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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如果说一种性别还没有足够认同另一种性别，那么这一社会很难说是有情感的、充满同情心的，也很难是平等的。女权运动似乎是一个性别在反抗另一个性别，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其实它暗示了人类情感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当代社会发展和伦理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历史性失败不只是女性的失败，也是男性的失败” [13]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讲道：“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为实现男女平等的崇高理想，人类走过了不平坦、不平凡的历程。” [14] 当代西方关爱伦理思想的产生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的历史推动及其当代发展。女权运动推动了女性心理学和女性思维（意识）的发展，女性思维（意识）的生成也推动了女性价值观以及女性关爱伦理学的产生。
女性、女权运动、女性主义与关爱伦理思想之间都有内在的学理关联。女权运动促成了女性心理学以及女性主义学术思维的产生和发展，而女性心理学和女性主义学术思维又促成了女性（性别）关爱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女性（性别）伦理学中，一些女性心理学家、教育哲学家侧重从女性的身体—心理特征以及女性的生活经验来阐发一种关爱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观。女性关爱伦理学主要围绕“关爱、关系、关爱的正义”等核心议题来展开其学理论证，体现出一种情感的学术思维进路。所以，要理解当代西方关爱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发生背景和思想来源，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女权运动及其引发的女性心理学和女性主义学术思维发展状况。
一般来说，女性（woman），作为一种生物性别，与男性（man）相对立，是一个生物学名称；女权，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是一种相对于男权而言的女性所拥有的政治权利，由它而来的“女权主义”也就是“旨在表达一种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政治诉求” [15] ；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指从一种女性心理（意识）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学术思维进路。但是，由于女性主义倾向于特指女性心理中那种柔性或阴性的（feminine）一面，而这种柔性的心理特质在男性心理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16] ，它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类普遍拥有的柔性心理特质，所以女性主义能够获得包含男性在内的人们在心理上的体认和认同，故其适用范围也要比“女性”的范围更广。从这一点来说，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一样，代表了一种学术派别或一种看待问题的思维进路和方法。
在传统男权社会，妇女并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地位，所以，女性，作为一种生物性别，只是男性的附属性别，并不具备独立的生物性别特征。这就如《圣经》里所说，女性是从男性身上抽取的一条肋骨制作而成，而从现代英语“女性/female”和“妇女/woman”的词根来看，也都是出自“男性/male”和“男人/man”的派生词。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女性不被看作一个与男性相对等的性别，而只是男性这个性别的派生物和附庸品，所以才产生了所谓的“女权”（以及与它对应的“男权”）、“女性主义”。换言之，从古至今，如果女性与男性一直处于一种对等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出现“女性”“女权”“女性主义”这种名称。正如从古至今如果人人都享有对等的社会地位，人人都享有真正平等的社会权利，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人权”宣言了。总之，“女性”与“女权”的不同点就在于：前者强调女性的心理（意识）特征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意识）特征；后者只是以“男权”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权利的标准，还没有真正体现女性的特质。
20世纪60—70年的女权运动进入女性思维意识层面，即女性在争取改变自己命运的这几百年里，通过社会运动，尤其是通过教育对女性进行智力开发，使她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得到了质的提高，从而使其能以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建构女性的社会地位。为此，女性，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生物性别，进入社会学研究视野，形成了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女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文化学的反思和解读，就形成了女性主义这条学术思维进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作为生物概念，经过女权运动——作为政治学概念——的不断开展，产生出一种作为学术的思维进路——女性主义。而正是因为这种女性主义的思维进路，才构成了对传统男权社会背景下所构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颠覆性挑战。
近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这一阶段女权运动处于思想萌芽阶段，还没有进入社会运动层面。随着工业发展，在19世纪中后期，女性开始不断进入工厂生产，成为社会经济基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权运动才真正开始了。例如，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Seneca Falls,New York）就出现了第一场有组织的女权运动——世界上第一次女权大会；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游行集会——这也是“三八妇女节”的来源；1915年，英国女性协会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国家的女性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权运动浪潮至此进入高峰期 [17] 。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时女性承担了男性曾经承担的许多工作，同时也是治疗战争创伤的力量之一；在战后恢复中，因为战争导致男性人口的缩减，女性仍然是战后经济恢复（包括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获得了相应提高，特别是在美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女权运动出现了第二波发展高峰。