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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社会产物这一核心观点时，他指出这个论点的第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表明了在现代“（物理）自然空间正在消失” [1] 。然而，他认为“自然空间并没有完全从场景中消失”，它是“社会进程的起源” [2] 。他进一步声称：“作为源头和资源，自然困扰着我们。” [3] 现代人生活在熙熙攘攘的高度文明的世界里，总是渴望回归到自然去寻求和平与宁静，这是一种对历史回望和溯源的态度。不可否认，每种空间和每个地点的含义在历史长河发展中保留着一些超验的本质特征，但更多的是随着经验的发展变化，人们看待空间和地景的角度发生了改变。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空间特征，有必要将其置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尤其需注意中世纪是一个经历着广泛环境变化的时期：森林砍伐、土地流失、寺院秩序导致原始环境的转变，以及当时连绵战事的发生通常将曾经耕种的土地恢复为野生状态的逆向文明发展过程。不可否认，环境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中世纪耕种与荒地、社区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著名中世纪研究学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就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在中世纪，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以建造、耕种和居住的地方（城市、城堡、村庄）与处于野生状态的地点（海洋和森林、东方沙漠在西方存在的相似景观）表现出来，即在成群居住的人与独居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 [4]
景观的改变可以用来观察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的各种景观的呈现就体现出了当时的人类群体社会与自然间的复杂联系。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水平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很容易将许多实体定义为奇怪、可怕和陌生的。对他们来说，危险的自然世界被归类为“他者”，是人类世界的绝对外在的存在。现代人无法完全获知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周围自然的互动情况，但通过考古证据和历史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当时人们大体上的生活状态。在日耳曼民族的长途迁徙过程中，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下来之后，他们的四周都被各种各样的危险所包围。自然环境被认为是敌对和危险的：气候、植物和动物都被认为对个人和群体生存构成诸多威胁。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景观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本中被描述为残酷且不友好的。 [5]
各种类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都有涉及对自然的呈现与论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智慧文学这一文类。盎格鲁—撒克逊智慧文学包含箴言诗（gnomic poems）、谜语诗（riddles）、目录诗（catalogue poems）、诀术歌（charms）等丰富的种类，生动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各种自然生物以及自然现象。纵观这些风格迥异的诗歌，可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首先，这些文本表明，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自然事物和超自然事物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根据学者内维尔（Jennifer Neville）的说法，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自然“不是与超自然现象相对立的范畴”。
[6]
各种各样的野生物种，包括鹿、狼、海怪和人形怪物都生活在荒野中。这些神秘而怪诞的生物虽然为人们所畏惧，但在大自然中却各自占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地点。例如《箴言二》（
Maxims II
）这首智慧诗歌生动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然界的朴素认知及其对自然生物以及空间地点的初步概念，可以总结得出一个重要的空间主题即“万物在其位”（everything-in-its-place）。
诗歌在介绍龙和巨人时，一开始就把它们定位于一定特质的地点之中：“龙必须住在洞穴之中”（
Draca sceal on hlæwe
，第26行），“巨人必须独自一人住在沼地里”（
sceal on fenne gewunian
/
ana innan lande
，第42—43行）。
[7]
其次，自然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然现象是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发生的，正如《箴言一》 （
Maxims I
）所揭示的：“霜必冻结，火能融木，土地播种，冰能建桥。”（
Forst sceal freosan
，
fyr wudu meltan
，/
，
is brycgian
；第71—72行）学者拉灵顿（Larrington）认为当时古英语文本中体现出来中世纪早期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自然“是一种试金石，通过自然可以衡量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的箴言诗的真实性”
[8]
。由此可见，箴言诗中描述的世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时人们改造和认知自然的状况和水平。在谈到和自然相处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时，《箴言一》的诗人提到：人们必须遵守这个野蛮邻居的规则，如果社会要存在，自然和人类世界应该相互协商（第56—58行）。这些简短易懂的诗行生动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和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形之下，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古老智慧和实用的生存哲学。
正如上面提到的，自然空间的分配与特定的生物联系在一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本中的自然界表现为大片的荒野景观，这里的居民大都是令人恐惧的怪物。以下两大要素清晰地勾勒出荒野与可怕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个要素是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故事中都带有怪物的特征和元素。吉尔达斯（Gildas）在其历史著作《不列颠之毁灭》（
De Excidio Britanniae
）中写道：“（盎格鲁—撒克逊侵略者）是野蛮的野兽……他们就像从狭小的洞穴里钻出来的黑暗蠕虫军团。”
[9]
同一时期的很多历史文献也显现出类似的倾向：把盎格鲁—撒克逊部落与怪物联系起来。南尼厄斯（Nennius）在《英国历史和威尔士编年史》（
British History and The Welsh Annals
）中记载，不列顿人（Britons）
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家谱都与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
有关。在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英国帝王史》（
The Historia Regnum Britannie
）和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的《爱尔兰的历史和地形》（
