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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0年美国政治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提出soft power（本文译为“软权力”
）的概念，尤其是2004年奈和其他美国学者加入smart power（本文译为“巧用力”
）的概念，以补充包括hard power（硬实力）在内的概念体系之后，美国和中国是讨论这些概念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作为发明国家自不待言；而中国，有必要采纳这个美国品牌的概念系列吗？如果需要，中国应该如何采纳这种政治战略的思路？
奈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体系，有十分鲜明的美国背景。最初，这个概念是针对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美国衰落”论而提出的。奈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国并未衰落，美国的硬实力尤其是经济力量虽然下滑，但它还有“软权力”，可以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同化力（亦即拉拢收编的能力）。当时，“软权力”的概念并没有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关注。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奈的预见具有相当大的正确性。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美国开始一家独大，成为单极霸权世界的领导者。此时，以奈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认为，征服敌对阵营的硬力量可以暂时收敛，而同化全球的软权力应该登场了。不过，世纪之交，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衰落”论再度盛行。
为了对抗内部兴起的“唱衰论”，2004年，奈进一步强调，美国不仅有软权力，而且能通过smart power软硬兼施，灵活发力（Nye，2004）。另一位担任过白宫官员的美国智库学者诺索尔（Suzanne Nossel）也使用了这个用语，解释为假他人之手，实现美国的目标（Nossel，2004）。由于这些描述性概念及其体系逻辑并不严谨，分析也欠科学，美国国内对“硬”“软”“巧”这些涉及“权力”、“实力”和“用力”的概念体系及其策略解释一向见仁见智（Wilson，2008）。
一本权威的社会学词典对power的概念进行界定，作出了“资源分配”、“使用计划”和“战略角色”的三重区分，根据这种定义，一份兰德咨询报告提出了对power的三重表述法，即“资源”（Resources）、“战略”（Strategies）和“结果”（Outcomes），以此作为测量国家影响力的基本思路（Tellis，et al.，2000）。
就概念而言，power（力量）包括多种含义，如“实力”（资源）、“权力”（影响力即思想领导权）和“作用力”（实施）。“硬”“软”“巧”等各种性质的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实力”指潜在的力量；“权力”指控制的能力（可以实现的影响力）；“作用力”指实施的努力（策略）。这种概念体系及复合、细分的框架（Etzioni，1968；Tellis，et al.，2000）对中国整体性笼统思维的习惯方式具有弥补的作用。实力所指的资源、潜力是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权力（尤其是软权力）是通过关系的建构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而用力（策略的选择）则是调动资源、运用各种软硬能力的实施过程。因此，有良好资源（无论软硬）未见得能够产生期望的实践效果（影响），“如何做”（是否灵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一篇对hard power、soft power和smart power的概念进行学术辨析的研究综述（Wilson，2008）中，威尔逊（Ernest J.Wilson）对“smart power”的概念界定是：“一个行为者结合软、硬力量，以两者相互加强的方式使得该行为者的目标足以有效地和高效地推进的能力”（Wilson，2008：2），也被称为灵巧战略（smart strategies，Wilson，6）。
“巧力量”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主要因为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偏重军事打击，不聪明地使用军事力量，并引起了反弹，因而需要重新构想与实施国家权力的新方式（即软权力）。这是soft power和smart power概念提出的背景。同时，中国的崛起据说也是概念提出的一大动因：因为美国发现，中国开始重视软权力的发挥；并且，中国的魅力攻势虽然不无缺点，但很多方面做得的确巧妙而成功（Wilson，4）。
中国是被卷入“软权力”的概念争议的。当奈重申soft power的概念体系，特别是传播“巧用力”概念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作为经济和文化大国的崛起，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品牌营销。此后，国际社会一再以“软权力”的视角关注和评价中国，例如中国企业走入非洲的行为和孔子学院全球建设的举动。不过，“软权力”在美国是励志话语，“巧用力”是智库教导政客的应对之策；而用在中国身上，概念的意义便大不相同了：软权力意味着争夺领导权，巧用力则显示心机深重。西方政治精英一方面用“硬实力”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据，另一方面用“软权力”作为“中国阴谋论”的标签，软硬兼施，尽力阻遏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可见，在西方导向的全球舆论场，中国早被西方贴上标签，置于被动挨批的局面。
