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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4ZDA056）的最终成果。研究伊始，研究者便对课题的几个关键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创新”，亦即本研究的基本范围、主要内容和操作路径，进行了初步的界定。
本研究的第一个核心主题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概念相同的还有“中国文化”（这两个词的英文都是Chinese culture）。当然，在中文及大中华文化圈的高语境交流中，它们有细微的差别：“中华文化”偏重传统中国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更接近当代中国及共和国文化。本课题更希望传播现实中国的文化，虽然沿袭课题名称，采用“中华文化”的用语，但与“中国文化”视同一类；只是在行文中，根据语境的侧重，选择采用。
对“中华文化”，本研究作了宽泛但是分层的界定。根据课题组的认识，中华文化并非仅指传统文化，而是包括历史传承与现实发展在内的现存文化，是古今交汇的族群文化、多地融合的混成文化、中西交流的开放文化、与时俱进的生活文化，是历史与现实交融、传统与现代交汇、包容性的、杂糅状态的文化，亦即我们界定的“华夏大地海纳百川的传统文化及其当代形式+近代以来被纳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化+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港澳台融汇中西的杂糅文化+域外（海外）华人传承并发展的祖籍文化”。
本课题的初衷原本是单纯的文化传播，意在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元素与美好遗存散播全球，与世界人民共享。但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研究者发现，这种“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景在现实的全球世界并不容易实现。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海外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国家形象和道路体制是绕不过去的争议话题。经过初步的文献分析和进一步的学术梳理，本课题确定了包括两个方面文化的研究思路——宣传性的政治传播与交流式的跨文化传播。
“海外传播”是另一个核心主题，涉及对外传播的对象和目的。“海外”这个概念，传统上指中华大地范围之外的一切国家和地区；但近代以来的历史与国情，又赋予“海外”特殊的含义：它既指外国，也包括同属中国但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台湾地区和同属中国但处于不同政治体制下的香港、澳门地区。“海外传播”的范围比“国际传播”等明确的国家范围要模糊。本课题所界定的“海外传播”，是指一切面向中国大陆（内地）境外的传播与交流，既包含对不同国家及地区民族和人民的传播，也包含对不同制度下所有海外华人的跨界传播。
这种跨界传播穿透的，既有物理的边境，如国境，又有想象的边界，如文化。对此类传播，历来有“国际传播”“全球传播”以及更加中国化的“对外传播”“走出去”等各有侧重的实践提法；也已经构建出“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等学术概念。这些提法和概念大同小异，都指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之间的传通交流。本课题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混用这些近义词。
与“传播”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宣传”。宣传无论好坏，都是普遍的人类行为；只是由于现代话语的标签作用，使英文propaganda成为让当代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事实上，当代传播学就是传统宣传学的升级版。海外传播、对外传播更是离不开国际宣传、对外宣传的经验与策略。本研究在中性的意义上理解“宣传”一词，将它与“传播”视为近义词，并根据上下文交替使用。
最后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创新”。创新的对象多为行动与产品，更强调创新实践对原有方法的改进和在现实中产生的效用。在本研究开始阶段，课题组便树立了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知识创新和策略创新的目标，致力于不同层次的体系创新，力求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理念、新路径和新方法。
根据文献总结的以往经验、理论和实践，本研究重点探索了一些新的理论思路、实践渠道和操作方法。一方面，本研究认同主流媒体、传统渠道、常规方式在海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对外传播的严峻现实，又借助于对“非传统思维”“非主流途径”“非常规方式”的总结，主张另辟蹊径，别出心裁，挖掘跨学科的理论思路，探索异质性的文化区域，理解差异化的文化心理，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利用有效的国际渠道，动员广泛多元的民间力量，发挥新媒介符号融合的创造能力，借势用力，将宽广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分层次、按对象、有目标地传播出去。
本课题的最终目标，是为构建总体性、系统化的战略策略献计献策；通过国家形象的改善和传播能力的增强，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当代背景是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以来人员、资金、技术、商品的全球流通导致的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的剧烈变化，从而带来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文明的冲突”。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全球传播现象引发学者对时代新命题的理论探讨。
