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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词作为一种说唱艺术，自宋元以来就在民间流行、传唱，明清以后，尤其受到江南大众的喜爱。从唱腔到题材，从情节推演到人物塑造，弹词无不显示出深厚的江南韵味。清代以来，弹词与北方的鼓书“划江而治”，是江浙一带的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闲娱乐。它已经融入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郑振铎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里，很好地概括了弹词在南方民众中的影响：“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征、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那些弹词作家们所创造的人物，已在民间留极大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了。”
相对于弹词演唱和弹词文学的繁荣、热闹，研究界对弹词书目的整理却相对冷落。胡士莹早在1956年《弹词宝卷书目》前言中就说：“弹词这种民间文艺之被注意，还不过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最早的弹词目录是郑振铎的《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发表于1927年《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共收弹词117种。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为弹词做目录。1935年，凌景埏在《东吴学报》三卷三期发表了一篇《弹词目录》，共收弹词181种。这是集合北京车王府所藏弹词、郑振铎“西谛目录”及他自己收集的弹词而成的一个弹词书目。胡士莹介绍说（这个书目）“比郑目多出六十余种，其中珍贵的罕见的抄本不少，这是凌目的特点。不过他仅仅把书名版本简单地记录下来，没有注明卷数册数，更没有把每一种弹词的内容作简略的说明，这是一个缺憾”
。几年内，又有吴夕林的《夕林所藏弹词目录》步武其后。这些弹词目录的出现，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胡士莹的《弹词宝卷书目》于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他说这个目录，自己收集近150种，“参校郑、孔、凌诸家所藏，整理成此目，都二百七十余种。虽搜罗未尽，但可以说是目下比较完备的一个弹词目录了。”
但这个书目也只是胡氏对自己所藏版本及前人成果的简单汇合，仅记录了弹词版本的印发刊刻地点、时间、册、卷及馆藏地。而且书目搜罗范围太窄，远远不及弹词流行的真实数目。随后，关德栋又对之修订补充为《胡氏编著弹词目订补》
，共录111种弹词版本，是“就个人闻见所及”对胡氏所订书目“部分稍作查对补充”，主要对弹词书目的版本、卷回、册数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基本没有新增加的弹词种类，且所记载弹词未著明馆藏地。谭正璧1981年出版《评弹叙录》
，共选录了200种弹词，主要是对弹词内容提要的叙述，文后附有该种弹词的版本、改编、来源及著者等信息。所选弹词主要依据胡氏目录，也参考关德栋之订补书目，基本没有新增书目。
周良1996出版的《弹词经眼录》共收录弹词125种，其中唱本弹词居多，一般不考订著者、出版年月等版本基本情况，与以前弹词目录比较，新增书目不多。主要根据是否曾经被弹词艺人演唱过将这125种分为正附两编，“正编收苏州弹词演出过的书目。……附编收拟弹词作品和在多种弹词目录中收过，但不属弹词体的作品，或其它说唱作品。”
此目录将弹词的版本、演唱及内容都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包括回目、演唱时的脚色分配、内容概括等，有的还附录有同一题材或同名的小说、戏曲、宝卷等种类的介绍，以便于研究者的比较。
由本人所编撰的这部《中国弹词书目知见综录》，是在搜罗了各地图书馆弹词藏书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参校以上书目，编辑而成。此目录收集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弹词，以清代为主。共收录弹词700多种，2000多个版本。综录中所记载的版本情况，凡是加按语的，绝大部分都是本人查阅的。还有一部分无法详知版本情况，或者遵循前贤书目，或者不加评论，留待后来补充。
