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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相比于国内，国际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早，观点较为松散、多元。国内学者的立场观点，则在趋同中也显出二元对立的差异。
在西方学界，“国家形象”概念的出现是20世纪后晚近的事情。在17、18世纪的欧洲国家，对国家形象的认识只存在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思想成果中，“国家形象的认识尚无法产生超越国家政治边界的影响力，甚至对本国政治的影响都微不足道”（傅新，2004：13-17）。到一战、二战时期，各国在国际传播中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延伸到战场外的另一种博弈。
“国家形象”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冷战背景中权力政治向形象政治（image politics）的转型。国家形象研究发源于国际政治领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既是“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s）概念的提出者，又被公认为国家形象理论的奠基人。他强调国家形象的心理主观性：国家形象不等于国家事实——“是主观印象，而非客观事实”；并且认为，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有三个重要维度来源：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和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Boulding，1959：119-131）。这三种维度为制定外交战略和评估国际环境提供了基础框架。博尔丁还指出了国家形象的多元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下会形成不同的国际形象。博尔丁总结道，作为“公共形象”（public image）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处理与另一个国家关系时携带着的固有印象（Boulding，1977：64）。国际关系学者巴洛古（Seyhmus Baloglu）等人也认为，国家形象是“对某一国家认知和感受的评估总和，是一个人基于这个国家所有变量因素而形成的总体印象”（Seyhmus Baloglu and Ken W.McCleary，1999：868-897）。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霍尔斯蒂（Ole R.Holsti）认为，国家形象是在感知一个国家时形成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的一部分（Holsti，1962：244-252）。芬兰外交学者拉什（Alpo Rusi）把国家形象界定为一国决策者对其他国家的“信念体系”（Rusi，1988）。
美国国际关系学家杰维斯（Robert Jarvis）确认国家形象是对国家的心理认知，并提出优化国家形象的传播策略。他认为，如果要想使人们改变与事实相悖的不正确看法或改变一定的思维定式，传播者发出大量、持续、明确的“有效信息”是关键（杰维斯，2003：198-303）。美国另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赫尔曼（R.K.Herrmann）则认为，国家形象是图式化的（季乃礼，2016：104-113）。
一些从商业角度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将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纳入品牌研究的范畴内，进而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国家的“品牌形象”。贾非（Eugene D.Jaffe）和内本扎尔（Israel D.Nebenzahl）指出，商品原产国的国家形象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及服务的态度，这就是商业中的“原产国”效应。良好的原产国国家品牌（形象）能使商品在国际竞争中更具有优势（Jaffe and Nebenzahl，2001：10）；而国家形象又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国家品牌”（national brand）显示出来的。国际品牌专家罗伊（Ishita S.Roy）解释道：“国家品牌”“是被建构出来、用以代替‘真实’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物”，它“利用令人迷魅的视觉符号来‘固化’国家形象”（Roy，2007：569），从而道出了以国家品牌形象替代国家形象的符号学机制。
概括起来，西方学者从国际政治学、认知心理学、品牌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和定义，使“国家形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处于开放、变化之中。关于国家形象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信念体系论，属于心理建构论；另一种是品牌论，属于符号建构论。两者都倾向于从主观主义的角度定义国家形象。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形象”成为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几乎到了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地步。不过，国内学者其实是在不同的概念下使用“国家形象”这一术语的。概括起来，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四种。
其一是实力或文化（精神）形象论。它认为，国家形象由实际的实力或文化内涵所决定，是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综合体现（张昆、徐琼，2007：11-16），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郭树勇，2005：51）。国家形象是“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程曼丽，2007：89）。
其二是媒介（媒体）形象论。它认为，国家形象是在国际媒体中呈现的国家总体特征。如“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徐小鸽，2000：27），是“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也即国际信息流动）所塑造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形象”（郭可，2003：9）。
其三是印象（感知）形象论。这是一种较为主流的定义。它认为，国家形象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刘继南、何辉，2006：5）。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门洪华，2005：17）。国家形象是“现实的与历史的客观存在在认识主体中所形成的模式化的总体印象和群体观念”（刘明，2007：1）。
其四是舆论（评价）形象论。它认为，国家形象的本质是国际舆论。例如，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李寿源，1999：305）。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杨伟芬，2000：25）。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管文虎，2000：23）。
