逊景观作为文化创作或解释来源的观点。米舍莱充分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是如何理解空间并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空间的。她介绍了“心理地图”这一关键理论概念，它是一幅想象的世界图景，是“周围环境、整个地球和/或整个宇宙的表象构成，受到传统的影响，并赋予了意义”。 [25] 在这个定义中，米舍莱阐释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世界图景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产物，从而能够洞察产生这种图景的文化，这也是本项研究开展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当学者们认识到可供分析的空间对象并不局限于考古遗迹的那些结构时，这意味着在空间和地点的研究中引入了一个重大的创新。空间和地点也作为想象的建构而存在，表现在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创造和延续的文学场景的描述中。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中世纪的空间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在构建自然景观与抽象空间之间的联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具有重要的价值。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空间研究正是经历了从单一层面到多角度展开，从分析具体地点到深掘文化景观与抽象空间的这一动态过程。然而需注意的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空间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领域的推测和调查虽然已经开始，但仍有一些有待深入的方面：首先，相比于对历史信息的定位和探索，对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建构的讨论才刚刚起步，大多还是停留在将空间和地点置于一个静态的场景的视角，缺乏动态和立体式的剖析。其次，文本讨论的对象比较有限，具体到文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单个文本以及少量几个文本上面，未形成多角度的纵览和比较。再次，空间对人物身份建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往往未获重视，空间概念的不同呈现形式对个体发展还是民族形成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最后，古英语文本和拉丁语文本的串联和比较研究鲜被关注，为了充分考察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和基督教两大文化传统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全面影响，需并置和比较双语文本就相近主题讨论时存在的特点。这些需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点也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空间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场跨学科的盛宴，涉及众多学科：文学批评、地理、历史和文化研究、社会学、建筑学、艺术史和考古学、表演研究、城市规划、哲学和人类学等。基于上面分析的中世纪的空间研究，本书从空间理论、生态批评和文化地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分析梳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重点文本。本节将概要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重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当代空间理论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代表性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爱德华·W.索亚、米歇尔·福柯等）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空间性的理论兴趣。除了对空间作为地理现实的传统研究主题之外，空间转向的特点是对空间的生产、想象和实践产生了新的兴趣。一个核心观点是，空间就像历史和社会一样，总是被建构起来的。与传统的空间是一种给定的被动存在的概念不同，现代空间概念告诉我们，空间是人类通过与环境的实际接触而创造和塑造的。因此，空间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舞台或背景，而应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结构。
此项研究尤其受到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爱德华· W.索亚（Edward W.Soja）空间理论的启发。他们阐述了空间在社会思想和实践中的表现不能被理解为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思维方式的投射。 [26]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空间，“任何空间都暗示、包含和异化社会关系”。 [27] 一定空间的功能与社会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列斐伏尔和索亚都将空间分为三层来阐述其复杂含义及功能。
在其开创性的专著《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而是一种充满关系和运动的社会产物。他试图颠覆长期以来二元论的哲学范式（即主体与客体、笛卡尔的“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康德学派的自我与非自我、后康德学派与新康德学派）。然后他提出了空间的概念三重体，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实践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占主导地位”。 [28] 空间的表征强调社会关系所赋予的秩序，因而与知识、符号和代码相联系。表征性空间具有象征意义，它与作品、图像和记忆联系在一起。 [29] 列斐伏尔进一步将空间关系的表征与人类的体验联系起来。因此，空间的三重体模型引入了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其中的（lived）这三个空间的层次。 [30] 这三个层次分别重视地理空间的物理存在、空间的抽象思想和产生空间思想的社会关系，由此人们就可以从逻辑—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空间。这一阐释角度指明社会空间不仅被社会实践所占据，而且被“感官现象，包括想象的产物”所占据。 [31]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分析社会空间的多元性时，希望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的生产与社会的再生产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列斐伏尔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现代世界。斯塔内克（Lukasz Stanek）指出：“所有研究列斐伏尔理论的学者都认为，这两个三重体都具有跨文化和跨历史的特征。” [32] 笔者认同这种判断，并且认为三位一体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和地点的多重功能。文学文本中再现的各种地点和地景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空间符号，代表着社会实践，意味着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特点。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体基础上，索亚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三分法，包括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一空间是关于空间形式的具体物质性，即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地理现实；第二空间包含想象空间、思想空间以及心理或认知形式的空间表征；第三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生活空间，是实践的生活现实。第三空间是建立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基础上的创造性重组，因此，它超越了仅仅将空间描述为物质的、物理的或想象的心理结构的选择。 [33]
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体和索亚的三分法都强调研究对象的三重要素，这意味着空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对立，可以用“回声、反响、镜像效应” [34] 等深刻的效应来定义。这一空间视角可以激发对空间的研究脱离单一的二元对立的分析（空间的内与外，物质和精神等），尤其加深了空间实践对空间含义的建构作用，这一方法不仅适应于分析现代文本，对于分析中世纪的文本亦极具启发。
此外，在讨论空间的层次时，一定要警惕一种预设的心理模式，即认为一个空白空间是预先存在的，然后根据其中发生的事情对其进行填充和修改。 [35] 这种想法忽略了空间生产这一关键事实，它是列斐伏尔研究的中心前提，对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都是有效的。 [36] 同时，生产过程是双向的：一个特定的社会从传统中继承了一种空间的心理形象，这种形象将在塑造这一特定群体对其周围环境的认识方面发挥作用。这种感知影响了社区呈现和思考自身的方式。它与群体自我定义的方式有关，也与一种特殊的身份感的出现有关，而这种身份感又最终改变了传统所接受的空间形象。因此，一个不同的空间形象被传递给后代。因此，空间不是一个绝对的、预先存在的空间，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就像米歇尔·福柯所提醒到的：空间必然有一段西方经验的历史。 [37] 这本书在考察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建构时，十分注意空间观念的历史感，空间的文化概念和意义不是孤零零地悬于某个地点和时间，它有着产生的物理世界、社会环境以及历史传统根源，并且会影响到后世的文化和空间概念。
列斐伏尔在强调空间的生产实践以及生产关系时，已经指明了空间承载了特定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米歇尔·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
[38]
更为详细阐释了这一概念，并将空间定义为一种文化生产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德·塞托有效地区分了空间（space/espace）和地点（place/lieu）这两个概念。他解释说，地点决定了位置，“一个地点就是一种秩序（不管是怎样的秩序），根据这一秩序，各个组成部分被安排到共存的关系之中。于是，两种事物共处一位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这种阐释赋予了“地点”一种物理属性，它是可以被填满或空置的位置，或者指向风景或建筑，自然发生或建造的东西。但是，空间对德·塞托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
一旦我们将方向矢量、速度大小以及时间变化纳入考察范围，空间就产生了。空间是活动之物的交叉。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是被在空间里发生的活动的整体所激活的。空间产生于这样一些操作，它们为空间指引方向，对之加以详细说明，使之具有时间性，并且引导空间以多用途整体的形式发挥作用，而这一整体又是由互相冲突的程序或者契约规定的相似性所组成的……与地点不同的是，它既没有“专属”的单一性，也没有“专属”的稳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不可能孤立地存在：空间是充满生命的地方，或者是有关系转变的地方，并由居住在其中的人赋予意义的地方。因此，空间不是预先存在和持久的东西，而是必须创造和维护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从物理上可以看到的，它还必须是经历和体验的。由此，无论是空间还是地点，都是考察人物活动的重要概念。
除了空间哲学之外，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同样强调空间和地点的建构性。地理学家对空间的含义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比如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认为空间是完全抽象的存在，没有人类的意义。 [39] 本书的研究理念更多来源于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在其编著的《人文地理学词典》（ The Dictionary of Hu man Geography ）里所使用的“空间”这个概念，根据这本词典的阐释，“空间”一词仍然比“地点”更为宽泛，但并非纯粹抽象或毫无意义：它是由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通常被认为是处于过程之中的，时间是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40]
以上有关空间和地点的解释都说明了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存在，而是由人创造的。同时，需注意空间和地点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界限。在段义孚（Yi-Fu Tuan）的表述中，“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我们依恋其中一个，又渴望着另一个”。
[41]
