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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对我国社会逐渐向都市社会迈进时期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城市治理应该成为人民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支撑，成为美好生活世界展开的地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城市治理都是在经济社会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开展的城市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治理目标。在宏观背景上，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物质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物质大发展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在这样的特征和要求下，城市治理的主要目的依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目标，无论是重工业空间战略及其配套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还是商品经济、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和空间重组，都体现了当时的历史重任——物质大生产，城市的多样性与综合性被忽视了，城市经济效率成为城市治理追求的目标，而城市生活并不是城市治理的归属。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市文明成为社会主导文明，影响城市美好生活的诸多问题，比如户籍、公平、住房、家庭、生态环境、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城市文化等都未能有效地得到关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以不影响或者促进物质生成为第一要务。
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已经产生了变化，社会矛盾运动的动力不再是物质大发展的诉求（当然也很重要），而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市社会的发展质量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这一矛盾的转换正是在我国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美好生活与城市呈现出一种复杂性的相关关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又重新召开，弥补了只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而没有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缺陷，“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 [31] 。突出了新时代中央政府对城市治理的重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 [32] 。城市治理不再是附属性的，而是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与传统农村相比，城市已经开始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城市也理应是美好生活的场域，他们的美好生活不仅仅关涉物质生产，更关涉城市空间本身的公平化、日常化，关涉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城市权利的均衡等问题。因而，新时代城市治理关注的是物质生产丰富基础上的，具有综合性的美好生活的推进，城市是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地方。
在这种转型的背景下，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当前城市社会出现许多新的特征：高度陌生化、高度信息化、高度流动化、高度复合化以及高度非均衡化，从而也会引发不同于传统城市中的新的矛盾。因而新时代的城市治理，首先需要对城市、社会、生活等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如何理解城市的作用、城市之于整个社会美好与正义生活的重要性。当然也要进一步反思长期以来发展的局限与弊端，针对城市病积极创新城市治理体制，在城市与生活深度融合的基础之上，推进有序、规范、优化、正义的城市治理：城市应该是开放的，能够容纳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城市应该是生态的，是宜居的城市；城市应该是公共性的，而不是构成性中心的剥夺；城市更应该是人文的，是蕴藏意义、价值和情感的地方。
习近平在多次会议和考察中明确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这一核心思想。早在《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2014—2020）》中，就提出要推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使人民与市民合二为一。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谈到城市工作时指出“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3] ，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城市这一要点。无论是外来的人口，还是城市中未被市民化的群体，抑或是城市中的原住居民，他们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城市转型发展的浪潮中，都需要积极地促成他们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要鼓励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使城市成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这一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推动的整体社会转型直接相关。当我国主要人口生活在农村时，党和国家把“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民、农村、农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处并不意味着城市工作不重要，只是相对于整个国情而言）。而随着我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人们开始越来越集中至城市，他们建设城市、分享城市，追求更为美好的城市生活时，城市也成为了他们主要居住的生活空间。大部分人在城市中出生成长、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结婚生子、终老归山，正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但是市民化、户籍制度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城市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接纳多样化国民生活于其中。城市化的本质也应该凸显市民化，也就是既能为新入住者提供城市性的公共服务，也可以为未享受到城市发展成果的老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城市问题较之于传统认知而言，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综合性、独立性特征，城市社会的美好发展与正义诉求俨然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重中之重。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 [34] 城市发展具有人民性的内在要求，城市发展惠及的不仅仅是先来后到问题，更是共同富裕问题，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既已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也是人民城市的共富原则。
“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35] 在2015年12月20—22日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改革发展的要求也不同于以往。正如上文所言，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治理是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落后的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发展压力下，城市治理主要为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城市社会性、多元化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附属性的，因为经济、物质生产是第一要务，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建设常常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为中心，人民的生活品质、精神文化需求则居于次要位置，而物质的生产则是主要的。随着我国物质生产的丰富，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慢慢成为城市治理的中心要义。城市的人性、生活性而不是物质性、生产性变得更为突出，人们的需要变成了物质发展之上的更为多样化、高品质的需要，新时代是人们希望过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以人和生活为中心的治理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这种转变也正是对城市过度经济化而造成的“城市病”的一种应对策略。对此，中央明确“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强化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落实惠民和便民措施，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切实解决社会各界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努力消除各种‘城市病’” [36] 。资本推动的城市空间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由于粗放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发展代价，牺牲了城市之于人民生活空间的意义，城市成为推动生产、利润不断积累的工具，这也是人民城市力图要超越的。因此，城市治理的人民性，实质上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城市中寻求更好的生活，应该尊重他们的理想，保证他们的权利，促成美好生活的实现。