其中，第三种和第四种定义往往交叉在一起，甚至合二为一。例如，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孙有中，2002：16）。国家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客观状态的印象、看法、态度和评价的综合反映”（刘小燕，2002：61）。
上述四种定义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和概括为客体形象、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三种国家形象理论，相应地呈现出事实性、符号性和观念性三个面向，体现了外部偏向、新闻偏向和主观偏向三种认识论偏向。
其实，如果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围绕“国家形象”的不同定义和观点，在深层次上是基于哲学预设上的差异，即本体论上的不同立场的。从本体论上看，实力或文化（精神）形象论是一种客观实在论，即认为作为客观存在的国家实力或“国家文化精神”是最根本的，是国家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媒介（媒体）形象论是一种媒介实在论，即认为作为中介性因素的媒介呈现是最根本的，是国家形象的关键性因素。而印象（感知）形象论和舆论（评价）形象论则都是属于主观实在论，即认为作为主观感觉的心理和意识是国家形象的根本所在。
如果从认识论上看，上述四种定义的本体论立场都是建立在主客体二分的基础之上，即认为国家形象是对客观实在物的主观认识或反映——无论这种认识或反映经由多少媒介要素、多么具有能动性和建构性，区别只在于把决定性因素归于客观实在还是主观认知、或者是归于客观实在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媒介。因此，从根本上说，上述四种定义所界定的都是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即认为国家形象根源于或取决于一种有着内在本质即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及其客观状态的实物。正因为如此，上述“国家形象”概念都属于实体范畴，它所折射的是把国家形象当作被反映的实物的实体性思维（李智，2011：17）。
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的致命弱点，在于对国家形象现实的再现力和解释力不足。这种本质主义国家形象观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现实中一国的实际状况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之间不一致甚至背反的现象，也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实在”变化与国家形象变化之间不同步的现象，由此提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这种国家形象观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建立在该国与他国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身份认同之上的（李智，2011：25），“反映了国家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丁磊，2010：81），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或“角色”，因此，“国家形象”概念是关系范畴，它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是关于国家形象的第五种定义，可称之为身份（角色）形象论。
迄今为止，相比于对“国家形象”内涵的集中探讨，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征的讨论比较零星，散见于有关国家形象的各种研究文献中。就国内学界而言，相对集中的论述可见于《国家形象传播》（张昆，2005）与《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李智，2011）两部著作中。关于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征的探讨是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形象观（本质主义国家形象观与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之下展开的。
国家形象的内涵规定着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同时又体现为它的基本属性。在西方学界，没有专门的文献探讨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在国内学界，基于对“国家形象”内涵的不同界定，学者持有对国家形象基本属性的不同理解。本质主义国家形象观认为，作为一种主客体间认识关系的产物，国家形象具有具象性与抽象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多维性与整体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等四个维度的基本属性（吴献举、张昆，2016：60-61）。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则认为，作为国家间交往互动的实践关系的产物，国家形象具有持续性（同一性）、依赖性（结构性）、多重性（冲突性）、转换性（变异性）和权力性（规范性）等五个维度的基本属性（李智，2011：28-37）。概而言之，本质主义国家形象观强调国家形象的实体性一面；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对国家形象属性则持一种构成性或生成性的理解，强调国家形象的关系性或结构性的一面。
特征是可以作为事物特性的标志，是指事物显现自身特殊性的表征，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对比显现出来的。也正因此，“国家形象”的特征最为经常地通过与国家品牌、国家声誉或威望等概念的对比来阐释。
在西方学界，国家形象往往同国家品牌、国家声誉或威望等量齐观。国内学者一般也不对这些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而持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的学者则倾向于把国家形象同国家品牌和国家声誉加以严格区分，并提出了国家形象相对于国家品牌、国家声誉的特征（李智，2011：37-41）。
相对于国家品牌，作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或角色，国家形象是以国际受众为本位的，是他们的反应、印象和评价，所关涉的主要是客体的承认、认同或同意，而不只关涉主体自身的意愿和努力。从这个意义说，国家形象超越了“国家品牌”（由国家自我设计、推广和维护的用以代表国家共同体的意象符号，所关涉的只是主体自身的主观意愿和作为）（李智，2011：38-39）。
相比于国家声誉（national reputation），作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或角色，国家形象的形成和获取必须经由自我认同这一环节，体现的是国家之间相互身份认同的关系，因而不只取决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认同或所获信誉或威望（李智，2011：40-41）。概而言之，持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的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具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结合的双重认同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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