地点也是由人类创造的，它更为具体，是一个赋予人类意义的地点。和空间一样，地点的界限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是确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仅仅存在于现成的空间和场所中，他们还在精神上和想象中构建了周围的场所。创造空间就是理解周围的世界并拥有它。在此理论基础下，本项研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把空间建设成一个合适的地方，用本节前面引用的德·塞托的话来说，就是“专属的”（proper）地方。在法语原版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德·塞托使用的是法语词语“propre”，这一个词具有两重含义：“合适的、正确的”和“拥有的、属于的”。
由此可见，当盎格鲁—撒克逊人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习惯施加给一个地方时，这个地方就变成他们“专属的”地方。显而易见，空间、地点的意义和人的占有和所属关系紧密关联。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移民身份，这种空间和地点的分析十分必要和具有意义。
第二种理论取向源于生态批评。切里尔·格洛特菲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的里程碑》（ Ecocriticism Read er :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一书的序言中解释了应用生态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意义：
尽管研究范围广泛，层次复杂，但所有生态批评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连，影响着物质世界，并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为主题，尤其是语言和文学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批判立场，它一只脚在文学上，一只脚在土地上；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协调。 [42]
格洛特菲蒂这段阐释明确了生态批评的方法侧重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和语言的互动，以及协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本项研究在考察盎格鲁—撒克逊文本时一直关注的方面，为研究当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和维度。为了评估某一个环境事件或场景中特定人物的行为逻辑或有效性，需要知道一个指定的场景所经历的人为影响的程度。这也是生态批评想要说明的重要一点：为什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能够在逻辑上反映他所身处的情境的社会规范。本著作着眼于文学文本中呈现的各种自然地景，它们是观察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场所。
和宏观的生态批评方法相比，在研究中世纪早期的文本时尤其要注重的一点是这些文本中所表现的自然环境往往体现了作家的宗教观。环境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自人类在地球上定居以来就已经开始存在。克拉伦斯·J.格拉肯（Clarence J.Glacken）的专著《罗迪安海岸的痕迹》（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详尽地描述了早期人类试图使自己与自然的互动处于一直合理且理想的状态。书中格拉肯勾勒出了人类环境思想的发展过程，指出早期希腊哲学所认为的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影响是：人类接受一个设计好的地球，并且作为其主要的环境调节器。人类的权威与自然世界的角色之间的这种不和谐，在中世纪文学中表现为基督教会与异教思想之间的分裂。格拉肯发现在无序的野生区域里人类思维的异常。他写道：
自然概念，甚至神话概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目的和秩序的向往；也许这些秩序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类活动的许多外在表现的有序性和目的性中衍生出来的类比。 [43]
由此可见，自然空间的无序状态呼唤和等待人们进入其中建立秩序和进行实践。在中世纪的文化语境下，伴随着外在自然环境的演变和宗教价值的变化，人类能够甚至必须通过宗教和政治来控制环境。它表明，特定的环境因素（森林、沙漠等）要么是神圣的，要么是亵渎的，这取决于教会或政治权力的欲望。美国中世纪史研究专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的论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 [44] 极大地推进了学界从宗教角度考察环境问题。怀特认为，农业象征着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他主张：“基督教是世界上见过的最以人类为中心的宗教……人类为了自己的正当目的而剥削自然，这是上帝的意志。” [45]
某些批评家认同怀特对自然的犹太—基督教式的阐释态度，并宣称这种对待自然的方法是“以人为中心—赋予人性”（anthropocentric-anthropomorphic）的。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的破坏。相反，基督教神学家保罗·桑提米尔（Paul Santimire）认为，这种方法具有“模糊的生态前景” [46] 。桑提米尔认为神学是建立在精神和生态的思维方式之上的，而精神母题和生态母题对于支持犹太—基督教对自然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态主题“是建立在人类精神超越自然的愿景之上的，目的是为了上升到与上帝的超世俗交流，从那时起，在世俗历史的模糊状态中服从上帝的意志”。 [47] 上升这一概念显示了超越世俗的意义，表达了对上帝居所的敬畏之情。桑提米尔用多产和迁移（到一个好地方）两个隐喻来支持生态主题的概念。这两个隐喻在本书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正如桑提米尔所概括的那样，“生态学在这里被理解为有关上帝、人类和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 [48] 生态分析方法应用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本能开辟认识当时自然、人类与上帝多维关系的新途径，极大地拓展了生态批评的历史视阈。
前面两个理论视角已经充分展现了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一是空间的多层含义以及与地点之间的关系；二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互动中反映的人、自然、社会与上帝之间的复杂关联。本项研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考察各种地点中的居住者在空间中的实践与活动在其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除了空间和地点这两个概念之外，研究还必须引进“地景”（landscape）这一概念。前面在关于中世纪空间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已经多次提到了文化地理学家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地景的剖析，有利于了解其移民身份和家园概念。其实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更全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更多地景的文化意义，这也是本项研究力图达成的一个目标。接下来就文化地理学视阈下的地景概念进行一些简单介绍。
