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唱文艺是一种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样式，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清末民初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我国学者开始重视俗文学，把过去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等奉为文学正宗，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实际上并不彻底。受强大的雅文学传统的影响，人们关注的还是那些比较接近雅文学的俗文学作品，即一些已经经典化了的戏曲、小说作品。对于真正最通俗的民间说唱文艺，仍然不够重视，投入的学术力量严重不足。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前辈学者在说唱文艺文献的寻访与发现、资料的钩稽与考辨、目录与索引的编制、作品的校勘与整理，以及说唱文艺文献的研究等方面，筚路蓝缕，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为后来的说唱文艺研究打下了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对说唱文艺高度重视，一些文化工作者及曲艺研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说唱文艺的渊源流变、体制类别、题材内容、说唱形态、重要艺人与刊印流传等皆有较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说唱文艺研究再次焕发新的生机。一方面，大型说唱文艺志书的纂修，说唱文献的叙录编目，说唱文献研究资料的钩稽汇考，大型说唱文献的汇集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说唱文艺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说唱文艺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四处开花，成果迭出。

可以说，说唱文艺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的开创，到50—70年代的推进，再到80年代以来的全面拓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为今天的说唱文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整体来看，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与小说、戏曲等领域的研究相比，明显薄弱、滞后，在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存在不少有待继续拓展、深化的研究空间。

首先，说唱文艺的文献家底还没有摸清。目前，除了敦煌变文、诸宫调、子弟书、宝卷的文献调查、整理相对全面外，其他各类说唱文艺文本究竟有多少数量存世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次，说唱文艺文献的整理，还存在诸多不足或缺欠。就已知的说唱文艺文本来说，目前被整理出版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便是已整理、出版的一些说唱文本，由于整理者作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

再次，有关说唱文艺的作者、表演者、说唱体制、表演与接受、流传地域、版本、序跋、评点、考论等研究资料的发掘、辑录与整理，也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1）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缺乏整体性，目前只有宝卷、弹词、子弟书、评话等研究资料的分类整理较有进展；（2）一些载录于史传、小说、戏曲、笔记、诗文别集、方志、宗教典籍以及近现代报纸杂志中的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缺乏必要的、系统的钩稽与整理；（3）古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近现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明显不足；（4）汉民族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少数民族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很简略；（5）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多局限于国内，而海外汉文文献中保存的说唱文艺研究资料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

有鉴于此，目前亟须在全面钩稽、分类整理说唱文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一部涉及各曲种、多民族、跨时段、海内外的大型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汇编，并进而建立一个文献资料数据库，以期为说唱文艺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最后，就说唱文艺的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成果的体量比较有限，质量也不太高。

目前只有弹词、宝卷、子弟书、鼓词、评话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学术空白点较多，甚至一些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如说唱文艺的文体流变，说唱文艺的表演形态、地域分布、接受与传播，不同种类说唱文艺之间的互涉关联，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诗文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至于说唱文艺的学术史、批评史研究等则付之阙如。另外，说唱文艺的跨学科研究，也甚少有人问津。

说唱文艺研究之所以会存在上述这些薄弱环节或学术空白点，除了与不少学者在文学观念上鄙视说唱文艺有关外，实际上也与说唱文艺的研究视角的逼仄与研究方法的局限等有较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说唱文艺的研究还多拘囿于说唱文艺本身，即便是说唱文艺本体研究，也还需要加强对各类说唱文体的渊源流变、表演情况、艺术特征、流行地域、社会影响等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至于不同种类说唱文艺之间的互涉关联等，也应纳入研究视野。

不仅如此，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其他文学样式往往也存在较密切的交叉、互动关系。所以，20世纪前中期，蒋瑞藻、钱静方、顾颉刚、郑振铎、孙楷第、阿英、叶德均、傅惜华、赵景深、谭正璧等在从事说唱文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时，大都持有一种俗文学的整体观，注意将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放在俗文学的生态场域中进行关联性考察与研究。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学术开端，后来并未得到自觉的承续和发展，说唱文艺与小说、戏曲等常常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进行各自为政的研究，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因而研究说唱文艺也就难以确切、深入地揭示其生存、发展与演化的动因与规律等。

就说唱文艺的研究角度而言，以往研究者一般多局限于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评价说唱文艺。实际上，说唱文艺的价值远不限于文学。说唱文艺对古代民间社会政治、历史、道德、商业、法律、宗教、信仰、医药、游艺等方面的生动反映，使其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价值。对于说唱文艺，除了从文学角度研究外，有必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掘说唱文艺的存在价值。

至于说唱文艺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也存在认识错位与评价失当的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说唱文艺的学者，习惯于以文人作家书面创作的眼光去看待说唱文艺，评价故事编创时喜欢强调新颖性、独创性，评价情节结构时赞赏不落俗套、另辟蹊径，品评人物形象则推重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与个性化等，这样的认识、评价，其实多少有点郢书燕说，不得要领。因为说唱文艺依托的是民间口头传统，主要是为聆听而编创的。为了强化书场的讲唱与接受效果，同时也为了方便说唱伎艺的习得与承传，说唱文艺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喜欢走类型化、特征化、传奇化的路子，情节建构则多半是套路化、直线性、缀段式的，叙事写景则频繁地使用程式化的诗词赋赞、韵文套语。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研究和评价说唱文艺时，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评价作家文学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而应该充分考虑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异，革新民间说唱文艺的评判标准与研究方法，在梳理、总结本土说唱理论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西方的口头诗学理论，重建一套基于民间说唱艺术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话语体系。

除以上所言外，说唱文艺研究也有必要将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下有不少说唱文艺如弹词、宝卷、评书、评话、大鼓、快书、坠子等，秉承着丰富的传统说唱基因，继续存活于民间，并且还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对象，所以对之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亲身体会某一说唱文艺体裁的表演特点与艺术魅力，而且通过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以“流”反溯其“源”，也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认识该种说唱文艺的渊源与流变。

总之，今后的说唱文艺研究，亟须在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各种说唱文艺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拓新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理论方法。一方面既要立足于说唱文艺本身，研究其作者、表演者、成书、版本、文体特征、说唱形态、渊源流变、地域分布以及不同门类的说唱文艺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另一方面也要将说唱文艺与戏曲、小说乃至诗文等文学样式贯通起来，将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开展跨文本、跨文体乃至跨学科的交叉、融通与互补研究，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拓展、深化说唱文艺的研究空间，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去研究、揭示说唱文艺的价值与意义。

基于上述对于说唱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度由我牵头联络国内有志于从事民间说唱文艺研究的学者，以“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题，一起合作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幸获得了立项资助。该课题旨在对先秦以至民国时期各种说唱文艺研究资料（不包括具体的说唱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辑录与整理，对历代说唱文艺文献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考论，对历代说唱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历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数据库”。

课题组经过三年多的调查研究，现已取得较为可观的成绩，于是商定以“中国说唱文艺研究丛书”之名，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海内外中国说唱文艺研究者、从业者、爱好者等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能对中国民间说唱文艺的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与说唱文艺的学科建设等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纪德君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