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由之前的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转变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规模、数量都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压力下，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形成了一种发展错觉，即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GDP的增长，城市化以摊大饼，粗放式、外延性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过度依赖经济增长，以GDP论英雄，常常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并且这种代价的严重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包含在发展应该考虑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成本中。城市单向度地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又恶化了自身的发展条件。先发展后治理，或者只发展不治理的传统理念，使得发展、生态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不仅发展得不偿失，而且城市生活因其集中性受到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更为严重，人们城市生活质量难以提高和保证。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一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对我国居民生活空间极富前瞻性的考量。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居民生活空间主要是农村和城市两种形态，而且呈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型，农村社会具有乡土性和田园性，城市社会则具有经济性和文娱性。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迫于发展的压力，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经济性和文娱性，而没有在文明发展前进的过程中继承生态建设这一重要理念，使我们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一种生活品质的提升。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到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37] ，最为集中地阐释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思想。习近平指出“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38] 。从习总书记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把握城市建设中所蕴含的三层生态含义，即生态城市建设首先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39]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城市发展要顺应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否则就会破坏人类城市生活的生态前提。其次，绿色、生态、有机是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要“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探索城市发展规律，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现有的生态环境资源，过度粗放过剩发展，而毁坏今后的发展基础，“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40] 最后，建设生态城市，绿色有机发展最终是要建立宜居城市，满足人们居住的美好需求。在城市中，无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促进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都是以人为本，建设美丽生态城市，为人们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美丽的自然风光，提高城市的宜居性，提升生活品质。因而，生态城市建设逐渐从被忽视的对待到从生产的角度对待，最终转变成更为理性全面地从生活本身的角度对待，这样才能实现城市治理的生态自觉。
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讲话和考察中，不断明确了城市具有公共性这一指导思想，这种公共性是基于对城市内外每一个体生活之重要的原则性确认。在国家有关国土空间、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性设计与规划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明确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功能定位” [41] 。城市发展不是封闭式、地方性的、吸纳式的自我增长，而要体现区域空间的协调合作服务作用。从大的区域空间来看，城市的产业、资源、要素等既具有聚集性也具有辐射性，城市与区域发展“要坚持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宜居宜业，形成‘一主、五辅、多节点’的城乡空间布局” [42] 。提升城市服务乡村的力度，防止出现“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的无奈局面，提升城市之于农村的公共性作用。同时，也要“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43] 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加强协作交流，实现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惠及不同城市、乡村区域内的人民。
城市公共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自身范围之内具有公共性。大量的人口聚集到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每个人都践行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推行极端个人利益至上，压缩公共利益和服务空间，必将导致有限空间范围内矛盾的聚集、爆发，使整个城市生活陷入内在的分裂之中。习近平指出：“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44] 城市区域内的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在多个场合，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土地管理使用、公共空间的营造、公共交通的发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户籍保障、住房制度、棚改区、老城改造、社区建设等关涉城市生活的核心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策略。城市的公共性要求“公共资源不能为少数人垄断享用，更不能搞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 [45] 。纯粹市场化策略的城市空间必然造成城市公共性的缺失，因而要加强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夯实城市公共性的社会发展角色。
城市公共性除了强调城市内外的公共服务性外，更强调城市治理的共在性，强调生活是城市的主色调，生活不仅仅是要满足基本物质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文化、精神等超越物质层面的需求，是精细化的和丰富多彩的。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也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 [46] 深入到城市的细枝末节，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及智能化技术汇集、了解老百姓生活的日常需要和问题。日常生活的需要、意见和建议只有充分的互动沟通，才可能形成城市治理的决策和行动，这就需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47] 。城市治理因而不能再是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而是要引进更多的主体，深入到生活基层，听取更多的意见，关心人民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想法和生活需要，城市治理应该起源于城市生活，而不是起源于抽象规划，以此实现城市共治善治。
综上，公共性意味着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引擎，在宏观上，不能以地方性、狭隘化空间观作为尘世治理认知方式，城市发展起到的是带动作用，带动非城市地区、城市之间的协调综合发展，正所谓统筹“规模、空间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城市不是地方性的聚集中心和剥夺中心，而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帮扶中心，这种聚集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而是辐射范围内的服务性。在微观上，意味着要树立城市共治共享的理念和建设原则，抑制削弱城市公共性的影响因素，建设公共的城市，在这两个层次上实现城市的公共性目标。