文化地理学的引进丰富了空间讨论中对地理景观的理解，现代英语的地理景观（landscape）同源词出现在古英语中为“Landscipe” [49] ，意为土地。这一概念发展到现代衍生出极丰富的内涵：包含地面景观与历史文化二位一体的形态。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强调应在文化的视角下解读空间，不再把空间看作纯粹的客观景观，其实“地理景观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 [50] ，由此地理景观的社会性被凸显出来。有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人们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多样化的景观如何成为反映人类活动的标志。因而在考察个体以及群体身份和社会互动时，应充分观察地景呈现出的特点和产生的变化。
地理景观
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有着多样的呈现方式：有自然景观，尤其是未开发的荒野景观，包括海上景观、沼泽地景、荒地高原等各种各样的地形特征；有建筑景观，包含宴会大厅、城堡、修道院等。地景首先是一种视觉形式，是一种表现、组织或象征周围环境的方式，可以是直观的风景、图画、书写等。就文学研究的内容而言，考察的对象是文本中再现的景观，通过语言和文字重建的各种地景和建筑的形式，融合了各种意象、象征，是无形的，但是极富想象力和文化内涵。事实上，语言文字表征下的各种景观含义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当然，每一次对各种地理景观的研究都会进一步分析它的呈现形态，为文化表现又增添一层新的内容。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景景观与文化的解释又将地景具象化为经验主义研究对象的倾向，但其实践者往往将地景视作一种文化符号或形象，尤其是将其比作可以“阅读”的文本。在本书的讨论中，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的各类地理景观就表现为可读性和可阐释性，它们具有物理环境与文化精神的双重特质。可以将地理景观理解为一种介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叙事形式，跨越了物质与想象、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传统界限。这种解释方式使地景成为本项空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自然—文化的集群。
地景这一空间性元素在各类文学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的呈现形式十分多样，可以是不同的地域背景，特定时空的场景，也可以是代表性的建筑空间，这一系列特定的地理空间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是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相对简单的古英语和盎格鲁—拉丁语的文学作品中，某些地理空间也绝不仅仅是事件发展的场所，它对人物身份的构建具有推进作用。甚至这些地理空间本身就可被当作一种精神建构而存在，是关于外部环境和社会关系的表征形态。
在讨论地景塑造居住者的身份构建时，会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个人发展的“阈限”阶段。阈限的英文表述为“liminality”，来源于拉丁文“limen”，相当于英文“threshold”（门槛）。根据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形容词“阈限”（liminal）在现代英语中有三个意思：第一是“感觉阈限”，第二是“几乎察觉不到”，第三是指过渡的“中间状态、阶段或状态”。在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这一术语常指“临界”和“过渡”的概念。“阈限”的过渡概念可以追溯到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人类学理论。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他的《通过礼仪》（
Rites of Passage
，1909）中首次提到了“阈限”概念，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才通过英国人类学家特纳的著作得以广泛运用。特纳在他的文章《玩耍、纵情与仪式中的阈限与类阈限体验》（Liminal to Liminoid，in Play，Flow，Ritual）中区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inality）和重新结合（re-incorporation）。
[51]
根据特纳的观点，阈限阶段是个体、部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临时中介时期，即“仪式主体经历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时期，一种社会边缘”。
[52]
所以“阈限”对于主体的成长过程来说最大的特征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betwixt-and-between）的边缘状态。
虽然特纳的分析还是从仪式和人类学角度出发，但他大大推进了这个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在他以后，阈限理论早已超越仪式研究的范围，被运用于多个领域的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很多学者认为阈限的概念在理解文化身份、性别主体性和生存空间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阈限”这一概念对空间讨论也有所启发。特纳分析仪式主体经历的过程时，常常将其与空间的变化移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论述到主体的过渡阶段往往体现在“空间象征”上，导致“地理运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可能只是打开一扇门，或者是实际跨越一个分隔两个不同地区的门槛”
。后现代理论学者对阈限特征的诠释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跨越运动是无止境的。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声称，阈限可以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没有明显的边缘”。
[53]
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进一步指出，边缘和边界不应被视为“侵犯”界限而是“穿越”界限，因为“边界的一侧已经受到影响，因此每个受限制的术语都变得相反”。
[54]
