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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环境来看，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举措与其国家战略的绑定日趋深入。超级大国在与其全球盟友的贸易谈判中寻求自利行为，并巩固盟国协约之间的平衡点，借此通过持续的经贸摩擦和谈判对我国施压，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三股势力不断抬头，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安全风险。政局动荡态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可能会增强，这也将影响相关国家政策的持续性。极端民族主义或因贫富分化而抬头。中东地区的宗教冲突、欧洲及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美俄大国间的地缘博弈等也都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与长期以来的霸权既得利益体系之间形成局部的竞争甚至冲突关系，但双方仍然具有通过互相理解、互相协调与协同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空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已经与西方国家高度互嵌，产业间与产业内分工与生产网络广泛建立，双边和多边贸易活动与投资活动积极活跃，产业集群业已发展形成共生态势。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逆全球化风险相对可控。
在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国以贷款方式为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国际金融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主体多来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往往具有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入紧张、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等特点，较易受到经济增长波动、汇率波动，甚至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东道国资金利用专业能力不足、金融监管不力等因素，使得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等资本密集型合作项目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东道国的债务违约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多属于发展水平不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本身缺乏充裕资金，基础设施项目往往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建设周期长、融资需求大、经济收益慢等特征。另外，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开发，有可能遭遇因项目进展迟滞、投资周期过长而引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建设周期跨度越大，项目东道国出现政局动荡、宗教冲突、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投资项目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的机会增加。
有研究表明，就主要观测指标而言，东道国的人均GDP、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通货膨胀指数以及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反映沿线国家债务违约风险的最为重要的观测变量。研究发现，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也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不丹、摩尔多瓦等经济体的上述指标不够理想，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大。
首先，国际化人才供给不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通”理念将极大地提高跨境合作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改善民众生活。“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需要能源、交通、通信、对外汉语、非通用语种、国际金融、国际法律、知识产权交易、跨国经营管理和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国际化人才。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建设领域国际化人才的需求缺口巨大。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建设实践来看，不少企业和组织均遇到了国际化人才供给短缺的掣肘，科学人才、技术人才和项目人才难以满足需要。
其次，人才结构尚不合理。调查数据显示，逾八成中央企业认同影响和制约“走出去”的首要问题是高层次的国际化人才短缺。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四类高端国际化人才。第一类是通晓各项国际规则的专门人才。第二类是掌握国际化资本运作的人才。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而言，这类人才往往是稀缺资源。他们既要了解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规律，又要熟悉国际投资、融资、并购和交易。第三类是具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投资能力的人才，包括能源、交通、电力、航运、通信等领域在内，都需要一大批此类专门人才。第四类是拥有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的人才。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地缘性政治问题，政局动荡且宗教信仰差异大，这使得既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属地文化，又擅于跨文化沟通的国际化专门人才非常紧缺。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所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除此之外，在外语人才上，我们既缺少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的人才，对外汉语人才也比较欠缺。“一带一路”倡议令“汉语热”持续升温。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建辉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全球已有近70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汉语人才以及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剧增。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国际化人才分布较少的困境。中国作为全球排名第三的留学目的地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接收的重要增长极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各项事业的不断推进，来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从数据统计来看，我国国际留学生生源数量排前15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2/3，其中印度、泰国、印尼、老挝以及巴基斯坦的来华留学生数量增幅逾2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来华接受高等教育需求旺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基础质量尚未达到理想程度。
2020年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截至2021年9月初，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累计确诊病例逾2.25亿例，累计死亡病例逾460万例，
疫情严重国家实施持续性或周期性的边境封锁和禁止出行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1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面临复苏动力减弱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挑战，疫苗产能和分配也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在2021年9月的视频会议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旅游业出口收入减少了1.3万亿美元，比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还高出11倍，大约有1.2亿旅游业就业岗位面临风险，中小型企业受疫情冲击最大。
疫情给“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带来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疫情持续，会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疫情的全球蔓延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业等服务业造成重大冲击。由于旅游业是欧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优先发展产业甚至是支柱产业，因疫情防控而采取的关闭公共场所、限制入境以及关停旅游景点等措施使得多国旅游业和相关服务业遭受重创，导致宏观经济表现疲软和失业风险上升。为应对疫情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不利影响，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重新开放边境、提供专项补贴、进行税收减免、提供更多的贷款渠道以及强化培训和就业推荐等。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数据，业内专家和从业者普遍认为，预计到2024年，全球旅游业都难以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由于受到疫情防控的持续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旅游恢复进程或将领先于国际旅游，而休闲旅游恢复速度也将快于商务旅游。
从产业链合作和商贸经济往来的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倡议意向参与的潜在国家疫情暴发并持续蔓延，会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影响。尽管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及时高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疫情的传播和不利影响，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因此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依然对“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严峻挑战。例如，日本、韩国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主要往来国，中日和中韩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日韩两国排名首位的进口国，每年中国都要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数量庞大的中间商品。故而，从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看，日韩两国的疫情走势也必然会对中国相关产业和“一带一路”商贸经济形成一定冲击。
此外，欧洲疫情的大面积暴发和持续蔓延也会对中国的外需贸易造成缺口。简而言之，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一步升级，正严重冲击着中国与“一带一路”重要贸易伙伴的常态化经济合作。
[1] L.Zeng,“Conceptual Analysi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Road towards a Regiona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15, No.3, 2016.
[2] Y.U.Ning,“Cooperation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China To day , No.2,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