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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企业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向东道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所产生的风险。
为了打击跨国商业腐败和贿赂行为，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签署并通过了一系列条约用以预防和打击在外国管辖权下经营的企业所从事的商业贿赂行为（见表2—5）。
表2-5 与企业反腐败有关的国际规范
续表
此外，各国也对商业腐败行为做了严格规定。中国《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29条明确规定：“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核准的，商务部撤销该企业境外投资核准，给予警告，并依法公布处罚决定。该企业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核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世界免税公司为了获得在肯尼亚免税店的经营许可，其公司代表于1989年2月向中间人的账户汇款200万美元，并在3月造访肯尼亚期间，继续对时任的肯尼亚总统实施贿赂。该公司因此在1989年4月获得了同肯尼亚机场为期10年的免税店经营许可协议。随后，世界免税公司投资约2700万美元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和蒙巴萨机场更新升级设施。然而1992年由于该公司的贿赂行为，肯尼亚政府单方面终止了该协议。
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新形势下，准确把握并有效控制海外投资所面临的腐败风险，努力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其一，推进企业海外投资反腐败立法。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反腐败的相关法律欠缺针对性和强制性，形成了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严重缺位。
尽管中国在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组织官员行贿罪”，但相关规定过于笼统，难以判断有些企业海外贿赂行为是否可以纳入中国的管辖权范围，同时由于惩戒力度十分薄弱，无法达到有效打击和遏制海外腐败犯罪的目的。近年来，中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质量虽有显著提升，但条约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保护、损害赔偿、争端解决等问题，有关腐败规制方面的内容存在缺失。因此，中国应加快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立法，推进《反海外腐败法》的制定，为海外投资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规避英美国家的域外长臂管辖，净化海外的投资环境。
为了破解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的腐败问题，国际上先后出台了可谓形形色色的反海外腐败的法律制度。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全球腐败治理工程，抓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发展契机，借鉴国际反腐法律制度与实践，制定立足中国国情同国际公约相契合的中国《反海外腐败法》，明确界定海外贿赂的内涵及外延、管辖权、资产追回、司法协助、惩罚措施、国际合作等内容，从而对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腐败犯罪的规制与惩治作出一致性及体系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顺应国际反腐败潮流，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维护海外投资建设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保护资本输入国及输出国的共同利益，中国要积极推动及引领其他国家形成反腐共识，中国应联合其他投资合作国家共同制定《反腐败公约》，明确投资东道国防止权力滥用以及反腐败的监管义务，推进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调查、起诉、追赃以及惩治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通过引渡条约及司法协助等方式，消除壁垒共同治理跨国腐败。
其二，构建海外投资腐败风险防范及评估机制。
首先，完善涉外企业的内控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合规及内控制度，在企业项目投资与运营的不同阶段采取严密的腐败风险防控措施，增强企业腐败风险的评估、预警及处置能力。在投资决策环节，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以及评估东道国政府的腐败程度，严格遵循“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机制；在招标投标环节，遵守东道国有关招投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参与招投标全部过程的监控；在投资交割环节，建立符合投资东道国法律要求的财务会计制度，全面展开对东道国政治审查、法律制度的尽职调查，避免因获取项目资格向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商业贿赂；在投资运营环节，建立企业信用制度，避免同有贿赂行为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进行交易。
同时，加强对企业易腐败的部门及领域的重点监控，提升企业自我预防腐败的能力建设。此外，企业应注重对投资东道国商业贿赂案例的收集及研究，总结东道国反腐败调查的法律依据、重点领域及对策措施，做到精准识别东道国商业贿赂法律风险并有效地防患于未然。
其次，建立海外投资国别腐败风险评估机制，包括国别腐败风险、行业腐败风险以及重大项目腐败风险评估体系。同时，定期发布海外国别腐败风险指数，其中包括两个监测指标体系：一个是基于专家评价以及企业调查报告所构建的主观腐败指数，另一个是基于腐败统计数据构建的客观腐败指数。
创建以中方为主导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具有实用性及可操作性的海外投资国别腐败风险指数。企业可以根据海外投资国家腐败指数的高低选择不同的投资模式，优先选择反腐败法规健全以及腐败指数低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提高投资回报率和安全系数。对于腐败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同当地企业合资的模式，从而有效降低或规避商业贿赂法律风险，保障海外资本的安全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