因而，阈限的过渡、似是而非、临界等特征都可以应用到研究特定人物成长和描述特定空间的特征。在这项研究中，阈限一词不仅指个体发展的中间阶段，而且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成为一种空间隐喻。它可以被识别为连续迁移的空间，一个不断跨越可渗透边界的形成过程。在对自然景观的描述中，在地景与居住者互动关系中，尤其是在分析文本中流亡者这一特定人群时，这一概念都极大地拓宽了讨论的视角。
本项目聚焦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本，是一种溯源式的回看和探究，除了个体身份和其在空间中的实践与活动。最终的目的是要观察民族身份和国家空间的建构，从文本中再现的空间的归属感来找到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文化的痕迹。关于空间和民族身份的联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将这项研究推进到更深的角度。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近代历史努力重新绘制欧洲地图，试图明确界定国家边界，改变了人们感知空间环境的方式。 [55] 民族观念中固有的两个概念值得特别关注。首先，在民族主义思想的精神框架内，历史成为记录特定民族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压迫和抵抗。其次，一个民族要想建立自己的国家，除去其他因素外，一定需要一个可以称之为自己领土的地方——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民族的起源》（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一书中所假设的那样：这个地点不必是实际的位置；它可以是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记忆中的家园，或者一个理想的应许之地。 [56] 这两个因素经常混合在一起，意味着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和命运常常与对特定领土的拥有和控制联系在一起。加上前面分析的福柯、索亚和列斐伏尔等理论家所揭示的空间和位置的意义。这些理论能有效地帮助拓展研究视阈，土地、自然、地景等空间名词和概念将会频繁地重复出现在主体部分的文本分析之中，而其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实践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是最值得关注与探究的目标。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被填满或空置的地点还是由各种关系和变量构成的动态空间，传递的都是人类实践的信息。当代空间理论试图重新解读空间的自然或规范表征；此外，空间理论能够批判性地分析表征性实践是空间的渐进秩序或空间概念的生成方式，而不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简单描述。简言之，当代空间理论的意图是阐明或告知具象实践下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这些实践涉及空间、地点、景观、场所和其他相关概念。将现代空间理论应用到中世纪文本的分析，并不是一种时空错乱的安排，空间理论家充分考虑了空间哲学演变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个性特征和历时的影响。列斐伏尔就指出：“空间的产生已经达到概念和语言的层次，它对过去起着追溯作用，揭示了它迄今尚未被理解的方面和时刻。过去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因此过去成为现在的过程也呈现出另一个方面。” [57] 以上讨论的跨学科的理论基础：空间理论、生态批评和身份构建，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全新的分析中世纪文本的视角，透过这个视角来接近和解读“他者”的中世纪文化，是一种溯源，更是一种重建认知的过程，希望这项研究既能丰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空间理论应用的层次，也为现代社会空间认知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视角、精神资源和信仰启示。
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本项研究试图借由相关文本的细读，探究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特定社会如何思考空间，如何产生一定的空间组织，如何将自己定位于空间，如何表现空间，进而确定了以下层次的分析。首先，关注文本中再现的自然地形空间。虽然本书并非聚焦于考古或者地理学方面的讨论，但是通过文学文本这一媒介，力图还原和解析尽可能丰富的有关当时自然及社会空间方面的信息，包括一个群体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及其景观的显著特征，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如何占有、支配和改造一个物理空间。其次，分析会涉及空间的文化层次，即空间概念在不同传统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这方面的研究关注的是“构想”的空间，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学者从过去传统继承下来关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信息，他们在记载和传递时做出了结合自己社会状况的修改。分析中将采用历史的观点，追溯空间知识和空间概念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最后，空间作为一种精神的结构。这一层次的讨论赋予空间和地点以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情感的属性，并且包含一定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反映了个人或社会的空间想象力。这种感知是由一些基本的意象所塑造的，比如内/外、开/闭、高/低等，它们的对立和联系同时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一种空间的文化及其对应的特定的知识体系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亡不见，因为进步发展改变了现存的表现世界的模型，改变了对环境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但是，赋予空间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价值观会持久存在，并为空间想象注入意义。人类认知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历久不衰，并世代相传。
