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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离不开他们“构筑”了唯物史观理论这一原因。那么，人们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构筑”呢？就哲学本原的视域理解，由于唯物史观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唯物史观只能被理解为“发现”，而不能视其为“创造”。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才能够认为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针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中国哲学界权威的观点认为，《神圣家族》已经“日益接近于”唯物史观 [2]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第一部成熟作品” [3] 。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因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或者说，那种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个人发现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认为马克思一个人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人，只是将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唯物史观形成的萌芽，即这些人忽略了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也是唯物史观形成的萌芽。也就是说，一些人忽略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理由在于，如果不是这一“根据性”原因，马克思不会邀请恩格斯和他共同撰写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这两部著作的绝大多数内容是马克思撰写的，即如果不是肯定了唯物史观也具有恩格斯哲学的认知逻辑，马克思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 [4]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否定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贡献。从恩格斯与马克思交往关系发展的视角研究恩格斯与马克思交往的文本文献，很容易看到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发现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贡献，不仅有“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问题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和对“社会发展问题”抽象认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对“现实生活世界”实践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代的唯物史观发现的方法论贡献是指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而不是指理论逻辑意义上的贡献。因为，认知逻辑不等于理论逻辑，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之间的边界不可逾越。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从实践观点出发”的视角思考哲学问题，都是从《莱茵报》时期开始的，即是《莱茵报》搭建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的平台。就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演变而言，之所以认为《莱茵报》时期的恩格斯具有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就是指那时的恩格斯不仅意识到了“理论上的批判并不等于实际上的行动” [5] ，即不仅恩格斯认识到只有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理论中哲学的理论“才具有生机勃勃的和实践的性格”，而且恩格斯积极投身到包括为《莱茵报》撰写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文章的写作之中。1842年4月，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时，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做《莱茵报》主编。既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莱茵报》办报的指导思想以利于自己作品被刊用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与编辑和主编交流的需要，恩格斯在1842年10月初前往《莱茵报》拜访，虽然见到了赫斯但没有见到马克思。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又前往《莱茵报》。有学者认为这一次恩格斯虽然见到了马克思，但很不愉快 [6] 。我们不但认为这一判断的根据不够充分，而且相反，我们认为此时，经过面对面的沟通，马克思已经消除了把恩格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误解。误解消除的根据就是，“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人如果说还不算是朋友的话，至少已经有了共同的战斗目标，恩格斯答应为《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 [7] 。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的会面标志着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了事业上的交往。这即是说，既不能认为此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不是朋友，也不能认为此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已经是朋友，即我们认为基于事业的原因，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了交往。所谓事业上的交往，就是指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用自己的文章，“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 [8] 。
如果说《莱茵报》给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提供了平台，那么，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拥有的“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也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不可或缺的原因——哲学原因。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莱茵报》之所以能够成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报纸，既是因为《莱茵报》是那个时代德国最为进步的报纸之一，也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已经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即这种反思现实的哲学思维方式用那时的马克思理论解释就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9] 。就《莱茵报》是那个时代德国最为进步的报纸之一的视角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莱茵报》是能够发表“从实践观点出发”来讨论社会现实问题方面文章的进步性报纸。《莱茵报》是“科伦社团”支持创办的、以“反对普鲁士宗教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为最终目标 [10] 的进步性报纸。之所以称《莱茵报》为进步性报纸，是因为马克思在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提到的《莱茵报》办报目的，很好地诠释了《莱茵报》的先进性，即马克思指出，如果《莱茵报》刊登一般理论性的思辨哲学文章，“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 [11] 。就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主张“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言，此时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已经意识到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在《莱茵报》那个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即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抽象的理论批判是可以革除一切社会弊端的最终力量。面对这一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哲学思维，恩格斯在1842年7月给卢格的信中阐释了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即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 [12] 。