中国并不打算称霸全球。然而，自从中国采用“文化软实力”等政治术语以来，尽管采用了比较缓和的译名（“实力”而非“权力”），中国依然被贴上“追逐软权力（霸权）”等标签，被置于聚光灯下。因此，现在不是中国是否选择“权力”概念的问题，而是外界对中国的观察已经离不开这个国际思考的“框架”。
“巧用力”是美国学者给美国政府的对策建议，但反而应该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软权力（影响力、同化力）主要指思想的领导权和行动的引导力，这种权力建立于对方心悦诚服的认同和心甘情愿的接纳之上。其间，国家形象的认可度与价值观念的感召力是关键因素。然而，在全球舆论中，中国的形象早已被西方负面“界定”，被“标签化”甚至“污名化”。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常常被他人判断和表达，中国没有进行解释的话语权，甚至缺少“辩诬”的机会——说了也没人听。而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和主观揣度的动机，按照既定的思维框架观察事物，是非常常颠倒，黑白可能混淆——而中国恰恰是最可能被哈哈镜观照的对象。
好在关于“力量”的系列概念还有讨论的空间；文化场域还能成为“概念论争”、“知识协商”甚至“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这些来自美国、具有学理“合法性”的概念，也可以成为文化谈判的平台。在讲究“学术平等”的国际公共空间，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于是，经由“软权力”等话语概念的途径，中国不仅可以在国际传播的策略方面获得提示，还可能在政治学的理论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软权力提示我们：必须赢得人心；巧用力提示我们：避免鲁莽行事。本文认为，软权力、巧用力的概念显示了一种侧重思想影响和文化传播、手法机动灵活的战略思考，这些是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就国际传播而言，要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对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可以借助美国概念，但须立足防御地位，力求在全球话语中获得正当性。
奈对smart power（“巧”）的解释，主要是“软硬兼施”。2009年，奈多次发表文章，说明只有“变得灵巧”“结合硬力量和软力量两种策略，才能达到美国的目的。”（Nye，2009b：160）在《卓越领导》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巧力量：一种软硬混合”（Nye，2009a）。诺索尔对smart power的解释则更多地指“假手于人”“借势用力”。她说：“巧力量意味着美国自己的手脚并不总是最好的工具：美国的利益是通过调动代表美国目标的其他人来推进的，是通过联盟、国际机构、审慎的外交和思想的力量来实现的”（Nossel，2004：7）。可见，smart power是指一种混合了资源性潜力、实际的控制能力与具体的施展行为在内的许多相关现象。
2006年，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成立了一个两党合作的“巧力量研究委员会”（CSIS，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为下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支招。这个由奈担任联合主席的委员会在报告中对“巧力量”的界定是：“巧力量非硬非软——它是两者的巧妙结合。巧力量意味着利用硬和软两种力量开发出一种整合了战略、资源基础和成套工具以达到美国目标的能力。这是一种途径，既强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也在联盟、合作伙伴与各种层次的情势方面投入大量心力，以扩展美国的影响力，并建立美国行动的合法性”（Armitage，2006：7）。这种定义综合了奈与诺索尔两种思路——软硬兼施和借势用力，报告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伙伴关系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关键性策略。
真正使“巧用力”这个词时兴起来的政治人物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提名她担任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上，她表达了自己对smart power的理解，并且承诺，如果她担任国务卿，灵巧战略将是她外交政策的核心。不久后，她果然带领美国重返亚太，四两拨千斤，实践了用巧力和巧用力的理念。
按照以上的概念分析，“巧用力”偏近战略，是在比技巧和战术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力量搭配、资源调动和方案制定。巧用力的目标是通过软硬力量的结合，采取借势用力的方式，以随机应变的策略实施最终达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的控制能力（如导向性和话语权）。
就国际传播而言，什么是硬实力？全球传媒架构、网络基础设施、人员布局、渠道设置等物质资源，包括财政拨款等资金投入便是。什么是软实力？特有的历史遗产、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文化要素便是。那么，什么是国际传播的软权力呢？权威性、公信力等足以产生思想和行为影响力的效果就是。而巧用力则是在这些资源和要素之间进行的调动与整合。巧用各种力量，特别是文化资源的吸引力，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喜欢中国；树立公信力与可靠性，在全球建构积极的中国形象并营造对中国而言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影响全球公众认同中国的理念并支持中国的事业。