其实，以上三个层次在讨论中是相互渗透，不能完全割裂分开进行。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因此基于文本及历史资料的细读和研究主要为了观察这些作家在不同类型文本中发展出的空间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表征，由此可见，讨论的重点不可能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空间具体实践，而是根据文本的描述，集中在上述层次划分中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分析之间的结合点上。结合之处决定了两层空间如何交会渗透且相互影响。很难在这两个方面之间找到一个明确清晰的界限，因为它们有很多重叠之处。空间作为一种精神结构，处于第三层次的分析是通过符号和意象来体验的，当然，第二层次的分析是专注于空间文化的，也涉及概念和精神构造。这两个层次的分析涉及空间表征的不同方面，但它们的对象始终是人类心灵的创造。同样，象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与空间这一精神/心理结构有关，而且与空间文化有关，因为文化传统传承了属于想象领域的空间思想和概念。例如，列斐伏尔正确地指出，将宇宙描述为一系列同心球体的古老空间文化早已崩溃，而作为精神/心理结构的空间则保留了这些古老的价值，例如高低之间或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固有的对立含义。 [58]
同时需注意上一节研究方法的讨论除了突出空间表征的不同层次之外，还强调了空间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整项研究展开前必须明确一点：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创造了“专属的”空间。这些空间活动的痕迹存留在地景、建筑、手工艺品、地图、绘画等各处。文学文本当然是承载这种痕迹和进行存证的重要载体之一，本研究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日常活动和身份构建。因为政治、宗教和经济思维都反映在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识中，努力理解当时的空间的概念和表征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各类文本为例，以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和地点随时间和文化而变化的原始命题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提出一个初步的探索性方法，结合空间层次、空间实践以及空间表征等方法，旨在促进中世纪叙事的分析，解释所描绘的空间复杂性，以及整合和加快人文领域内对中世纪早期英格兰地区中的地点、场所和想象空间的探索，以此帮助现代读者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结构、地点及地景的特定含义。没有一本书可以就盎格鲁—撒克逊建设的许多空间和地方提供一个完整的指南，但本书的每一章将关注某一层次空间中居住者的空间实践，以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创造和建构这个空间。
在这种理论基础和研究目的的指导下，研究对象覆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创作的重点古英语文本和盎格鲁—拉丁语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场景、代表地景、文学景观和空间的立体结构。依托盎格鲁—撒克逊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以空间的不同层次：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精神信仰空间为经，以英雄史诗、抒情诗歌、圣徒传记、智慧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文本为纬，多层面分析各类文本所阐发的空间概念和重点地景，在研究中审视人物与不同空间的互动以探讨个人与自然、社会、上帝的关系。主体部分的四个章节将分别重点讨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织关系，心理空间反映出的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宗教信仰空间在这一时期反映出的对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以及群体、民族身份和典型地景之间的关系。除了对空间的不同层次进行分别阐释外，这四个章节的分类也是希望对每个种类的文本作一些集中介绍，包括主题特征、写作特点、人物塑造，但研究的重点始终是人物在空间中的活动和实践所表征出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讯息。
从四个章节的安排中可以看出，本项研究强调点面的结合，重要作品和次要作品、不同体裁之间全面、系统、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找出拉丁语和古英语文本在处理类似空间主题时呈现方式和文化隐喻方面的共性与不同。文本阐释法是最基础核心的方法。最大程度从一手资料出发，通过直接译介和细读文本，结合理论分析和当时历史背景，开掘各类文本空间叙事中传递出的文化内涵，并阐释现代空间理论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文学研究的潜在功能。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剖析具体地点和空间的多元层次：着眼于不同文本的空间表现，包含具体的地点和地景的描写，也拓展延伸至社会生产关系、个人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等层面。这些空间讨论不只是对文化的简单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第二，聚焦核心概念间的复杂关联：围绕空间坐标的排序，剖析空间叙事中看似对立却相互制衡且相互转变的空间概念，比如内/外，中心/边缘等，它们同时间概念中的永恒/短暂，过去/现在相互映衬，反映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我存在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第三，关注英雄、流放者、女性、圣徒等不同身份的个体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建构。同时关注重点地点如宴会大厅、修道院、野外荒野从不同角度证明群体生活举足轻重的功用：安定的社会维系着稳定的血缘关系、经济关系，也是确保个体身份和建立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第四，研究旨在进一步认识空间与个人及集体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关注和探究空间束缚的物质文化与集体认同之间存在的核心问题。
简而言之，本书讨论的重点始终是不同地点的空间意义，以及其丰富的文化经济社会内涵，这些信息依赖于不同空间中的居住者的活动。本研究还将观察边界概念、地理距离、中心和边缘的定义以及各种领土控制有关的空间问题。研究将特别关注具有象征意义的重点地景和地点，以及它们在塑造英国民族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1] Richard Game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ook in Britain ，Vol.1 c.400 -11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
