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书稿付印前，有一些必要的信息，在这里以“前言”的方式作些说明。

一课题缘起和研究过程

本书稿的基础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ZDA056）的最终成果。2014年年底项目启动，至2019年年底结项通过，用时5年。

根据扬长避短、注重质量的原则，本课题在项目申请阶段否决了大规模量化调查统计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包括文献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在内的质化方法。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深度访谈、理论辨析、文本分析和符号研究的具体方法采用较多。

2014—2018年在本研究的主体阶段，课题组开展了文献搜索，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借鉴其他研究者的经验和成果，进行理论探索，陆续邀请合作者加盟。本项目申报时只有25名课题组成员。在课题进行中，多名学有专长的作者以参与写作的方式加入了研究，并应邀撰写发表文章及大量未发表的资料性文稿。最终，本课题组成员将近50名（详见附录一“课题组主要成员和撰稿人名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阶段性研究文章50余篇，约40万字（详见附录二“课题过程发表成果”）。其后，项目首席专家郭镇之教授在整合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拾遗补阙，归纳整理，编写出3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另附阶段性研究成果，送呈结项，并顺利通过。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未能纳入全部七八十万字的研究成果，但所有研究成果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以及从中结晶而成的认知与启示，都是本书思想的重要来源。

本书与原报告还是有相当不同的，因为报告所要体现的是研究的过程，而书稿需要呈现的却是研究的结果。在成书时，主编对33万字的研究报告进行了结构调整和大量删减，重新进行了文字编辑。并从阶段性研究成果中，挑选文章，重新编辑，以“代表性文本”的方式呈现其精华。此外，在项目完成之后，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因此，本书增加了少量对结项过程中和结项结束后新发事件的分析。

二致谢

将必须交代的具体事项说明完毕，就可以静心诚意地说出那份沉甸甸的感谢了。需要感谢的对象很多。首先，如果没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委托并资助的这个项目，我和同事们便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从事这项极有意义的研究，也无法以相对从容的淡泊心态潜心钻研。因此，我特别感谢项目组织者和不知姓名的评审专家给予我们的这个宝贵机会。其次，我非常非常感谢课题组的同事和在不同阶段以各种方式参与项目的专家学者。是你们，时时给予我精神的激励和实际的支持，使我获得启示、灵感，不断调整研究的方向、路径和节奏。

还有很多个体的和机构的帮助者。国内外的学者，无论是课题组的成员还是偶遇的朋友，在与我探讨这一话题时，无不认真而直率地表达意见。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和（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调查活动中，在国外（如以色列、日本、瑞士、波兰）的学术论坛和高校课堂上，课题组成员从同行的讨论那里获得了无数点拨。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那么多精辟的观点、中肯的分析，从中受益无穷——通过这样的学习，研究者变聪明了，变灵敏了，对许多似乎早就知道的事情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清晰的洞察。一些学术同人还慷慨地为书稿撰写其擅长的学术部分，使课题组获益良多，也使书稿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大为增进。

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存在及近年来的频繁学术活动，为我们提供了极多的交流机会。大连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设置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大连论坛”，简直像是为我们的课题量身定做。研究期间，国家外文局曾委托我们进行话语研究，开拓了课题组的理论视野。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地利用各种学术平台，汇报我们的成果，听取各种批评意见，与同人切磋交流。在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河海大学，许多地方都分享过我们的学术汇报，都留下了我们调查研究的足迹。清华大学的科研指导部门和财务部门以宽厚的方式保障了我们研究的自由，并给予了各种具体的指导；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事，无论是学术性的教师还是行政类的职员，都给予我及时而有效的帮助。没有大家的帮助，这个项目是无法顺利完成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资助了书稿的出版。责任编辑郭晓鸿女士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将书稿变为著作的过程。

当然，学术研究是一项永远不可能穷尽的事业，我深深了解它的开放性和不完美性。随着无数次的修订、增删，不断反复，心头总是伴随着彷徨与遗憾。这份成果会有不少难以避免的缺憾，还存在继续改善的空间。当然，这些不足之处理应由我个人承担。在此，也期盼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千言万语最后汇成一句话：谢谢大家！

郭镇之
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