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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构建一种署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罕有从正面或褒义使用“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情形，甚至多次对欧洲市面上流行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一顾或予以“责备”，但“探索、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的世界观，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 [2] 。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驻足于构建一般世界观，而是强调现代哲学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3] ，从而致力于创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即无产阶级“精神武器”或以无产阶级为“心脏”的“哲学”。列宁明确肯定“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 [4] 。
恩格斯率先提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5] 的论断。如果说马克思较早发现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那么，可以说恩格斯较早阐明英国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提出了构建关于现代无产阶级问题的科学这一学科范畴，把无产阶级的命运与走共产主义之路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结起来，提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确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范畴，并把这个“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具体灌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原来主要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其“人人皆兄弟”的口号——致力于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这实际上开创了一项让无产阶级世界观之灵魂“住进”无产阶级躯体内的“工程”。恩格斯15年后在《致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中喊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万岁”的口号。恩格斯在30年后写作《反杜林论》不只是出于反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折衷主义或各种伪科学的思想体系的需要，更是出于系统阐明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使之“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6] 的需要。恩格斯在32年后和马克思一道明确“亮”出了他们学说的“真实身份”：“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7]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深入考察”并使无产阶级自己“认识到”无产阶级解放以及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视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的任务”。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二版序、《资本论》第三卷序中又把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分别称作“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学派”，马克思则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把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称作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原本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整个外部世界的根本观察与根本态度，是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历史遭遇、历史贡献、历史使命的科学表达或基本观点，而后来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其系统化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恩格斯和马克思本人生前“自封”的，实乃他们的战友、后继者对他们共同创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尊称与肯定。然而，国外学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建立在把他们当作共享一种观点的一个人这种假设基础上”，“不管怎样，我都不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理论上是并驾齐驱的” [8] ，“主要由于恩格斯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 [9] ，“恩格斯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矮化”，等等。这些观点尽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学养、文化背景上的不同并由此在具体的思想观点或对问题的表述上存在区别或侧重点不一样，反映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思维活动中的“和而不同”情形；但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学界对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中的独特贡献的否定心态或对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历史地位的“质疑”。应该看到，马克思对于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贡献由于恩格斯生前的整理、传播而获得充分的阐发与彰显，恩格斯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则由于恩格斯本人对自己科学工作的谦逊、虔诚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隐匿，有学者在引用马恩合著的地方有失分寸地把“恩格斯”的名字舍弃掉，甚至让“马克思”去“独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整个创立活动，把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立过程演绎成某一个人的“独角戏”，这样对待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建过程是片面的。
恩格斯早期与马克思个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处于这么一种情形：前者为《莱茵报》《德法年鉴》等报刊的撰稿人或“作者”，后者为《莱茵报》《德法年鉴》等报刊的“编辑”或主编。恩格斯为给这些报刊撰写文章而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研活动。相较于马克思，他更早走向社会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工人阶级生产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触及社会的经济利益矛盾，较早在经济学问题上提出了重要思想观点。
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间实地考察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查阅相关材料，在1845年5月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向外界公开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悲惨状态，说“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境地” [10] ；他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贡献或历史地位，说“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 [11] ，“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 [12] ，“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13] ；他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改变命运的愿望或途径，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14] 。正是“恩格斯第一个指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即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前22年便指出，英国资产阶级从未尝试编写过一本关于工人阶级的“可读的书”，从未准备过一个完整的关于绝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料”。恩格斯当时看到，英国资产阶级不能正视本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也不愿对此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结果他们尽管用了很多年时间反复调查和修补工人的状况，竟还没有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 [15] 恩格斯所凸显的英国上层社会乃至欧洲学术界当年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漠视”或“无知”现象构成了马克思后来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写作《资本论》的先导因素。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最初在经济科学方面‘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接受者’” [1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他在引导马克思的注意力投向经济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17] 。马克思在忙于发表《资本论》的1867年7月份致恩格斯信中这样说：“你知道，一、我对一切都弄得迟，二、我总是踏着你的足迹走的。” [18] 就这方面而言，是恩格斯“出题”、马克思“答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构成”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高潮”。列宁说得更准确：“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9]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接指明了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具有写作“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的客观基础或现实条件：英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意义已经露出端倪，英国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典型地方，英国是无产阶级发展得充分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2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揭示的当年英国社会拥有的这些条件对马克思自1849年8月始最终定居英国伦敦从事《资本论》研究与写作产生了影响。
恩格斯赋予了《资本论》第一卷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中特有的历史地位。以往的经济学家虽然也研究了商品世界，研究了商品世界中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但这些经济学家们陷入“拜物教”幻象或“三位一体”教条而没能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物与物关系背后商品生产者之间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则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系统揭示了资本世界里的商品关系或各种“合理”法则背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
尽管恩格斯把“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发现”成果完全归功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在概念形式上从未提出过“唯物史观”术语，从未把他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观点“上升”到“唯物史观”或“历史观”层次，从未把他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观点予以系统化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唯物史观”这一术语实乃恩格斯首创。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书评中把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归结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才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概念的原始出处。正是通过“唯物史观”范畴，恩格斯在社会历史领域使无产阶级世界观获得系统化的提升。