The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Ireland
）这些历史文本中，
[10]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故事都联系到巨人的形象。学者指明：“起源故事是一种艺术手段，用于解释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或一个机构是如何形成的。”
[11]
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故事与怪物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些起源神话也反映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受困于畸形和混杂的文化焦虑，这一焦虑直观体现于下一要素中。
第二个要素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充斥着众多怪物角色。除了在古英语箴言诗和目录诗中偶尔提到巨人、龙和怪物，在《诺威尔抄本》（ Nowell Codex ）中的古英语文本和盎格鲁—拉丁语散文《怪兽奇观》（ Liber Monstrorum ）中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怪物形象。《诺威尔抄本》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重要的手稿，包含五个文本，分别是《圣·克里斯托弗生平》（ The Life of Saint Christopher ）、《东方神奇录》（ The Won ders of the East ）、《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的信》（ The Letter of Alexander to Aristotle ）、《贝奥武甫》和《朱迪斯》（ Judith ）的诗译。莱因（Stacy S.Klein）指出，仔细观察这五个文本，就会发现“它们都对怪物和他者的主题有着共同的兴趣” [12] 。因此，《诺威尔抄本》被学者视为“怪物法典”。对这些文本的详细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仅就这些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怪物元素作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
《东方神奇录》和《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的信》展示了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的奇妙经历，并描述了异域空间里出现的奇形怪状的生物。《东方神奇录》的作者描述了一些类似人类的怪物，它们的身体呈现出各种怪诞特征。例如，有的“长着骆驼的脚和野猪的牙齿” （ hi habba ð e olfenda fet and eoferes te ð，27）， [13] 有些有着“像鸟一样的长腿”（ longe sceancan swa fugelas ，17），还有些怪物“一个头上长着两个鼻子”（ tu neb on anum heafde ，11）或者“耳朵像扇子那样大” （ earan swa fann ，21）。这些非人类的特征将这些类人的生物彻底地与人类区分开来，尽管它们身上带有一些类似人类的特征，本质上仍被视作怪物。《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的信》也描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书中第18章讲述了亚历山大与两头蛇和三头蛇战斗的故事。 [14] 《圣·克里斯托弗生平》和《朱迪斯》这两个文本是圣徒传记，因而展示了相对较少的奇怪生物。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圣·克里斯托弗生平》和《朱迪斯》中，一些主要人物表现出许多危险和怪诞的特点。例如，诗人描述了朱迪斯是一位像精灵一样闪闪发光的女人（ ides ælfscinu ，14）。怪物在《贝奥武甫》这首重要的古英语史诗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点将在本章接下来的两部分中得到充分的论述。拉丁语散文《怪兽奇观》完整的标题是“Liber monstrorum de diversis generibus”，意思是“各种怪物的书”。从标题就可以直接读出，这篇散文集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怪物，其中大多数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或致命的。在序言中，作者提到自己的创作目的是被要求描述对人类来说最可怕的生物：
你已经问到有关秘密安排地球上的土地，以及各种各样的怪物是否出现于这些世界上隐藏的地方，它们在整个沙漠、各个海岛以及最远山脉的深处成长；你还特别要我回答世界上三个最令人类感到震撼和恐怖的地区，这样我就应该描述畸形人，可怕的数不清的野兽，以及最可怕的龙、蛇和毒蛇种族。 [15]
这篇散文的开篇就直接揭示了写作目的：文章是描写引起人类恐惧的各种怪物。正如上段引文所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描述畸形人、野兽和蛇。根据著名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奥查德（Andy Orchard）的研究，这篇文章总共给出了“120种怪物的目录” [16] 。学者内维尔注意到，这篇拉丁散文“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表现了对怪物以及世界奇妙多样性的兴趣，而且还关注了敌对和危险的力量，描绘了人类经常被它们包围和压制的状况” [17] 。这一观点清晰阐释了中世纪早期的人类世界被各种自然界的怪诞力量包围着和威胁着的历史现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作家痴迷于怪物的故事和生动刻画其形象。
上面的例子展示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作品存在着众多怪物的形象：大量怪物潜伏在文本图像的边缘，有时甚至会强行进入叙述中心，比如下文分析的《贝奥武甫》中的怪物葛婪代。对于中世纪的读者来说，这些怪物的形象，从龙到半人半兽的生物都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对自然和怪物既熟悉又排斥的态度，是由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因为特殊的移民社会的状况，充斥着外来入侵者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混杂性。
因此，了解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关系能帮助解读当时人们对空间和地点的理解，并且确认当时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位置。
简而言之，当时的自然界本质上对人类社会是有害的。此外，这些占据自然空间的野蛮对手是消极的存在，随时能侵入和破坏脆弱的人类社会文明。怪物往往位于人类已知世界的极端边缘处，因而它们划定了与人类规范之间的界限。需注意的是，消极的自然空间和存在其中的怪物对人类来说，不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们是重要的“他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自然是人类文明的近邻，怪兽和怪物特征在塑造人类主体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怪物故事对人类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怪物的研究成为探索个体和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环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世俗诗歌对自然界和生活在其中的各种生物有着不同程度的呈现，为了呈现自然空间的特征及其空间意义，研究将集中于当时自然空间中最重要的荒野地景，接下来的分析将聚焦最具代表性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阐释开放的荒野地景与相对封闭的大厅之间既对立又相互制衡影响的复杂关系，同时关注空间特征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互动关联，以进一步探讨文明世界和野生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