弹词本子散落于全国各地，搜罗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现阶段只能做到一个相对的大致的整理，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本子。此次编辑整理，基本上以各大图书馆为主要检索对象，如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等。有些书目在前人的书目中已经提到，但由于年代变迁而流失；或有的馆藏是有目无书，就列在已佚书目中。此目录仅是就弹词现存情况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便于以后的弹词研究工作，更细致的版本比对校勘，由于时间、人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只好搁置了，留待以后有机会慢慢补充。
以上是目前弹词版本收录的基本情况，下面结合我在搜罗、整理弹词版本时的所见所得，谈谈刊本弹词的大致状况及特点。因为以清代弹词居多，就以之为例。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刊本弹词根据出版、发行方式不同，可分为手抄、雕版、石印。有清一代，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本子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乾隆以前的早期弹词，以抄本和刻本为主，就目前存目的弹词版本看，抄本多数是读者传阅时的产物，当然也有少量作者创作的底稿或者租书铺子抄写的弹词，这些弹词以定本为多，即便在传抄过程中有所差别，也是少数；雕版镌刻的弹词版本占刊本大多数，一般是书商去民间搜罗底本抄本或书场过录本，这些本子大多被书商请人重加修饰出版，仔细斟酌，往往很精致，面市后市场反应也很好，有的会成为后世出版的“定本”，被多家书坊翻刻、抄袭甚至改头换面，造成严重雷同化、“千部共出一套”的局面。
现存刊本弹词共有三种存在状态：第一种是定本，即不用修改内容直接出版。第二种是润色本，即需要润色辞藻方能出版。第三种是抽版、换版本，即需要对原底版进行抽、改、换，方能刊行。主要是因为一些旧版版籍漫漶，错讹百出或者从无刻本流传，书坊主必须重换书版或者新镌书版。这种出书方式，前期投入非常大，一般书商不为。除非是有利可图或者为某种外力所迫，比如遭遇政府文禁，清代弹词换版情况以后者居多。
下面先说定本（含手抄本）。定本就是指版本在流传了多年、经过多家书坊、书局的翻印，版式、内容无改变或变动甚微，多是在纸张印刷质量和版型上的变化。如《倭袍传》（又名《果报录》《荆襄快谈录》等）自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以来，有清一代的版本大约有五十余种，这么多的本子，其区别却仅仅是版式上的花样翻新，在文本内容上和叙事方式上很少改动的痕迹。后来石印技术广泛运用了，出版成本大大降低，书商们更是盯上了这种市场热销的大书。但由于读者非常熟悉，再版时就得制造点新鲜感，先是将此书改名《无憾编》，增加绣像为“全图100帧”，画图精美逾常。再就是精心分册，以“花、落、家、童、未、扫、鸟、鸣、山、客、犹、眠”名之，这样精心包装后，商家又在扉页画一古人题馆舍粉壁，以公告形式出之，即“精绘全图百帧重校石印告白”代序，称“……余今觅得真本，重加考订，且不惜重资聘精工方家寒碧庵主人一手绘画全图……其笔法之精工且可作画旁观也……”这样起到吸引读者眼球的作用。内容上有的出版商为了节省篇幅，也会将一些与内容关联不大的地方删改、修订。如第52回有一段张梦高（有的本子是张楚高）说书，描述当时书场先生讲《白蛇传》的情景，绍兴图书馆所藏《绣像倭袍传》[12卷100回，（清）海兰（蓝）涛撰，清道光四年甲申（1824）刻本，12册。醉香主人题写书名]非常简单：
（白）只见一座茶房上贴着“张楚高说唱南词”。（唱）多来书座看端的，但见厅中长凳层层布，桌上烹来好武夷，高抬却是先生坐。只见他，短短身材面对西，衣巾洁净原无俗，口上微微几缕须。坐次已经人满足，先生即把引开提。（引介）闹市谈今论古，静中明月清风，悲欢离合总相同，到底一场春梦。（唐诗）暖洋洋春景百花天，鸟对对双飞林木间。红现现桃花开已绽，绿沉沉杨柳倒堤边。风飘飘几点清明雨，咿哑哑轻摇扫墓船。烟飞飞村墅烧银帛，只听得娇滴滴声音哭叫天。惨凄凄泪湿鲛绡帕，夫阿你不该撇奴奴独自到黄泉。苦凄凄孤子把谁人靠？忧郁郁愁肠与那个言？忆茫茫欲再从人去；一心心撇不下旧家园。悲切切，心酸肠欲断；哭哀哀，跪在墓旁边。泪盈盈再敬三杯酒，急匆匆掩泪上留连，若要相逢在梦里边。