其一，辩证地看待无产阶级世界观主要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一极端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异化”现象，又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或合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21] 。他在《反杜林论》中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从“肯定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肯定资本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拥有自己的历史位置与独立内容，分析、论证其合理性、进步性；从“否定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认为它属于一种历史现象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灭亡。这样，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曾经依据的抽象历史观或抽象人性论缺陷。
其二，第一个把马克思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结论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类似于“几何原本”层级，确立了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居于“基本原理”的科学地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分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各种社会现象与精神观念现象及其逻辑关系，提出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22] 的著名论断，后来马克思把这些思想概括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书评中把这一科学思想引申为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一般“原理”，预言这一关于人类历史领域的科学“原理”的发现使一切关于人类历史的非科学的观念即唯心主义结论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根据。“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 [23] 他在《卡尔·马克思》中具体论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解释历史现象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方面的科学意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关注人类历史领域的阶级现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现象，而且深刻说明了这些现象赖以产生、存在背后的经济根源与历史根源，指明了这些现象必定消失的趋向与途径。这样，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恩格斯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落在了实处。
其三，从不同侧面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阐发。由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历史现象、历史故事或历史事变长期以来被神秘化或唯心主义化，恩格斯不仅基于“结构”角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作为人们“吃、喝、住、穿”的社会经济层面与“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社会政治层面、精神层面，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制约作用，而且基于“动力”角度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24] ，并在《反杜林论》中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现象阐明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各个社会中的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25] 这样，为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现象、对待人类社会生活、对待历史变故奠定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排除历史幻象、追求自由解放与进步提供了科学思想基础或理性武器。
其四，对唯物史观内涵作了重要丰富与拓展。鉴于历史上的阶级社会上层建筑及其观念形态的逆人民性或扭曲性，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创建无产阶级世界观过程中侧重于“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 [26] 。恩格斯晚年对后者作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工作。一方面，他具体阐明了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各自的重要角色意义，把整个历史领域比作由无数个力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其中在历史领域里起根本性作用的经济因素被比作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其他因素被比作平行四边形“边线”，强调“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突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精神因素”内部各个子因素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并把历史活动比作“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突出其“曲折性”现象本身对历史的进步影响。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过程中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辟了对自然科学发展以及科技成果对自然、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效应作哲学反思的“自然辩证法”领域。正是沿着“自然辩证法”这一“逻辑”，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注意“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与“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
恩格斯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编辑整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时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命题，致力于在实践层面寻求“对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使“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进一步具体化，从而对整个无产阶级实践发生作用。他在《反杜林论》中整体勾画了让无产阶级世界观发生“对象化”效应的“线路”。
恩格斯在该著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现代无产阶级实现解放自由的根本历史条件。现代无产阶级的命运直接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具体表现为：生产（经济）形式上个别工厂生产之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之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背反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发生的两极分化这一社会极端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现对自然界的漠视或掠夺性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存在严重对立，“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 [27] 。这些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赖以对象化即“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直接逻辑根据。恩格斯进而在“操作”层面指明了现代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自由的实践路径，即通过“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28]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29] ，这实际上勾画了基于西欧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象化过程的行动“线路”，即“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消失”→“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自由的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基于恩格斯所“勾画”的这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象化过程的实践操作“线路”而展开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按图施工”现象而有学者把它归类为“构成了20世纪范围内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巨大社会工程试验的主要思想来源” [30] ，但是，这些实践总体上或在历史大尺度上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自由，属于社会进步范畴，尤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深刻体现了这一实践操作“线路”的历史内涵，丰富完善了这一“粗线路”下所必不可少的历史环节或相关物质条件，像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31] 也证实了这一实践操作“线路”的远见性与真理性，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根”无“据”了。可以说，当年马克思肯定恩格斯为“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列宁肯定恩格斯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确属实至名归。
其一，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使之对象化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志业，离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成功构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或整个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位置，就没有“恩格斯”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独特地位，甚至也没有“马克思”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当然，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起始点是现代产业无产阶级而非小生产者或一般劳动者。
其二，诚然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作出了第一位贡献，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劳动力概念、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概念、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等等，都体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创始人天才般的抽象力或创造力。但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立及其对象化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两位创始人合作的科学结晶，这不仅是对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过程中的独到贡献或特定历史地位的客观肯定，并且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重要维度的准确把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之所以超越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首先在于她深悟现代资本时代人类最终走向“合作”这一趋向，其次在于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恩格斯和马克思彼此精诚合作——创下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经典范例。
（已在《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上发表）
[1] 张定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卓文、杨正德，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说明”第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8] 张亮：《特瑞尔·卡弗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9] [美]加里斯·琼斯：《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子重译，《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10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16] [德]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4页。
[17]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9页。
[1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30] [美]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