恩格斯之所以会提出“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是因为恩格斯认为谢林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都不足以“获得生命” [13] ，而这一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由于恩格斯接触到了谢林哲学，导致恩格斯反思和批判谢林为宗教辩护的哲学逻辑的阶段，在该阶段恩格斯因反思谢林哲学而转向拥护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1841年11月中旬，恩格斯在被其称之为思想战场的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授的“启示哲学”。由于恩格斯对谢林观点的反对，在同年的12月就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的反驳性文章，其后还发表了《谢林和启示》与《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的小册子。从恩格斯对谢林哲学思维的反思理解，恩格斯认为谢林试图修正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是“否认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4] ，但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形成“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只是开始更为关注哲学，即此时的恩格斯正处在形成“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的前夜，理由是此时的恩格斯和此前的马克思一样，开始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第二个阶段是指恩格斯越来越接受不了青年黑格尔派不愿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阶段，在该阶段马克思转向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和在1842年接触了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后开始信仰“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并不是因为恩格斯和他们的观点一致，而是因为恩格斯同情黑格尔被谢林批判，也就是说，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密切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共同的哲学，因为，尽管“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小团体以及他们的斗争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他却始终摒弃他们的主观主义” [15] 。
就恩格斯在《莱茵报》这一阶段撰写的文本文献所体现出的哲学思维方式视角来理解，这些文章准确地诠释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从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与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文来判断，恩格斯已经熟练地使用辩证法思维方式，如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实践具有本原性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反过来一定能够为实践服务，即恩格斯指出的，“不应当认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毫无希望，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我们曾依靠它取得了一些确实不容忽视的成果” [16] ，就是表明的实践具有本原性的基础性作用，而恩格斯指出的，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径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你们愿意，我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终究会前进的” [17] ，则表明了理论反过来一定能够为实践服务。从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的《时文评注》一文来判断，表象上看是对德国政论家瓦雷斯罗德讲演的评论，思维方式认知上则是恩格斯认为报纸和哲学就要从实践出发来关注社会现实。这种判断的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恩格斯明确指出瓦雷斯罗德讲演的内容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材料，即恩格斯指出，瓦雷斯罗德“在向广大听众所作的四次幽默讲演中，综合了从直接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得到的材料” [18] ，其二，恩格斯明确希望瓦雷斯罗德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出哲学的最高水平，即恩格斯指出，理应向瓦雷斯罗德“提出要求：使自己的各个判断相互协调，并且同当代的哲学水平保持一致” [19] 。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莱茵报》的会面，开启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工作性质的交往。这可以体现在《莱茵报》发表了恩格斯关于英国问题的多篇文章，但标志着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深化的并不应该是这一事件，而是指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将自己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寄到了马克思手中，因为，马克思不仅对该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从此开始与恩格斯不断交流思想。马克思对此事件的概括是，“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 [20] ，这就是说，该著作既引起了马克思对《大纲》的关注，也引起了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关注，或者说，马克思开始对恩格斯刮目相看。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接到恩格斯寄来的《大纲》的几个月后，即在1844年4月就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走向发现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视域研究哲学之路，应该与恩格斯这篇文章不无关系，即《大纲》给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带来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所谓启示，就是指恩格斯在《大纲》中揭示了“社会发展问题”的新的认知方法，即“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许有学者会质疑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判断，而用年代史的方法将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解为“国民经济学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很好，也正是因为有此考量，我们只是认为《大纲》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没有形成“政治经济学方法” [21] 。之所以认为《大纲》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一，是因为《大纲》的理论目标就是否定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用恩格斯的理论解释就是，“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 [22] ，其二，是因为《大纲》明确提出了私有制是社会矛盾总根源的观念，如恩格斯指出，“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覆灭” [23] 。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大思想家，准确理解他们交往深化的线索不应该仅仅看到他们通讯的频繁，更应该看到通讯频繁背后的思想背景，即应该关注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深化的方法论背景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具有试图构筑“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知逻辑。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大纲》之所以被认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关系深化的纽带、起点和标志，既是因为《大纲》阐明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认知方法与马克思设想瓦解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目标相统一，也是因为马克思需要在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切磋和支持中得到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就《大纲》阐明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认知方法与马克思设想瓦解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目标相统一视角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认为《大纲》阐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光辉著作，既融入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也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而这一伟大探索，用麦克莱伦的逻辑解释就是，马克思对《大纲》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 [24] 。就马克思需要在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切磋和支持中得到自身理论水平提高的视角理解，《大纲》的内容表明恩格斯符合成为马克思志同道合朋友的标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25]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一生因为事业得罪了很多人。再从马克思对于别人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不认同别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对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即必须是志同道合者。从《莱茵报》时期阅读恩格斯文章到后来对《大纲》的阅读，马克思认可恩格斯的理论素养符合成为自己事业动力和帮助的同志。