文化既是城市的形象，也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指出城市发展“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48] 。城市文化建设的路径有两个方向，一是树立城市形象，二是要打造城市精神，凝聚人心。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空间更新与改造就急剧地受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现代性推动下的城市建筑外貌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景象，抽离了时空特殊性的空间改造，使附着于城市形象之中的本土文化元素大量丢失，城市建筑变成了符号化的商业所指，城市形象的意指文化空间被阻断。在居高不下的土地收益的推动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常常遭到破坏，公共空间受到来自商业消费文化的严重挤压，城市外观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特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看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无不被包含在这种单一的现代性气氛之中。因此，习近平指出，“要细致严谨做好单体建筑设计，追求建筑艺术，强化对建筑体量、高度、立面、色调等要素的规划引导和控制，原则上不建高楼大厦，不能到处是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要注重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中华文化基因，体现中华传统经典建筑元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体现文明包容，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 [49] 。通过将城市形象建设与传统优秀文化、地方文化联系起来，建设可视化的文化图景，而非符号化的商业形象。雄安新区整体规划及原则上不建所谓的现代高楼，北京集中整治城市天际线广告牌以及各地城市公共空间传媒图形的转换等，都是从我们的城市形象着眼来推动城市文化建设，把传统文化、地方性特色基因要素融入到城市形象的建设中。习近平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50] 。新时代城市治理首先需要从城市形象上续承因城市现代性而中断的民族文化之根，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化之路的再回溯。“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51]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活化石，是人们集体记忆的鲜活见证。城市文化形象建设需坚持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处理好东方与西方、功能与文化、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文化城市建设的深层次路径，就是要打造城市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文化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生命力，与城市形象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一个活的文化实体。打造文化精神是建设文化城市的内在向度，是向心灵深处求索的个体化超越之路，文化精神是一个城市居民生活的价值根基、意义源泉，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主观体验和意义判断，是人们心中的一座城市开启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西方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通过各种媒体形式、文字资料、网络空间等方式，既在公共领域也在私人领域冲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极力占领着我们的心灵和意识，伴随着城市文化功能和形象的淡化，这种冲击就显得更为严重；与此同时，相较于乡土的熟人社会而言，城市人群具有陌生性，文化多元化使得陌生人之间更容易产生较大离心力，城市生活秩序与沟通常常受阻，并且常常容易激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冲突和不理解以及个体在城市中的孤独、徘徊和陌生感。在这种西方的文化冲击和自身的生活空间转型的双重压力下，主导文化价值基础上的主体化、生活性、地方感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2] 。城市不只是空洞的物理结构，而是家乡，是意义、价值、情感的归属地，是心灵的港湾。
综上所述，新时代城市治理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城市在服务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其角色更重要的是变物质支撑作用为美好生活支撑作用，城市的人民性、生态性、公共性和文化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美好生活的基础，这也是新时代转型时期城市治理的新要义。这种新要义对当前乃至以后中国及世界城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
首先，新时代城市治理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选择。具体而言，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成就取得的方式并不是高质量的，成就的社会分布状态也不是均衡的，即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影响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造成这一影响的相关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我国已经步入城市社会，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并且这一进程还将继续深化。我国由乡村社会，经工业化大发展，最终开始全面步入城市社会，人们生活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的“构成性中心” [53] ，城市地域空间对周边具有巨大的向心吸引力，聚集性强。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 [54] ，正是在这种构成性中心的聚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聚集起来的城市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所取得成就的见证，表明我国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社会是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物质条件丰富的表现，城市社会而不是乡村社会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形态；另一方面，城市的聚集效应又造成了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不平衡，巨大的向心吸引力把城市周边甚至更大范围内的人口、资源、要素等集中到城市有限的空间之中，造成乡村的空心化和生活的落后，这正是上文论述的新时代提出建设公共性、服务型城市的现实映照。因此新时代城市治理要求走高质量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城市，正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今社会状况的本质把握，城市社会造成的空间不均衡不充分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并将持续地处于转型之中，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提出，建设公共城市、创新城市等对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新时代城市治理超越了西方城市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为解决西方城市文明的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纵观西方文明史，从古希腊直至近现代，城市一直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从古希腊的城邦，到古罗马的帝国城市，再到中世纪的宗教城镇，直至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城市作为文明的形态从未退场。在终极的意义上，如果说文明是一种生活状态，是每个人生活最为深沉的宏大写照，那么西方城市从未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支撑，城市与生活常常处于游离状态，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新时代城市治理以追求美好生活为基本立足点，正是对西方城市文明发展模式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自觉。西方城市文明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城邦发展阶段和都市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城市发展都深刻地影响生活，却并没有为大众建立真正的生活。“城邦”是“城”与“邦”的结合，是以“城”建“邦”，城市即邦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的旧体制国家特征），城邦即社会。城邦的首要特性在于其政治性（包括宗教性），在这种背景下，城邦阶段的城市主要涉及小部分人的生活，而这一小部分人又由于城邦的政治性而被阉割，权力贵族通过城墙、军事力量和财富输送的方式来维持着自己的“美好生活”。都市社会中，“都市”则更强调其经济社会性，都市社会的根基起源于市民社会及其商业精神，追溯于中世纪后期自治市的商业初成之际，是布尔乔亚式的城市，都市以工商业建社会，都市是社会的形态。都市的首要特性在于其生产性，在现代、后现代的发展中走向异化，走向了生活的反面。都市发展阶段的生活是异化的生活，人们作为劳动力商品而不是作为主体存在，人们在城市获得的工作和公共服务资源直接地与空间的不平衡生产相连，区域不平衡推动着生活方式的不平等再生产，人们的文化精神常常不是主体性的，而是技术性、消费性、经济性等异化的客体性的存在。生产性、消费性的现代都市使得城市生活不仅在物质环境层面，而且在文化心理层面都逐渐脱离主体、脱离生活本身，经济性城市的财富主体性并没有成长起来。新时代城市治理正是对西方城市文明的超越。