（白）昨日讲到白娘娘分娩之后已经离蓐，止不过血光未尽，净性调和。只防法海不肯干休，便来扰造，欲卜一课。抡来抡去总自模糊，算不准度。白娘把嫩手尖尖勒髩脚浪搔介两把，叹口气道，咳（唱）我是轻意荒疏把元妙抛，哪知道魔头万丈忽然高。幸而知觉尤还早，不至全然功绩消。那先生正把文书唱，只见来个商人气焰豪……（第五十二回）
当然也有些出版商为了显示自己这个本子的与众不同，有时又会原汁原味地保留说书先生的场上表演内容，诸如一些与内容无关却能活跃气氛的扦讲，从而使得整部书的在场性很强，非常生动有趣。如同样是这个张梦高说书，上海图书馆所藏《原本全图果报录全传》（12卷100回，佚名，清末民初香港书局石印本，12册。南京图书馆、宁波图书馆亦藏）就细腻、繁复得多：
（白）只见一座茶房上写“张梦高先生说唱《白蛇传》”，不免我们呷杯茶吓。（唱）齐来书坐看端的，厅中长凳层层布，桌上泡来好武夷，高台却是先生坐。只见他短短身才面对西，衣巾略静原无俗，口上微微几缕须。坐次已经人到足，轻弹弦子把白来提。（付书）闹市谈今论古，静中明月清风，悲欢离合总相同，到底一场春梦。（唱）唐书 暖漾漾春景百花天，鸟对对双飞在梅林间。红艳艳桃花齐开放，绿沉沉杨柳到溪边。细飘飘几点清明雨，伊哑哑轻摇扫墓船。烟雾雾乡村飘白纸，只听得娇滴滴声音哭叫天。惨凄凄泪湿鲛绡帕，听哭那，亲夫吓，你不该应撇奴奴独自到黄泉。哭啼啼三岁孩儿把着谁人靠？忧郁郁满腹愁肠与那个言？意悬悬再醮从人去，一心心撇不下旧家园。悲切切心酸肠欲断，哭哀哀跪到厝旁边。泪盈盈敬夫三杯酒，气匆匆掩泪尚留连。人若要相逢，且待再转念。一首闲文俱剪断，书归正传续前篇。
（白）昨日书中讲到白娘娘分娩之后，已经离蓐，止不过血光未净，静心调养。只虑法海不肯干休，再来缠扰。欲思暗卜一课。谁知抡来抡去，总属糊糊。列位朵，到底是血光未净，所以阴阳就勿准哉。（杂）住朵，先生俉个《白蛇传》是陈禹乾先生传授个。要记得文雅点好，无得像说《三侠剑》，能介拍手拍脚。唱末原照陈派唱，若换子句子，是吾里才要走完子介
。（付）白娘娘细细推详，好像目下就有大难到的光景。及至细想，又无边际。（拨弦介）拿个只绝嫩个笋尖个手拉胡琴，边浪搔子介两搔。（杂）好朵个手法，末是陈大个嫡传？（付）叹一口气说，谈唱我是轻意荒疏把玄妙抛，那知道，魔头万丈忽然高。幸而知觉又还早，不至全然功绩消。但愿得去垢归山修白璧，儿交姑母代劬劳。许门香火堪承继，撇却酬恩念一条。张梦高正把书来唱……（第五十二回）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白蛇传》的石印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前后义妖传》《绘图白蛇传后集》等，不仅印制精美，而且在绘图设计、人物绣像绘制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甚至在开本上也用了“大字足本”或者小型巾箱本，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关于《白蛇传》的版本雅化，敬请参阅拙作《弹词〈白蛇传〉的经典化历程》，此处不赘。
对于那些由文人创作的弹词，书坊主是很欢迎的。因为其语言书面化、内容文学性都与刊本要求接近甚至相同，而且其中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比较适合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读者的口味。对此类书稿，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搜罗，得之如获至宝，马上出版，几乎不用改动。如潇湘馆主人介绍他刊印《花月梦》的缘起及其内容：
某生平惟书是癖，涉猎书丛有年矣。搜罗弹词善本，久难其选。今夏偶得香雪山人所辑《花月梦》一集，回环雒诵，诚情文兼致之笔。查阅缘起，系乾隆丙午至庚戌，历五稔而著成者。其中关目虽不外乎悲欢离合及忠孝节义，而匠心独运，生面别开……注意炼词铺句，迥异时流之作……即以之鼓吹升平，歌之咏之，亦墨士骚人消闲之一助也。亟付剞劂，公诸同好。
文人的弹词作品很少有修改再版本，即便像《廿一史弹词词注》这样的作品，虽然经过注者张三异一家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使作品得以一版再版，但后人所作的也仅仅是校雠版本的错讹、漫漶之处，对于作品本身不敢有丝毫改动，这在张三异的曾孙张任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所作的再版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昔杨先生作廿一史弹词……先曾大父读明史复取三百年事迹作弹词补，不胫而走，天下与升庵并传已历年所矣。行之久而版讹……刷印繁多，字迹朦糊……因不惮病躯，竭绵力，载越寒暑鸠工而覆刊之……”