恩格斯之所以会在《大纲》中提出“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也认识到了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现存制度需要否定。就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也认识到的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角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离不开物质利益视域，或者说，他们都认为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回避不了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从《大纲》的研究内容来看，《大纲》很好地诠释了“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视阈研究，如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 [26] 。从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序言”来看，这一“序言”也很好地诠释了“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视阈研究，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27] 。就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现存制度需要否定视角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想通过“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体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阐释“世界历史”，即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28] 在《大纲》中，恩格斯从现存工厂制度的视角批判了现存制度的腐朽，即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阐述”这个工厂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 [29] 。
就恩格斯在《大纲》中阐明的哲学思维方式视角来理解，这一著作完整地表征了何为“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一，《大纲》阐明了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经济学，虽然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该表述，但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释了它的基本主旨。恩格斯在《大纲》中针对《国富论》阐释的国民经济学崇尚的自由贸易体系，给予了哲学逻辑意义上的彻底性批判和否定，即恩格斯指出，“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30] 。其二，《大纲》分析了资本、价值、生产等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关于价值，恩格斯指出，“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 [31] ，而国民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 [32] 。关于生产，《大纲》阐明了生产费用的组成要素，即恩格斯指出，“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 [33] 。关于资本，《大纲》阐释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即恩格斯指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 [34] 。其三，《大纲》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问题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命运。对何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恩格斯有过明确的表述，即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35] 。按照恩格斯这一理解，《大纲》理应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问题。事实上，《大纲》也的确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规律决定着私有制终将瓦解，如恩格斯指出，不仅“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 [36] ，而且“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37] 。
1844年8月28日，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意义的人生中的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恩格斯受到马克思的邀请，和马克思一起撰写被命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著作。其实，马克思早就开始了这一著作的构思和研究，而且承担的是写作著作的绝大多数内容。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这一决定，试想，能够将本来自己可以顺利完成的著作写上他人的名字，这得需要多么大的慷慨才能做到，可见，马克思对恩格斯是多么地认同和欣赏。恩格斯将此次会面称之为“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38] ，麦克莱伦将其概括为，“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39] ，卡弗将其称之为恩格斯受到了马克思的热情接待。 [40] 从恩格斯的角度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这一决定，恩格斯到巴黎见到马克思只是顺道而为，也就是说，恩格斯的主要目的是去德国，但恩格斯为了马克思的这一建议，决定留下来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后再回德国，可见，恩格斯认为能够和马克思一同工作是多么幸运和荣耀的事情。《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体现在《神圣家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思辨唯心史观的荒谬。这就是说，就思维方式而言，恩格斯和马克思友谊的确立不是体现在共同撰写《神圣家族》之上，而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开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即都展开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即恩格斯从“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概括唯物史观，而马克思从一般规律中抽象唯物史观。 [41] 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称之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42] 。我们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友谊确立的方法论根据在于两人决定进行“现实生活世界”发展规律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
恩格斯称马克思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43] ，马克思称1845年春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他的研究道路都是能够得出唯物史观结论的研究，所以，可以将《状况》和《提纲》理解为马克思第二次会面后的方法论意义上的重大成果，即它们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友谊确立的方法论根据，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共识，恩格斯和马克思友谊才能够形成且坚不可摧。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不仅详细介绍了他和马克思达成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意义上的方法论共识，即恩格斯指出，“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 [44] ，而且还阐述了他们接下来的研究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45] 。这就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在此已经在观念意义上得以形成，只是还需要理论及其逻辑的整理和概括而已。对于这一判断，恩格斯在给《共产党宣言》所作的1888年版的序言中，有过明确的交代，即恩格斯指出，“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46] 。在这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唯物史观思想已经在1845年春天产生。如果说恩格斯的叙述还不足够证明，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给《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也明确表征了这一思想，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47] 。当然，从哲学史的视角理解，《提纲》和《状况》并不能表征唯物史观的成熟，它们只是表征了唯物史观意蕴的方法论已经产生。
