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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是人类生存的常态，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要随着气候、资源、季节等变迁而不断地迁移以维持生存。最早的人类迁移，地理空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公元前4万年前后，人类借助寒冷气候而形成的各大洲之间的“路桥”，逐渐从诞生地非洲，越过大陆山川，跨过江河湖海，到地球上适合人类生存的各个角落谋求生存。早期的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树上的野果、林中的野兽、河里的鱼虾等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们只能逐水草而居，顺自然而为，过采集、狩猎、游牧的生活，这个时期个体的人依赖群体生活，迁移基本上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族群（群体）迁移流动是主要的迁移形式。
后来人类有了较强的驯化植物、开垦农田、建筑房屋、饲养牲畜的能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这种长期依赖某一片土地的产出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依赖土地的人“像长在地里的庄稼一样不能移动”，培育出了对“一方水土”有着浓重情感的乡土文化，“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落叶归根”等观念成为依恋定居而抗拒流动的文化基础，“故乡”这一建立在空间基础上的情感纽带，成为整个农业社会延续的重要保障。农业社会对自然的巨大依赖，使得自然的变迁、灾难等成为改变人和空间关系的重要动力，比如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等重要人口迁移，基本上是在特定空间出现较大自然问题或人地冲突严重的时候发生的人口迁移。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中，相对“静止”是整个社会的主要运作方式，而流动只是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的选择，并且因交通的不发达等因素导致的流动的高代价，使得大多数以家庭主要成员一起流动的形式呈现出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工厂和城市建设所需的大量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获得补给，人类逐渐可以离开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农村人口大量地、长期地走出村庄走向城市，进入工厂，谋求农业之外的生存方式，人口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更好的发展也会在不同的城市间不停穿梭，交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渡河泅江，翻山越岭，甚至跨越国界流动的条件，大规模、长时间、长距离、跨地域、跨文化、跨国界的流动成为人类迁移的新常态。
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口“迁移”与早期的人口流动不同，表现如下。第一，早期的人口流动是用步行或较简陋的交通工具的辅助下进行的，流动的距离相对较短，工业革命之后的流动距离远远增加。第二，人类在很长时期内的生产活动是围绕着“吃”进行的生计经济或糊口经济，因为地域条件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较短距离内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短距离的迁移不会遭遇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引起人们的较大不适，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精细的劳动分工使得迁移人口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型。第三，工业革命前的人口流动因流动距离较近，人们一般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内进行的流动，很少引起迁移者因不同文化而引起的“文化震惊”，工业革命之后远距离的迁移往往使得迁移者面临着人际交往圈的重大变化，要重新适应迁入地的文化，甚至引起严重的适应问题。第四，人口数量的激增，人口流动的绝对量大大增加，引发越来越多且复杂的社会问题。第五，因流动的常态化，使得流动成为人们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个体此时此刻可以在此地，很快又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生活，流动更多的成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
学界所指的国际移民与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同一进程。因为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国家”并没有能力有效地控制边界，各国之间也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划分
，只有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主权国家有能力勘定和控制边界，民族国家成为主要的国家形态，人口从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迁移流动形成了国际人口迁移，描述和解释人口迁移的理论越来越多。在诸多的移民研究理论中，可以看到人口迁移的四个重要影响因素：移出地、移入地；个人；迁移成本；迁移效益。致力于研究移出地和移入地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推拉理论，强调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理论都看到在人口迁移的决策和实践过程中，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诸种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而移民网络说、迁移文化等理论则看到作为迁移者个体在做迁移决策时所凭借的建立在血缘、地缘、情缘基础上的亲人、乡邻、朋友所提供的种种“社会资本”是移民得以获得迁移信息和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凭借。在迁移成本和效益的考量中，除了可得和可预计收入之外，气候、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居民素质、教育条件、政治气候等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却无法直接用金钱购买，且凭借个体努力无法实现，而又对个体非常重要的“不可交换要素”成为越来越多的迁移者要考虑的因素。在诸多重要而不可交换的要素之中，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人口迁移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
在中国的人口分布及迁移流动中，地理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5年，34岁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首次提出了瑷珲─腾冲线，国际上称为胡焕庸线。胡焕庸在中国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特征的基础上把东北黑龙江的瑷珲和西南云南的腾冲做直线连接起来，中国就被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占当时国土总面积36%，占人口总量的96%，西北占国土面积64%，但人口总量仅占4%，人口密度相差40倍。胡先生的研究认为，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而最基础的则是自然环境。自胡焕庸线提出以来，中国人口规模从4亿人增加到近14亿人，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增值数十倍，国家人口迁移政策，区域发展状况等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但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西北相对稀疏和东南稠密的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梯次展开，东南沿海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虽然使广大西部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旧没有吸引更多的人口从胡焕庸线东侧往西侧迁移，西侧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大量、长期向东侧流动的特征，同时西侧区域内的流动总量也在不断增加，西侧的城市也成为本区域内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序幕。40多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当地快速发展起了个体、私营等经济形式，并且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中西部大量的农民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长途跋涉去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方式，随着国家全方位的开发建设，流动谋生的农民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在县域、省域和周边省份流动，因户籍等因素的影响，长途跋涉的农民工能够在打工所在地购房、置业生活下去的比例很低，大多数人在年龄逐渐增大，需要成家的时候，只能回到户籍地。各地小城镇给这些回到户籍地的外出务工而很难再回到村庄生活的农民工一个进城生活的机会，农民工得以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县城买房置业，从而实现了城镇化和市民化，大大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人口城乡分布的空间格局，在城市居住的人口逐渐多于在乡村居住的人口数量。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迁移流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作为一个个物质实体的人，从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到另一个地理空间的过程。地理空间有其重要的特征：地理空间是自然的，与特定的河流山川植被，地形气候土壤等特征密切相关；地理空间是排他的，一个人占据了一个空间，则另外的人就无法再占用此空间，地理空间本质上是无法分享的；地理空间是唯一的，一个个体只能占据唯一的地理空间，无法同时占据不同的地理空间；特定地理空间造就特定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样态。因此，人类在迁移流动中努力占据更好的地理空间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空间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空间是人口迁移流动实现梦想的重要路径。本书以一个中国西北省份高海拔地区人口的迁移流动为例，探讨在移民研究中一直在场，但有时会被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弱化的“空间”对一个独特地域的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价值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