再如《再生缘》，现存最早的本子是侯香叶序，道光元年（1821）宝宁堂刻本，这个本子至民国年间，大约有抄本、木刻、石印等二十多个版本（版次肯定很多，但已经无法计算了），刊印的书坊、书局遍布北京、南京、扬州、上海等出版中心。这么多版本均以侯序为定本，出版商们几乎是在原封不动地对作品进行翻版。
抄本，在清代刊本弹词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抄本的主体一般分为作者、传阅者、经营者。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是边创作边分享，如《再生缘》，就是一书未完，“浙江一省尽相传”了。很多情况是书完成后，读者传抄。这样的抄写阅读往往容易出现一些笔误或情节的删改等。如《天雨花》，“别本在清河张氏嫂、莒城张氏嫂、同里蒋氏姊、高氏姊、管氏妹，并多传钞讹脱”（《天雨花·序言》）。为了保持作品的原面目，作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自留底本，嘱咐家人“身后孰将此本丁宁太夫人寄往清河”（《天雨花·序言》）。即便如此，《天雨花》还是出现了高阳齐氏抄本《天雨花》第二十六回结尾文字与现行三十回本《天雨花》不同的情况。
抄本弹词也有出自赁书铺的。如天津图书馆所藏20卷抄本《黄绫帕》，封面就有“光绪十六年五月宝祥斋立”字样，似乎是抄写日期。抄写者是一女性，卷一开卷即云：“针绣闲时夏日长，抄成古传解人愁……一部双朱龙帕记，悲欢合（离）别百年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所藏抄本《鸾凤图》的抄录人亦为女子，封面题“延陵东记抄”。卷一有“唱诗家家有，未曾生脚走。借去不来还，代代做黄牛”；卷二“字迹虽然不算精，故而藏亢在闺中”；卷四“并非小气来得罪，油污损碎实心疼。虽然不值多少钱，心机工夫值千金”，这两部书似乎都是书铺收购的传抄作品，除了流通方式之外，更多的是向我们展示早期弹词阅读人群对弹词的消费态度，她们是何等的珍爱、享受这份阅读的快乐。
再说文人润色本。
这主要是指书坊主对艺人唱本、民间抄本等的整理出版。它们大部分是初版书，来源多数是流传民间的旧抄本或书场底本、家藏秘本。这些书一般都流传未广，从未刊刻过。书坊主为了扩大书目种类，抢占市场，总是“不惜重价以购之”（《玉连环·序》）。书商出于赢利目的，他们在整理这些旧抄本、底本时，一般都要对其进行删改、增补。当然，对这些初版新书目，书坊主总是不忘对其进行广告宣传，他们往往在封面上标明“新刻真本”“新刊秘本”等字样，有的甚至郑重声明版权所有，不得翻刻。如乾隆五十年（1785）瑞云阁所刊《新刻时调真本唱口九丝绦全传》，就在卷首注云：“此书向无刻本，惟以伪面假名射利货卖。本堂特请名人编成真本，情词宛转，调韵回别，赏心阅目，便览奇观，认明三秀堂刻本，庶无错讹。”除了封面上的广告，他们一般还要在序里说明刊刻缘由、发现稿件的经过等。初版书的序通常由书坊主自己写，或请人以朋友身份代笔，以增加可信度。如《玉蟾蜍》序云：“……旷观海上石印既出，雷厉风行，大抵皆如野乘稗官、淫词小说……千古雷同，尽是寻常之蹊径。曾忆余友有家藏旧本《玉蝉奇缘》……久欲启韫匮之藏，传诸于世，惜友人靳密为怀，是为怂恿再三，爰承首肯。”
这就无形中抬高了此书的身价，使读者一看封面、序言就激起买书的欲望。
关于修改再版的原因或过程，书坊主人一般会在序言中加以说明。如光绪三年（1877）黄子贞撰，算厘山人重校，重镌的《新刻绣像双珠球全传》（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有藏），有序云：“《双珠球》传奇一书，弹唱久矣……云间方茂才元音先得我心，于俗本略为改正……山阴黄子贞松筠著作，毗陵青霄居鹏程校阅。”这些润色本一旦被推出，一般都会在市场上反映良好，所以也就很快被重版，或者之后被其他出版商借来刊印。如这部《双珠球》，在被润色之前，目前只见到一个光绪二年观志阁出版的本子，内封面又题《新刻真本唱口双珠球全传》。自黄子贞重修、算厘山人重校后，翻刻、重版者竟然有16个版本之多！
可见润色本是何等的受欢迎。