对地理分布和区域格局的专门化研究，推动了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产生了区域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等特定领域。这些研究从政治经济版图和民族文化特征等角度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各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及互动趋势进行探索，催生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等理论框架和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研究领域。
“全球化指以现代社会生活为特征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依赖的网络迅速发展并日益紧密”（Tomlinson，J.，1999：174）的趋势。对于当代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及互动现象，学者们并无异议；对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及其价值判断，却是争议的焦点。
与手段直接、效果明显的政治经济全球化不同，文化的全球传播及区域接触带来了追随、抵抗、兼容、改造等复杂的本地反应。“本土化”即本地人民对文化全球化抵抗式反应的一种理论概括。本土化（也称“本地化”）与全球化各自立足本地与全球两种立场，是对立的两极观点；比较折中的观点是全球本土化，主张全球与本土的共存和适应。
在全球化/本土化双向博弈的语境中，关于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更精细的实施策略发展出来，如“本土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前者指外来者将自身（本土）文化加以全球包装，以便广泛传播的策略，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动漫和游戏产品均包装成“无日本味”的全球文化模式，以利于世界流行；后者指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适应性改变，如许多全球文化产品的出口商针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禁忌和爱憎情感，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包括语言、名称、产品形象及性格特征等。面向全球的产品必须进行适应本地的设计改变，亦即“全球性思考，本土化操作”（Think globally，and act locally），才能被当地接纳。这是日本企业家首先提出的产业发展思路。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从日本引进了“全球本土化”的灵感，创新出glocalization这个概念。罗伯逊主张从文化视角理解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就是世界的压缩及其作为一个整体之感觉的强化。全球整体意识表明文化是一个综合的、多元的、关系的概念。全球本土化意味着文化的趋同与文化的分殊是两种互相依存、同时发生的现象，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共存。全球文化本身，就是各种地方文化的组合、融合，亦即杂糅（Robertson，R.，1992）。
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均匀地混合成为一体。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全球被分为支配性的中心与附属性的边陲，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明等条件，各自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不同位置（核心—半边缘—边缘）（沃勒斯坦，2013）。
当代社会科学按照一定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等），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进行分别研究。这种区域可能是一个国家，可能是居于国家层级之上的各种文化地理联合体或者联系体，也可能是位于国家层级之下的地区和地方。此类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论资源有文化地理学，最重要的学术实践有区域研究。
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起源于19世纪，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形成与分布，研究各种文化之间交叉、重叠、差异、变化的各种关系，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文化地理学以文化的“地形”而非国家的边境为区分界限，研究各种层级的区域（如亚太地区、东南亚、华文圈）的文化现象，考察语言、习俗等文化的接近性特征，寻找文化心理的相似、认同及差异、冲突。文化地理学关于文化生成、文化扩散与文化整合的研究取向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历史稍短，但影响更大。与文化地理学侧重自然形成的人文传统不同，区域研究由二战中逐渐成为全球领袖的美国发起，目标是全球政治。区域研究视野开阔，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分层的个案研究，在差异甚大的跨学科实践基础上进行总体的对象认知，并为国家制定战略对策。按照不同的类型和层级标准，区域研究既体现为国别研究，又包括基于地理形成的区域共同体（如欧盟、东盟国家）研究，不仅有对语言文化区域（如阿拉伯地区、大中华地区、讲英语或者法语民族）的研究，也有对宗教（如伊斯兰教及其不同派别）影响区域的研究，等等。区域研究还很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跨时空文化传承关系，并发展到对流散族群和移居现象文化意义的探讨，以及对虚拟的“想象共同体”的研究。
关于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对外传播包括海外传播等论题，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路径：一个偏重现实主义，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播为主流，侧重国际宣传与国家形象等研究取向，是为“宣传性传播”；另一个偏向理想主义，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以文化理解、文化解释、文化沟通、文化交融为职志，本研究称为“交流式传播”。