此时的女权运动大多从女性价值观出发，通过各类妇女组织来积极推动性别平等、种族平等、世界和平、动物保护等，女性的社会优势越来越体现出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工作条件的改善，她们甚至认为男女两性出现“阴盛阳衰”的症状，男性已走向衰落的命运 [18] ，因为男性心理对当今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要普遍弱于女性，等等。具体来说，女权运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末《女权宣言》的提出，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第一次女权运动高峰。一般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根据记载，1791年8月，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了一份《女权宣言》，也即《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 [19] 。该《宣言》对女性的历史意义，就像《人权宣言》（1789年8月）对法国人和《独立宣言》（1776年7月）对美国人的历史意义，都象征着对人权和独立的要求。这份《女权宣言》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 [20] ，因为后者所讲的“人权”主要是指男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并不包括女人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份反映妇女权利要求的人权宣言。为此，该《宣言》在形式上也基本仿照《人权宣言》，包括一个前言和十七条人权公约，并用“妇女”（Femme）和“女公民”（Citoyenne）替代了《人权宣言》中的“男人”（Homme）和“公民”（Citoyen）的措辞。受其影响，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通常来说，这二位女性是现代女权运动的思想先锋。
女权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价值诉求主要是争取男女平权，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国家法律” [21] ，具体表现为女性能够获得政治参与权、受教育权、劳动所得（财产）权等。由于这一时期的人权理论主要是由男性提出的（例如卢梭的“人生而自由”思想），所以女性只能仿照男性的权利来诉求对等的权利，即使女性认识到了女性与男性之间有生物性别上的差异，但是她们仍然认为构成人权的条件主要不在于生理的差异，而在于人的普遍性特质（例如人的理性能力）。例如，在《女权宣言》中，奥兰普·德古热第一条就提出：“妇女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与男人是平等的。”第四条则提出：“自由和正义就存在于恢复/归还（restoring）属于他人的东西之中；唯一限制妇女行使自然权利的就是男人的永久的暴政，而这种限制将被自然法则和理性所革除。” [22] 同样，在《女权辩护》中，玛丽也指出，女性只要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也会获得理性能力，并批判了把“感性”作为女性的专属品质这一传统观念。她认为：“男性虽然在体格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其他方面并不比女性更高贵，两性在智力和能力方面天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后天造就的，是传统和教育的结果。” [23]
女权运动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种基于“权利平等”的女性主义性别伦理思想。“这种性别伦理声称在女性与男性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在任何被理解为我们的基本人类本质的品质或能力上也没有根本的差异。” [24] 由于它产生于近代启蒙背景下的自由、平等语境，所以这种性别伦理学也被称为自由派的女性主义伦理学。“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平等是根植于我们作为人所拥有的推理与理解的能力，并且性别的区分在思考能力中不起任何根本性作用。” [25]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妇女运动高峰。如上所述，工业生产和世界战争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工结构，家庭经济让位给工厂经济，使女性接受更广泛的教育成为可能。通过教育，女性的思维和认知能力获得了实质性提高。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近2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女性中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家庭角色的刻板形象，或者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传统家庭观的破裂，妇女在经济上有了保障之后，开始真正反思心理的需求——祈求一种社会人格的尊重，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和一直被期待的那种传统女性形象。
女权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价值诉求主要围绕男女平权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开始反思导致男女两性差异（不平权）的社会性致因，产生了一系列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者认为是父权制主导下的社会分工（家庭/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传统观念导致了男女不能平权的这一现象。在此阶段，首先出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它集中体现了女权运动过程中女性主义学术思维的发展成果，它指出女性的“定格”形象是父权制和父权意识的产物。她的名言就是：“女人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变成女人的。”我们知道，法国虽然是现代女权思想的发源地，但长期以来由于其经济、政治上的相对滞后，相比英、美等国，法国在女权事业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法国人特有的感性浪漫气质似乎总能对新事物报以欣喜若狂的态度，但是在真正面临新事物时，这种感性浪漫气质又会因为其感性的心理恐惧而变得极为保守，所以说女权的兴起似乎令“男性怀有害怕女性与之优势相对抗的心理恐惧” [26] 。为此，法国妇女一直到1944年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才获得选举权，而英国早在1918年选举改革中就确定“给予一切年满30岁，而且本人或丈夫有5英镑年收入的妇女以选举权；1928年，拥有政治选举权的妇女年龄调整到21岁” [27] 。这种现实落差迫使法国女权运动要进入深层的心理反思层面，由此才出现了堪称“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以及作为西方妇女“圣经”的著作——波伏娃的《第二性》。