当然，这些修改润色之人也不是泛泛之辈。从一些弹词的前（序）言材料中我们了解到，清代有一些读书人既自己做书商，经常搜罗一些民间的弹词旧本，细加甄别，重新雕版，同时也为别的书商所聘，“修饰莱词”。如废闲主人马永清（马福清），本人开着一个“废闲堂”书坊，在同治十一年（1872）重刻《十五贯》，序云：“《十五贯》一书，原系山阳实迹。每阅坊本舛谬固多，予戊寅春游于吴门，偶得真本并熊家族谱，细查原版古本，竟不符矣……（己卯夏）重为另换关目，再加修饰……同治六年丁卯榴月鸳湖逸史书于红雨山庄之邀月楼畔，废闲堂识。”这里的“鸳湖逸史”与“废闲主人”实际是一人，即马永清（马福清）。其人曾云“予自束发以来即好南词……忆自少而及壮，随家君历游楚、蜀、豫、粤任所，未遂所怀。年来家运坎坷……”（《福寿大红袍》道光十一年废闲主人自序）
书坊主或者润色者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爱好志趣投射到弹词中，修改后的文本不但文辞雅顺，主题鲜明，而且形象丰满，情节逻辑很清晰，甚至成为经典，后来者一版再版，几乎不曾更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各大图书馆所藏的这些版本，尽管年代不同，版式有别，有的故意将目录颠倒、绣像增删以求有别，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与他们最早的润色本基本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文人修订本在经典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弹词版本很多，但雷同化严重的弊端。
书坊主对刊本弹词修改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旧本弹词因年代久远，版籍漫漶，书坊主不得已而换板，重镌新本。或者因为一些外力因素被迫抽板、换板。书商更新版本，做的最多的工作往往是文字的润色。他们一般是请文人润饰、整理，像苏州环秀阁坊主竹窗主人对《风筝误》的修改、再版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序言中说：
风筝误坊刻甚夥，其摹绘情节，不惟句语不丽，亦抑粗俗荒谬。今春有故友来，示余一善本……余爱之，遂录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润色，窃欲梓行，以公诸同好……重镌新本，俾天下之弹唱者，亦将弃荒诞而宗雅丽者矣。
这样的版本从序言上看，似乎大动筋骨，其实修改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不过是将其年久日深、墨迹模糊、虫蠹咬蚀之处补全而已。序言所云“重镌新本”之类大多是书坊主招徕生意的幌子而已。
清嘉庆之后的书坊主在整理再版旧书时多对原著进行增删，有的硬是将本来风花雪月的言情故事改造成了宣扬忠孝节义的教科书，如双桂主人对《玉蜻蜓》的修改。《节义缘》实际就是《玉蜻蜓》。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本来《玉蜻蜓》是写秀才申贵升与尼姑志贞的男女私情及他们的儿子寻亲故事的，原唱本以淫乱之事戒淫乱之心，颇有“贼喊捉贼”的嫌疑，品位并不怎么高级。经过双桂主人的一番修饰，“志贞一心守志，念切丝桐，申夫人百计搜求，情深鸾凤。王静安竭力抚孤，诚心事主……”这样原来比较香艳、凄婉，且人情味较浓的《玉蜻蜓》就变成了“一集之中，忠孝节义，无不兼全”的《节义缘》。
抽换新版，没有就换成“重镌新本”。类似的例子还有嘉庆十四（1809）年顾光祖对将陈调《义妖传》的修订。顾光祖立意要把白娘子树立成妇德模范，来“箴规凶悍”的妇人。其在《义妖传序》中云：“低唱缓歌，尽是现前设法。……蛇形畜类，尚有多情敬夫如天；何况人生化教之下，反失伦常，能不自愧！藉此箴规凶悍，得以回心；庶几风化挽回，有益于世也。”
“《义妖传》中突出了白娘子温柔多情的性格，把她塑造成一个遵守‘封建纲常’的模范；同时，作者还想从反面对男子好色进行警告，同样也是利用了白蛇的传说。这样，白蛇既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妇女榜样，又是女色祸水的反面教材。”
当然，能够让书商主动换版的原因更多来自地方政府的“毁版”运动。众所周知，清代的文禁是非常严厉、频繁的。自顺治以降，文字狱迭兴，各种意在禁毁的圣谕更是不绝如缕。统治者“犹恐小说淫词，煽惑愚民，蛊诱士子”
，几乎每一位皇帝登基后都要将前任的禁毁饬令重申一遍，因为小说唱本“所关于风俗者非细”
。除颁布禁令外，还要设局销毁书版，查封书肆，永绝后患。这样的活动在嘉庆、道光、同治三朝尤其频繁，多次在地方开展禁书、毁版活动。几乎每一次查禁都要“将书版全行收毁，不准再行编造刊印”
。在这方面，江苏地方官员的“政绩”最为显著。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同治七年（1869）查禁的淫词小说书目中，就有一多半是弹词唱本。为了迎合时局的文禁，书商们自发提出了删改淫词小说的倡议：