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经历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可丛林法则、强权政治，认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国家实力决定国家关系。而自由主义理论则在认同国家实力差距的基础上，主张一种更加平等、互助合作的国家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在“不确定性”和互动关系方面更进一步，特别重视制度、政策、实践对国际关系的形塑作用，认为行为主体及其能动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政治、国际格局和国家地位。而新闻宣传、国际传播就是这种观念主导的能动行为。
新闻宣传和国际传播的新近发展和最近概括，是战略性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战略传播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思路，是以观念政治辅助现实政治的传播思想。传播学界认为，战略传播是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发展趋势
。
交流式传播致力于不同文化间人们的信息和情感沟通，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全球文化可以逐步交融。这种认知，来自世界主义的理念。
世界主义又称世界公民主义，来源复杂、观点众多。世界主义的理想是一种全球人类共同参与的政治社会，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世界主义的新版本“新世界主义”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邵培仁、周颖，2017），是以跨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全球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系（邵培仁、王军伟，2018）。当然，世界主义的理想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在这个充满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群体和各种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世界中，融合是一个相当艰难和十分漫长的过程。
基于现代化的全球趋势，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了有关文化断裂（Appadurai，A.，1990）、文化累积和文化接近（Straubhaar，J.D.，1991）、文化嫁接（Kraidy，M.，2005）等一系列“现代”概念，其中对文化融合最宽泛的解释是文化杂交理论（伯克，2016）。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文献研究，即搜集、梳理和辨析相关理论的背景知识、相关主题的发展状况及相关问题的前人研究，以综述的形式呈现。文献资料奠定的研究基础是重要的学术铺垫。
第二大类是专题研究，亦即本课题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自主研究，这些经验取向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新媒介；另一个是视听传播。专题研究又可细分为几类：一类是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小型的案例调查方式；另一类是理论分析，采用概念推理等思辨方式；还有一类战略策略探讨，试图构建一个有机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整体框架。本课题的主要方法是定性研究。实地调查、深度访谈、案例研究、文本批评、符号学分析、多模态修辞及话语分析、幻想主题分析等，是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遵循目标—形势—历史—理论—实践—策略的路径，进行文献梳理、专题研究和策略探索，最终形成结论和建议。
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团队原有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调查研究，撰写阶段性研究成果之外，随着新发现的问题和研究思路的不断调整，课题组又邀请新的作者加入团队，纳入了他们的专业研究。此外，课题组还获得了几个配套委托研究课题，如“新媒介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之话语策略研究”“对外传播中多模态话语的运用及策略研究”“海峡两岸广播电视交流合作路径设计与模式创新研究”等，从不同侧面及深度丰富了选题。
归纳起来，课题的文献、理论和实证、对策研究主要有以下这些。第一，是关于全球趋势、国外经验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情况的文献研究。特别是，课题组根据文化接近和易于实施的原则，以亚洲的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东部非洲为例，开展了国别性、地区性专题研究；对于国际传播的行业研究，重点搜集了有关电影的国际交流、图书的外译出版、电视媒体走出去的资料，重点关注了孔子学院的全球影响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文化传播，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置于广阔的背景中。
第二，关于概念和理论的思辨性研究。研究者基于观念政治转型和国家形象建构以及全球本土化、文化地理学、宣传现代化等理论背景，对“中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文化间传播”“软权力”“巧用力”“公众外交”“文化接近性”等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廓清与整合，提出了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创新概念、改善实践的一些理论思路，志在理论话题的深入挖掘。
第三，关于电子传播媒介和网络视听传播的专题性实证性研究。如研究者对新媒介的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与传播方法的创新实践进行的观察，对新型电视（网络电视和网络视频）及其媒介特征、发展过程、传播现状与存在问题的扫描与分析；如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多模态修辞和话语研究、符号融合理论与幻想主题分析等符号学方法对全球性大众媒体及其传播案例的分析和中外叙事内容及传播策略的文本和实践分析与对比，对广告宣传片及宣传性网络短视频的案例研究及对不同受众群体关于中国故事的接受研究，等等，涉及传播渠道、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及其接受和传播策略及效果的多面维度。