根据弗洛伊德的以男性为标准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观点，女人在生理上的缺陷，导致她们崇拜男人的身体，但是波伏娃认为，“女人对阴茎的羡慕并不表明女人想要阴茎本身，它只是表明女人渴望得到社会给予阴茎拥有者的物质和心理特权” [28] 。正是因为在男性的生理性别（Sex）背后隐藏着一种（价值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一种价值和权力的象征，所以，社会的价值文化就把女性——作为生理性别，她与男性是平等的——逐渐建构成一种屈从于男性的影子性别——“第二性”。波伏娃甚至悲观地认为，女性受到压迫是一种本体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
波伏娃的女权思想深深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权运动的路线走向：对女性（性别）心理做一种社会学致因的分析和诊断。例如，1963年，美国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的《女性的奥秘》，该书揭示了女性被传统地期待为一种家庭幸福角色所隐含的对女性本身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作者号召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更多教育，在经济、情感和智力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女性的奥秘》首先点燃了美国的女权运动，随后波及西欧和北欧等发达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把西方女权运动推向了第二次发展高峰。“随着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的复兴，随着广泛传播的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再次汇集成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研究者们重新激起了对妇女和性别课题的兴趣。” [29] 为此，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女性主义思想家，她们多从女性心理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来揭示和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心理意识的建构影响，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精神分析心理学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别”批判理论。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案例》（1970）、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1970）、玛丽·戴莉（Mary Daly）的《超越父神：迈向妇女解放的哲学》（1973）、盖尔·卢宾（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1976）、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母性、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1979）。这些著作多以男女两性的“生物性别”（即性/Sex）为基准，对两者在“社会性别”（Gender）上的不对等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揭露。
一般来说，男女两性在其生物性别（Sex）上都是对等的，体现了一种生物基因上的平行性差异，但是男女两性在其社会性别（Gender）上是不对等的，体现出一种男女两性在获取权力上的不平行性差异，即女性——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特征的社会性别——其很多社会性行为特征都是父权意识的产物，都是在男人的要求下形成的。
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批判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激进派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侧重讲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上的根本对立，把女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完全归因为男权统治，倡导女性要通过教育、劳动等各种方式来提升女性的社会事务能力，洗掉传统观念中对女性持有的那种社会性别的偏见和歧视。例如，在《性政治》中，米利特就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下的社会性别制度，认为家庭和性都是实现父权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她希望调和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上的截然对立状态，希望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寓于一种雌雄同体式的个人素质之中。她们当中更为极端者——例如，费尔斯通——甚至认为，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上的不对等状况根源于男女在生物性别上的差异和分工，认为女性因为从生育孩子到养育孩子这一连串的身体性经验特征，使女性不得不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她们倡导通过避孕、堕胎、女性同性恋、拒斥异性骚扰等方式来防止因为其生物性别上的劣势（身体的生育功能）而延续至今的在社会性别上的不对等局面。根据这些极端的论点，费尔斯通希望通过“发动生物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来促进人类的解放” [30] ，即通过“人工生育”来取代“自然生育”，通过“志愿家庭”（通过志愿者方式组建家庭）来取代传统的“自然家庭”。费尔斯通的论点——根据男女在自然性别上的差异而提出的消除女性性别劣势的对策——后来通过发展和演绎，将女性在自然性别的劣势转化为一种“女性的优势”。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女性的特殊身体结构导致了女性特殊的心理意识，并从而产生出特殊的道德情感能力。费尔斯通所希望的通过“发动生物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来促进人类的解放”的理想在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不是不可能实现。随着现代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做到无性生殖、性别身份转变都是可能的。激进派女性主义理论在推动女权运动中取得了一定的现实成果。例如，1973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堕胎属于孕妇的权利，怀孕三个月的孕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堕胎。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基于一种社会性别维度的女权运动获得了社会政治认可。