最后，新时代城市治理为未来城市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人居空间勾画了宏伟蓝图。迄今为止，人类的居住形态主要有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要么是农村的，要么是城市的。农村社会生活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田园性和乡土性，青山、绿水、鸟鸣、花香，构成了农村园林般的生活景观。这种生态化的生活空间虽然引人入胜，但主要还是隶属于传统农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优越，但物质条件匮乏，同样不足以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农村生活十分不足的地方。城市的发展壮大，正是生产力发展壮大的表现，城市提高了生产力，丰富了物质基础，使集约化生产和服务更有效率，但是，生产是以牺牲城市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以直接的经济计算而非外部性考察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城市发展在纠正农村物质短缺的过程中，而丢失、摧毁的生态代价。在现代城市社会发展中，两者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文明在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扬弃。另一个就是农村的乡土性，人际关系的温情脉脉、互帮互助、相互提升正是在这样一种居住环境中生成的。城市社会进程把人们从传统共同体之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也丢掉了这种共同体的积极因子。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摧毁了邻里关系和社区生活，使得人们的凝聚力减弱。
[1]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3] 阶级冲突理论，是由经济学家David Gordon引入。之所以城市发展会导致诸如中心—边缘、工厂郊区化这样的空间形态，是因为资本家在选择工厂区位时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工人愿望等，劳动力质量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具有区域性、空间性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在卡斯特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城市居民往往采取冲突的形式来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而这一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中是没有涉及的。
[4]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MIT Press，1977，p.270.
[5] MANUEL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6]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页。
[7]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6页。
[8]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9]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页。
[10]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1] 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第153—176、9页。
[12] 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第153—176、9页。
[13] DIKE，MUSTAFA，“Justic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Vol.33，No.10，2001，pp.1785-1805.
[14] 董慧：《公共空间：基于空间正义的一种尝试性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1卷第4期，第12—14页。
[15] G.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6] 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7] 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18] PIRIE G.H.，“On Spatial Justice”，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Vol.15，No.4，1983，pp.471-472.
[19]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0] “增长机器”代表着单向度的城市发展实践，以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目标，通常以出让土地、基础设施来获取城市发展资金增长的形式出现。
[21] 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柴彦威、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3页。
[22] 谢富胜、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第36—42页。
[23] 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Vol.16，No.4，1992，pp.588-601.
[24] 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第1—4页。
[25]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26]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第2期，第46—52页。
[2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28]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29]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0]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2019-12-14），2020-05-23，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12/14/c_137674643.htm。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33]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2015-11-10），[2020-05-23]，http://www.gov.cn/xinwen/2015-11/10/content_5006868.htm。
[34]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2013-12-12），2020-05-23，http://news.12371.cn/2013/12/15/ARTI1387057117696375.shtml。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3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市执法体系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7]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2015-12-22），[2020-05-23]，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592.htm。
[38]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2015-12-22），[2020-05-23]，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592.htm。
[3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4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4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页。
[42]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4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4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45] 《习近平关心西湖会所整治情况》（2015-05-26），[2020-05-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6/c_1115417100.htm。
[46] 《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2017-03-05），[2020-05-23]，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05/c410899-29124638.html。
[4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4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49]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人民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50]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51]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 就建设首善之区提五点要求》（2014-02-26），[2020-05-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6/c_119519301.htm。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
[53]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54]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2015-12-22），[2020-05-23]，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5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