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板片，仍可通行。……抽换淫书一法，洵足以济毁禁之穷，标著作之准，宜约集同人，筹款设局，汇集各种小说，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貌，易其肺肝……荡瑕涤垢之余即训俗型方之选，此世道人心千秋大局，固非寻常操选家区区小补者比也……而换其足资惩劝者，于意义则术等点金，于本书则功同完璧，刊板之费无几，而于世教实大有裨益……
这个建议非常符合书商的利益。只要打着改编的大旗，就能谋求更大的利益，同时又能搪塞政府的搜查，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改编、改造旧本弹词的热潮。书商们积极整理、改编前代流传下来的民间唱本，许多再版旧本的序言都有一番忠孝节义的议论，声明这部弹词是经过删改过的，已经没有了“诲淫诲盗”的瑕疵，而增添了“教忠教孝”的关节，大大有益于风俗人心。“读者听者毋徒赏其结撰之工，须当谅其分辨忠佞而明贤否之心。”
（《绣像百鸟图全传·序》，道光己酉问梅居士题）甚至标榜此书“不必以传奇观之，直可奉为劝惩之书，寓目深省可耳！”
（《新刻天宝图·序》，道光庚寅随安散人识）
道光年间石印技术传入中国，手抄、木刻、石印并行，清政府的文禁也比以前松弛了，书商们可以放开来大量的翻印以前的弹词，而不必再去“修饰莱词”，增删情节。出版商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自然尽可能节省成本。于是他们大量翻印以前的本子，而很少再像刻本时代的书坊主那样下大力气花钱雇人整理文本了，就是绣像、插图也是能省就省了。那些最早出现的经过修改、整理后的本子往往就成为后来各大书坊竞相刊刻、翻印的定本，而一些质量比较差的本子就逐渐被淘汰了，后来的版本相继翻印，也就等于出在一个模子，没有什么区别。
光绪二十年之后，坊间更是量贩式印刷弹词文本。这时各书局大量使用原来的版式，有的几个书局使用同一书坊藏版，印出来的弹词文本，不但与原来的木刻、手抄本内容相同，而且几个书局出的版本不同的同种弹词，除了版式上略有差别（通常是绣像、插图数量上的差别），基本内容变化不大。如《凤凰山》《安邦志》《定国志》《倭袍传》《再生缘》等弹词名著，每一种几乎都有三四十个版本。但仔细比较起来，其版式基本没有多大区别，文本内容更很少改进、修改的痕迹。这个时期的弹词版本虽然看似五花八门，书坊众多，数量激增，实则大部分都是重复、复制品。他们的存在，更大的意义是表明了弹词的历史存在状态。
像这样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书坊甚至抄写者都在不厌其烦地用着同一个本子的现象，其实是通俗文学出版行业的一个最普遍的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市场。也即广大的读者大众还没有足够的版本意识和要求，甚至还保留着书场时代的保守心理，认为弹词文本跟过去曾经阅读过的一致才是最可信任的，些微的改动都可能被认为是“瞎改”“乱编”。读者的这种保守心理恰恰暗合了书商们投机牟利的商业动机。供需双方都没有改善版本的积极要求，弹词的出版也就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综上，清代刊本弹词所表现出来的版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完全是市场消费环境引导的结果。大量刊本弹词的存在，赢得广大士子、佳人的青睐，为弹词这种俗文学说唱走入书斋、闺阁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开拓、发掘了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并且无意中培养、引导了读者对弹词文学的阅读兴趣，启发文人特别是闺阁文人进行弹词文学创作。许多闺阁女子因阅读激起了写作兴趣，如陈端生、邱心如、李桂玉，她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得益于少年时家族刊本弹词的沙龙式阅读氛围。可以说，阅读刊本弹词是清代文人尤其是闺阁女作家创作弹词的一个主要诱因，是弹词创作由书场走向书斋的一个必要中介。刊本弹词的普及，实际上是在将弹词从口头文学逐渐向案头文学推进。长远看来，清代刊本弹词在文学史上的存在意义，最大莫过于此了。
本文原刊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