第四，关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创新的战略策略建构研究。在对专题研究的选题和内容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本课题建议国家构建国际传播包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创新型制度架构；强调了设计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极端必要性。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其创新研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可以采取不同思路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认同两种基本立场：国家利益与人类命运；主要采取两种思路：观念政治的宣介与不同文化间传播。本课题主张，重视非传统思维、非主流渠道和非常规方式的创新作用，另辟蹊径，别出心裁，软硬结合，以柔克刚，善用巧力，巧妙用力。
调查研究发现，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任重道远、挑战严峻。首先，国家形象仍然是中国有效对外传播的最大软肋。近年来，中国在政治传播方面灵活性增加，其努力和变化是得到关注和肯定的；然而，中国在全球的总体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因为骤然上升的经济地位和大张旗鼓的国际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的“崛起”印象。在对外传播中，中国尤其要警惕西方符号和话语的陷阱，避免笨拙用力。
其次，近年来，一些走出去“工程”声势浩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的能见度；但中国对自身形象的定位与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华文化全球推广的激进手段、自称“厉害”的话语方式，国内外舆论存在的深刻分歧和明显争议，必须面对。要通过宣传方式的全套现代化方案，增强国际传播的正面影响力。
再次，不同地区的受众对同样内容的传播，解读和反应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涉及本国文化及本国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受众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来自本国媒体的传播，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来自中国的内容。因此，文化传播要借势用力、因势利导，将中国的优质文化、中国的美好形象通过“买船”“租船”与“借船”等多种渠道“借机”传扬出去，才能增益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世界分享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的精华。
最后，在国际交流中，民间力量大有可为。应该借助文化接近性的传播规律，创新受众接受的各种渠道、方式与方法。在国际交往中，柔性的公众外交潜力巨大。只有理解不同的文化及习俗，才能树立可亲、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
通过理论辨析、实证调查、深度访谈与研讨对话，在大量文献与案例、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证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传统理念、常规途径、主流方法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遭遇的挑战与困境，本书主张：就战略而言，文化传播更多采用公众外交、文化贸易等国际通行且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民间社群的作用和力量。
就策略而言，文化传播需要对一些特殊关系进行反思。例如，1）主流与主体：国家新闻传播媒体是对外传播的主流，即中坚，而庞大的公民多元群体则构成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主体。2）海内与海外：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外传播的概念已经由地理的变为对象的，由固定的变为流动的，传播内容必须通盘考虑，随机调整。3）宣教与交流：宣传必须注意话语、叙事、概念与符号的隐藏意义与采用动机，而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民间灵活的实践能力，可以产生文化交流的无限动力。4）主体与客体：作为传媒消息接收者的全球公众越来越具有独立批判意识，他们不仅自行解读消息，积极寻求信息，而且努力成为消息的制造者和主动的传播者。5）“造船”与“借船”：除了主流媒体的全球布局、自行出海（“造船”）之外，对外传播还可以与当地媒体开展互惠性有偿合作（“买船”和“租船”），并利用西方媒体涉华传播（“借船”）的时机，在全球提高中国声音的有效性。6）长远与短期：文化产品短期的市场繁荣并不能代表文化影响的深入持久。文化积累是一种“慢工出细活儿”的持续耕耘，文化传播的效果取决于长期的影响力。7）引进与输出：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是文化传播的两种主要渠道。中国文化既要走出去，也要让外面的文化和他国的人民走进来。8）成就与效果：海外传播的效果评估最常见的做法是以“投入几何”的回答代替“产出多少”的问话，确认有效传播及其实际效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此，本课题就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途径与传播内容以及最重要的传播效果创新，提出了整体性的看法及建议：1）动员中华文化的多元传播力量；2）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与沟通方式；3）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播内容；4）研判中华文化传播的接收者；5）落实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总之，要解放思想，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设计不同层次的战略策略框架。