[2] 已出版的现代英语版本的《贝奥武甫》目前已超100种，具体情况可参看Marijane Osborn，“Annotated List of Beowulf Translations”，in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 Renaissance Studies ，2014，https://acmrs.org/academic-programs/online-resources/beowulf-list。其中最为通用的版本是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2000年的诗体的译本，《诺顿英国文学选集》采用的是这一译本（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8th edition，2006，pp.29-99）。
[3] Elaine Treharne， Old and Middle English : c.890 -1400: An Anthology ，3rd edn.，Oxford:Blackwell，2009.
[4] 这三部有关艾尔德海姆作品的著作是：Aldhelm， Aldhelm ， the Prose Works ，trans.Michael Lapidge and Michael W Herren，Cambridge: D.S.Brewer，1979; Aldhelm， Aldhelm ， the Poetic Works ，trans.Michael Lapidge and James L Rosier，Cambridge:D.S.Brewer，1985;Aldhelm， Saint Aldhelm's Rid dles ，trans.A.M.Juste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5。
[5] Stanley B. Greenfield and Daniel G. Calder， A New Critical History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 ， with a Survey of the Anglo - Latin Background by Michael Lapidge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
[6] 参看Malcolm Godden and Michael Lapidge，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ld English Lit 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R.D.Fulk and Christopher M.Cain， A History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 ，Malden:Blackwell，2003。
[7] Phillip Pulsiano and Elaine M. Treharne，eds.， A Companion to Anglo - Saxon Literatur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
[8] Hugh Magenni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nglo - Saxo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9] Clare A. Lee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10] 参看Hugh Magenni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nglo - Saxon Literature ，pp.175-179。
[11] J.R.R.Tolkien， Beowulf : 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 ，Londo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36.
[12] Paul E.Szarmach ed.， Sources of Anglo - Saxon Culture ，Kalamazoo，MI: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86.
[13] Katherine O'Brien O'Keeffe ed.， Reading Old English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
[14] Jacquline Stodnick and Renee R.Trilling，eds.， A Handbook of Anglo - Saxon Studies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2，p.5.
[15] 《多伦多古英语研究系列丛书》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提供新版本的文本来满足古英语学者的研究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丛书的内容被拓宽，加入了有关文学中特定主题和文本研究的专著。虽然丛书的名称是古英语，但实际上近些年也囊括了拉丁语文本研究，比如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Katherine O'Brien O'Keeffe and Andy Orchard，eds.， Latin Learning and English Lore 。《多伦多盎格鲁—撒克逊系列丛书》集中在早期英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收录的有原创性的专著、论文集、一手文本的翻译及学术评论。
[16] 除了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出版的这三个系列的丛书，在盎格鲁—撒克逊研究领域需关注Boydell & Brewer出版公司出版的两个系列，一个有关文本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 Anglo Saxon Texts ），另一个集中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等各个方面研究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 Anglo - Saxon Studies ）。
[17] Bruce Mitchell and Fred C.Robinson， A Guide to Old English ，6th ed.，Introd.Shen Hong，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2;Beijing:Per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18] W.G.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1995.霍斯金斯的这本书在英国国内人文学科各个领域都引发了巨大反响，中译本已于2018年面世。参看 [英] W.G.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9] Della Hooke， Anglo - Saxon Settlements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88; The Land scape of Anglo - Saxon England ，Leicester: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1998.