《状况》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书写”，不仅是因为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具有了唯物史观书写的方法论前提，而且还在于恩格斯具有了从“现实生活世界”的经验视角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信念。就《状况》已经具有了唯物史观书写的方法论前提视角理解，《状况》的理论逻辑被马克思用在了其后的《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之中。卡弗认为，“《资本论》中对理论材料的再利用、对经济和政治趋势的相似预测、对共产主义社会特定方面的相同看法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前提本身的真正核心，都能在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寻找到踪迹” [48] 。如《资本论》中指出，“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 [49] 。而这一思想在《状况》中被表述为，“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 [50] 。就《状况》已经具有了从“现实生活世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信念视角理解，《批判》中阐释的共产主义理念在《状况》中被表征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理论逻辑。如果说在《批判》中恩格斯已经阐释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状况》中恩格斯则是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的使命，如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 [51] 。恩格斯在这里阐释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因为恩格斯不想看到“现实生活世界”出现过多的流血事件而号召无产阶级尽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就《状况》及恩格斯写作《状况》这一阶段中的文本文献所体现出的哲学思维方式视角来理解，《状况》从“社会经验”的视角展现了何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方式。其一，《状况》从对资本家及其资产阶级的现实控诉中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遭受到的是十分悲惨的命运，而这种悲惨的状况是没有合理性的。如恩格斯在《状况》中指出，“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 [52] 。在《状况》中，恩格斯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资本家的残忍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不可更改的逻辑，即表明了资本主义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其二，《状况》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视角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恩格斯在《状况》中从竞争的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如恩格斯指出，英国的“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 [53] 。毫无疑问，这一思想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即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其三，《状况》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现实关系中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性。恩格斯在《状况》中分析了垄断现象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将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余的人”。何为“多余的人”，恩格斯指出，如果英国工业被美国工业所打垮，“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 [54]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英国无产阶级可以用革命的形式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且是不可更改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论证至此，基本结论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研究确立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和马克思第二次会晤时达成的共识。这就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追问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物史观还是要用马克思个人的名字命名呢？之所以会潜意识地追问这一问题，是因为有一些学人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并不一致，而我们却从大量的事实（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介绍）中发现，就方法论的视域理解，不是马克思个人创立的唯物史观，相反，是恩格斯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意即就方法论的视域理解唯物史观，应该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唯物史观。按此逻辑理解，那些试图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著作和笔记的整理中解读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差别和认知逻辑差别，都属于吹毛求疵意义上的解读，因为，本论文的论证表明，尽管恩格斯和马克思有着各自的研究主题，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认知逻辑思维都是他们共同研究后得出的唯物史观思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已在《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上发表）
[1] 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
[2] 黄楠森、庄福龄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
[3] 黄楠森、庄福龄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5]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6]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7]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8]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10]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
[1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2]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3]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4]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5]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42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21] 曹典顺：《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46页。
[24]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457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472页。
[38]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39]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40]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姜海波、王贵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41] 张丽霞、任平：《唯物史观生成逻辑之辨》，《理论探讨》2019年第6期。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24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9页。
[48]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姜海波、王贵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0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6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9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