传播效果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产生的实际成果与真正影响，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创新的落脚点。本书认为：效果评估是海外传播最重要的一环，迄今也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构建公开透明、持续一致的绩效评估体系。
为了提高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分门别类的总体协调机构，构建一种传播互动的灵活机制。也就是说，虽然底层需要放松（放开、放宽），顶层却要联通（联合、协调、沟通、统一）。从传播者的构成（主流媒体、民间力量）、传播对象的调查了解（文化区域和目标人群）、传播内容的开发创造（文化产品的形式和流派）、传播渠道的开拓扩展（硬的设施、软的模式）等，都需要有通盘考虑、灵活处置，都需要针对性的决策。
针对目前我国对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缺乏准确判断的状况，本课题建议强化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定性、定量调查和数据分析，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战略策略的精准性。
考核对外传播的效果，要摒弃“重政绩”“轻实效”的惯性，以准确、有效的科学评估标准为指导，不断寻求改进之策，将对外传播的资助、考核、评估与激励机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既有定性因素又有量化方法，既有具体指标又有可调性参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性有机框架。显然，测评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广泛参与，经过分阶段、试验性的各种调试，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修改，才能完善起来。
本研究树立了一些创新目标，希望在理论、方法、知识和策略方面都有新的发现，得出一些不随声附和的结论。至于结果如何，则需要接受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评估和检验。在总结时，也发现了本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理论创新方面，本研究界定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海外传播的另一提法）、创新策略的概念含义；考察了全球化、文化间传播、国家形象等研究领域的历史与趋势，梳理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对宣传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本质进行了评析；对“软权力”“公众外交”等系列概念作出了学术辨析，指出概念的话语本质和引进与传播概念所应抱持的清醒态度。
在方法创新方面，本课题除常规的文献研究之外，也借鉴符号聚合理论和幻想主题分析、多模态修辞及话语分析等创新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受众研究，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观察结果。
在知识创新方面，本课题对主流媒体的创新实践、多元主体的传播参与、外国媒体的涉华传播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索。
本研究的落脚点是战略策略创新。在战略策略创新方面，本研究借鉴各种传播思路，主张用巧力另辟蹊径，巧用力以柔克刚，动员多种传播力量，软硬结合，因势利导，摆事实讲道理，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同时，通过民间交流和文化传播，讲好中华民族与全球各族人民声息相通、休戚与共的接近性故事，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故事，培养信任及好感，让中华文化成为全球普世文化中的有机成分和重要部分。
就对策建议而言，本课题主张依靠网络视频新媒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发挥民间力量的广泛作用及灵活机动性，采取借船出海和趁机出海的策略，兵分两路（主流宣传国家队与文化交流民间市场）、合纵连横，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中华民族的生存地位。此外，本课题建议构建中国海外传播效果的评估体系，包括操作性指标，以正确判断和评估国际传播的真实影响和实际效果，并改善课题资助及评审办法，最终目标是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以下几点。1）限于人力、物力、财力，未能开展大规模的量化调查研究，只在必要和可能时采用现成数据，进行二度分析；而原始数据的调查目标与本课题未必完全吻合，质量也未必理想。特别是，原本希望借助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设想，最终因数据来源等问题，未能实现。2）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涉及的面非常广；本课题专注于电子新媒介和视听新媒体的传播，相对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这个几乎无所不及的研究领域而言，关注范围仍然嫌窄。3）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受众亟待研究；但限于能力和条件，本课题最终只进行了有限条件下的有限研究，大多是小规模的、探索性的、启发式的，远远不能代表面上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分别研究严重不足。4）本书希望尽量保持学者研究的独特性和精彩处。在最终的书稿中，虽然进行了思路的整合与框架的调整，但由于课题范围的广泛性和作者及各个专题研究的分散性，本书稿“集体创作”的特点仍然比较明显，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概念用语和论述风格。
研究越深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越多。例如，就传播渠道而言，各种从事海外传播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各种文化形式的创新路径，都可以分别研究，例如社交媒介与移动化传播，特别是网络游戏等新媒介的发展。它们可能对最难攻克的西方文化壁垒具有消解性力量。