[20] Clare A.Lees and Gillian R.Overing，eds.， A Place to Believe in : Locating Medieval Landscapes ，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 Laura L.Howes ed.， Place ， Space ， and Landscape in Medieval Narrative ，Knoxville，Tenn.: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2007.
[21] Nicholas Howe，“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Inherited，Invented，Imagined”，in John Howe and Michael Wolfe，eds.， Inventing Medieval Landscape : Sense of Place in Western Europ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2，p.93.
[22] Nicholas Howe，“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Inherited，Invented，Imagined”，in John Howe and Michael Wolfe，eds.， Inventing Medieval Landscape : Sense of Place in Western Europ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2，p.94.
[23] Nicholas Howe， Migration and Mythmaking in Anglo - Saxon Englan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5.
[24] Alf Siewers，“Landscapes of Conversion: Guthlac's Mound and Grendel's Mere as Expressions of Anglo-Saxon Nation-Building”， Viator ，Vol.34，January 2003，p.21.
[25] Fabienne L.Michelet， Creation ， Migration ， and Conquest : Imaginary Geography and Sense of Space in Old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9.
[26] Edward W.Soja， Postmodern Goegraphies :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Verso，1989，pp.124 -12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p.31-33.
[27]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83.
[28]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50.
[29]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33.
[30]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39.
[31]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12.
[32] Lukasz Stanek，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 Architecture ， Urban Research ，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 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p.81.
[33] 参看 Edward W.Soja， Thirdspace :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 - and - 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6。
[34]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39.
[35]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220.
[36]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23.
[37] 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Vol.16，No.1，Spring 1986，p.22.
[38] 《日常生活实践》（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的原文法语版本于1980年2月面世，英语译本四年后在美国出版，笔者参考的主要是英文版（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S.Rendal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本书中的相应译文引自中文版本。
[39] Tim Cresswell， Place :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8.
[40] Derek Gregory，“Space，”in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ed. Derek Gregory et al.，5th ed.，Malden，MA:Blackwell，2009，p.708.综合阅读本词典中有关“空间”的词条，可总结得出格雷戈里在当代空间理论方面的主要观点包括：“时间与空间的整合”、“时间与空间的共同生产”、“时空的无规律”和“时空的多孔渗透特征”，第708—709页。
[41]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3.
[42]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 gy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ix.
[43] Clarence J.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3.
[44] Lynn White 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Vol.155，No.3767，March 1967，pp.1203-1207.
[45] Lynn White 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Vol.155，No.3767，March 1967，p.1205.
[46] Paul H.Santmire， The Travail of Na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85，p.1.
[47] Paul H.Santmire， The Travail of Na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85，p.2.
[48] Paul H.Santmire， The Travail of Na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85，p.2.
[49] “Landscipe”一词最早出现在古英语诗歌《创世记B》中第375—376行：撒旦提到地狱时说道：“ic a ne geseah laðran landscape。”（“I never have seen a more hostile landscape”）Bosworth和Toller在其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词典》（ An Anglo - Saxon Dictionary ，Oxford:1898）中将其定义为“一片/块土地”（“a tract [or region] of land”p.619）。
[50] Mike Crang，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1998.
[51] Victor Turner，“Liminal to Liminoid，in Play，Flow，Ritual: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ymbology”，in From Ritual to Theatre :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PAJ Publications，1982，pp.22-60.
[52] Victor Turner，“Liminal to Liminoid，in Play，Flow，Ritual: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ymbology”，in From Ritual to Theatre :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1982，p.24.
[53] Charles Jencks， The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i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87.
[54] Elizabeth Grosz， Space ， Time and Perversion :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1995，p.131.
[5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edn.，London:Verso，1991，p.14.
[56] Anthony D.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Blackwell，1986，pp.28-29.
[57]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65.
[58] 参看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p.186-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