不过，软硬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简单。它们有时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有时南辕北辙、目标相左。例如，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上升，的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这也恰恰成为让美国政治学家担心的现象或者“症候”，并竭力阻遏中国的影响力。
相比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力（军事、经济包括传统文化），中国传播方面的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亦即软权力）却是软肋——它来自中国当代制度和文化标签的弱势地位，也来自各种媒介的不同传播：一方面，是西方长期的强势话语及其赋予中国的不利形象；另一方面，也和中国的对外传播缺乏战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相关。中国的传播未能提供雄辩的话语，赋予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未能以有力的事实，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及可靠性。中国当前与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相关的软权力推广甚至带来负面的传播效果。
中国硬实力持续增强而软权力始终滞后的反差拖了整个国家影响力的后腿，有时甚至产生矛盾的作用。例如，中国企业对非洲的“走出去”战略虽然带来了醒目的经济成果，但与所在国人民不时发生的文化误解却使中国的形象受损。孔子学院是另外一个例子。本来，孔子学院的目标应是通过中国语言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孔子学院以经济资助开道，动作过多、过快、过猛，在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和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却增加了“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也波及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相比，中国传媒的全球出击虽然也导致了一些负面评论，但由于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理念和跨国传媒公司的实践先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要公然反对却师出无名。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传媒走出去劳师袭远，效果甚微，它们受到的批评少，恰恰说明中国的官办传媒并未使西方世界感到真正的威胁——软权力的效果不就表现于对方的感受吗？
硬力量使用不当，软权力承受损失。合法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据奈分析，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军事战争堪称成功；但从软权力的角度看，却使美国元气大伤——由于避开了联合国的批准，美国的战争行为受到了全球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也削弱了美国吸引同伴的能力（奈，2013）。因此，中国在全球的硬实力发展及其展示，一定要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全球公众的好感，才能发挥正面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往往来自别人的传播。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来自西方的记者的客观报道曾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政权洗刷了部分污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围攻的红色中国在国际上也曾得到少量同情性的文学再现。例如五六十年代韩丁（William Hinton）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先后在中国和美国出版，使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土地改革的真实一幕。而20世纪70年代跟随美国总统来华采访的CBS电视片制片人峨夫·德拉斯宁（Irv Drasnin）的《误解中国》（Misunderstanding China）曾引起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
用外国人的眼和嘴表达的中国形象，比中国自己费力塑造的国家形象要更真实、更客观，也更有利。但是，这种“宣传”一定要发自真心，出自诚意，才能打动人心，产生真正的影响效果。中国现在雇用了很多外国人，在国家媒体中担任记者、编辑、改稿人。但这些人只是（外语）喉舌与（报道）工具。他们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特思想——他们的报道也很少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他们甚至不能成为类似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的“明星”，这些异国面孔起到的传播作用有限。