研究者需要关注各种新形式新内容的非新闻媒介对外传播。如国际教育和海外办学的经验得失等基础性的文化传播；又如对认知的改变具有根本性作用的出入境旅游等亲身体验和文化接触，都可以有更专门的研究和更深入的发现。
就传播对象而言，需要对各个区域、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及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全国文化与区域文化、普遍文化和特殊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发现当地的文化形势及其与中华文化的接近性和差异性，可以针对性地进行交流与传播。
在传播者中，应该动员并关注以“侨”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潜在力量，充当海外传播的二传手，成为中国与外国、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应该关注中国“走出去”的海外企业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关注新兴行业（如网络直播）和人员流动（如海外投资、经商、办企业和出入境旅游）等方式无意中产生的文化形象及传播关系，特别注意青少年及其流行文化在推广当代中华文化中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的年轻世代成为与世界交往的有生力量。
就研究方法的扩大而言，建议研究机构针对全球受众进行可持续、可对比的大规模量化抽样研究，或者借助数据库对专题进行全数据分析。这种研究可以是不同专题的一次性研究，也可以是历时性的、可对照的持续项目，长期坚持，如国家外文局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关键是调查态度的客观性，结果的可信性，从而在全球赢得广泛的公信力。
就国际传播的效果研究而言，建立一个综合性动态化的量化评估体系，极为需要，非常迫切；设计综合框架，开发分类指标的量化测评体系，质量亟待提高。这项重要的工作需要顶层的统一协调和学界的通力合作。
本书稿由课题首席专家、本书主编郭镇之编排。按照“问题—史论—研究—对策”的基本思路，分为十三个部分。除“前言”“课题组成员名录”和“阶段性研究成果目录”之外，主要章节分为十个部分：导论（介绍整个研究的背景和过程，提出总体问题和战略对策，使读者对整个研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形势（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创新”研究进行目标设置，并对完成这一任务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环境扫描，主要涉及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回顾（行业性的历史扫描，选择电影的国际交流、图书外译出版和电视“走出去”等专题，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问题梳理）；学理（梳理了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础性理论思路和研究脉络，如“对外宣传的现代化”、“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地理学”，以此烛照进一步研究的框架与路径）；地缘（以亚洲为例的文化地理观察，在文化地理学的指引下，挑选了与中国地理接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区域，根据不同的特点选择性地进行区域文化专题研究）；传者（探讨包括各种非传统概念的传播者如外媒和华侨在内的多元传播力量的作用）；内容（以纪录片、宣传片等视频内容为主要关注点，研究话语视角下的传播）；受众（聚焦跨国传播对象，研究不同地点和类别的传播接受者及对其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对策（通过对新媒介传播渠道创新经验的调查及其延伸分析，概括得出战略策略革新之策）；结论（基于调查研究形成的形势判断与创新认识，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协调机构，并构建权威性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议）。在每个部分开始，有一个导引性的概括论述章节（郭镇之撰写），其后纳入不同研究者撰写的代表性专题研究文章2—4篇，以展示研究更丰富的细节。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发表了近60篇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除研究过程中正式署名课题的文章之外，还有未署课题号的报刊发表和在课题结项过程中发表的文章。专题研究文本的益处是体现了研究思考的深度和文本逻辑的一致性；缺点是专题之间在方向与维度上的差异性。成书时，为了更好地体现单篇研究文章的深度，更为了体现专题研究的独特价值，在十个主题研究部分中，总共纳入了29篇专题研究文本，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重新编排。不过，因本书容量所限，删改（有些篇章量还很大）并重新编辑了文本。然而，虽然删改尽可能征询了作者的同意，但所选部分是否为原作精华，以及在一次次反复的文字修订中，是否有误解，是否能够完全体现作者的原意，还是需要就可能出现的错误预先向作者表达歉意的。
本书目前这种非整体性的原因，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这个宏大题目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和由众多学者分别进行的独立思考——人的思想，特别是学者的思考，是很难整齐划一的。主编在书稿中尽力作出了整合逻辑、弥合裂隙的努力。当然，这个整合工作是需要由主编本人完全负责的。
就体例而言，本书标题在目录中主要分两层：表示主题的部分和表示题目内容的篇章。在篇章下面分为“节”（如“第一节”）、“目”（如一、）及余下项，（一）、1、（1）、1），均不显示在目录中。
作为综合性而非纯理论的研究，本书尽量简明扼要，力避烦琐，力求说明问题。因此，虽然对影响到本书思考的数不尽的思想来源心存感恩，但在文献引证方面，只援引了最必要的出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参考文献也置于每一篇章之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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