中国的自我传播当然也很重要，但需要两条腿走路——官方与民间并举，并相互配合。以往中国的对外传播重官方、轻民间，重视正式的文化交流，忽视文化经济的市场发展。然而事实证明，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民间文化经营具有官方文化交流不具备的作用，公众文化外交可以对外国公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巧用力的思路需要采取更加平衡的资源配置，以民间力量和文化市场的方式走出去。例如，文化部有关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持续组织流动的演出；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反响不足。近年来，文化部大力调动内外部资源，与各类中外文化机构合作。按照海外文化中心的经验，中华文化的传播不仅需要国内合作，更需要借助外力；不仅表现于偶尔一见的高端文化国际交流，更存在于日复一日的国际市场演出。
“巧用力”是一个来自国际关系领域的美国概念，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象”的美国战略思路。但软硬结合、借势用力的思想也可能为我所用，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竞争有备而来之策和在国际传播中处理好软硬张力的有效战略。
本文认为，应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学术脉络中寻找soft power的研究框架。根据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对权力的细分概念和对“软权力”的本质定义，以及对国际传播的现实分析，本研究提出，用“有形的（军事、经济）力量”来解释hard power，译为“硬实力”。在用文化资源等潜在的影响能力指代soft power时，译为“软实力”；而以“控制关系”“话语权”等无形的影响力来理解soft power时，则译为“软权力”。同时，在以策略、应用等实践方法可能预见的有效性来解释smart power时，可以译为“用巧力”或者“巧用力”。在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资源性的“硬实力”不是问题，“软实力”也没有大的问题；作为“影响力”表现和结果的“软权力”是个重要问题；而策略性的“巧用力”则是关键问题。
中国国力的强盛——软硬实力——是国家立足的基础。灵巧使用硬实力的最高境界是怒而不威。目前中国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具有魅力的传统文化遗产上，必须进行现代改造，特别是与当代的先进文化一道，才能形成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在制度和思想上面临严峻的舆论挑战，缺乏国际话语权和思想影响力。软权力是中国的软肋，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内部改革和有效的国际传播加以改进。
中国的国家形象早已被西方舆论涂抹了色彩。缺乏实际接触和亲身了解的全球绝大多数公众的“观点”都来自媒介的“观察”，包括想象，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中偏颇甚至有意识歪曲的。带着一副被扭曲的面孔，中国的传播无论多么努力地解释和辩诬，在不明真相甚至抱有成见的眼睛看来，仍然是丑陋或者可怕的。
那么，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自己吹嘘不如让他人评说，尤其是让那些声誉良好、态度客观者评论。自说自话带有强烈的“主观”暗示，好朋友的夸奖先天地带来“不可信”的预期。客观评说可能有好有坏，但公允之言才更令人信服。中国应该开门迎客，欢迎独立的观察和批评。批评并不可怕，传播的实际效果很难以当事人的感觉衡量。当初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曾经让中国某些人大为震怒，也让大多数中国人心生不快，但相对于丑化中国的流行宣传，安氏的客观态度实际的传播效果其实有“纠偏”的作用。当后现代的世界不再相信纯粹的天使与恶魔时，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论可能产生较真实、更有利的结果。例如，许多观察和调查表明，因为西方舆论一直把中国说得太不堪，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游客，对中国反而总体印象良好。目睹中国的外来游客根据他们的实地观察和亲身体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会给世界描绘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中国面貌。这种面貌可能不如我们期望的那么美好，但一定不会比坐在屋子里想象“专制国家”的情形更糟。
介绍中国文化，应大力动员民间力量，协调文化市场，这也是公众外交的一种方式。中华文化要在海外生根落地、开花结果，最大的机会在于民间力量和市场推广，民间机构有动力，市场活动有动机，能够千方百计推陈出新，绞尽脑汁赢取观众，它们是中国文化走入国际舞台真正的生力军。市场管理也是一种“用”。商业公司需要的，是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监管，使其按渠而流，按轨而驰。
“巧用力”是一个大话题。中国文化需要整体设计并理性调适，以有效的渠道与智慧的方式传播到全球，才能不断提高影响力。只有在辨清中国文化的各种传播资源、潜力的基础上，合理搭配，灵活调动，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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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