由于这些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多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她们的观点后来又受到黑人女权主义者的责难，后者认为在黑人妇女身上不仅承受着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还承受着种族（肤色）压迫，并指出只有消除对黑人妇女的歧视和偏见，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导致女性处于受压迫地位，是父权制和私有制相结合的缘故，由此产生了性别压迫、阶级压迫以及种族压迫，所以她们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激进派看来，即使消除了私有制和阶级压迫，性别压迫依然存在，男人与女人的对立是超越社会制度本身的。这就如同波伏娃所说的，女性受到压迫是一种本体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本体论上的原因也许就源自男女两性在身体上的差异，那么激进派女权主义者从防止身体的劣势着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路径，这就需要生命科学的发展，通过生命科学来彻底改变人类的生理劣势。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这一阶段的女权运动由于受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开始反思第二阶段的女权运动的“社会性别”批判理论，她们不从“男性与女性”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视角来求证女性的社会性别的合法权利，而是要模糊自然性别之间的界限，认为在社会文化（权力话语）的影响下，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然性别会演变成一种动态的过渡关系，没有明确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身份。其中，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主张的“酷儿理论”为代表。“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指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后来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是对同性恋者的反讽，即同性恋对异性恋是一种观念论上的解构。所以，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都不是由自然规定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所形成的。
正是因为性别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女性要超越自然性别的心理障碍，塑造女性的社会性别文化（权力话语）。为此，她们当中有人提出要用一种反映女性特质的语言来写作，其中女性身体的自然构造恰恰成了女性写作的一种独特方式——阴性书写，也即“女性书写”。“换言之，女性只有自己写自己，通过自己身体的写作，通过对自己肉体的全新体认，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笔获得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从而写作本身成为源于女性身体内部世界的一种情感和灵感交流的生命力流动，女性只需要把握自己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的流动，就足以彰显出生命的活力。” [31] “女性书写”一词源于1968年之后的法国妇女运动，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于1970年最早提出。由于“女性书写”提倡一种以女性对生命的特殊体验为书写主题，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经过发展，它又与法国的叙事学理论结合起来，变成了一种女性的“身体叙事”理论。女性“身体叙事”理论就是针对传统叙事理论而言的，即以“男性身体”的叙事为主，忽视了另一性别的历史叙事角色。它是从“身体写作”这个角度来揭示男性在历史文化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女性的附属身份。“叙事”，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它就像我们在小学生作文中讲的“记叙文”或“叙事文”一样，涉及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要素。小学生们对生活事件的描述，完全靠记忆和感受，所以，记叙文是最贴近生活的，它是小学生们对生活的新鲜记录。叙事学理论的源头就在这里，它反映了生活的生动性、完整性，它批判形式主义写作的地方就在于后者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丰富性的单面的、形式化的写作方式。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语言”。也就是说，改变“书写方式”或改变“语言气质”成了女权运动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价值诉求，即使这种价值诉求还比较微弱和方向不明。那么改变“书写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它近可以指改变语言风格中的男性“气质”，突出它的女性“气质”；远可以指改变“文字”。后者就涉及一个完全的人类新文化的“再造”和“重塑”。人们常说，男女两性分别来自不同的星球，那么改变“文字”意味着要创造一种代表女性时代的星球文化。人类能不能放弃目前的文字语言，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字语言呢？目前来看，这很难想象。但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女权运动也有可能借助技术的进步向我们现今无法想象的深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人类创造第二期文字语言时代也完全有这个可能。这就如女性提倡避孕，在一定意义上却促进了生物科学的发展。如果要完全呈现一种女性思维方式，人类可能真的需要一种崭新的文字语言或话语方式。
前两个阶段的运动高峰都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以内，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属于社会价值调整重构时期，也适合女性展示自己的价值诉求，女性主义运动在第三阶段的高峰期还没有到来，还在酝酿之中。新一阶段的运动高峰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还需由社会矛盾自身发展来决定。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阶级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性别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是人类超越地球文明的发展动力。女权运动属于性别矛盾，在阶级社会，它被阶级矛盾所掩盖，在超越了阶级人类的社会里，它可能直接体现为文字语言的斗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在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伴随着对“社会性别”批判理论视角的引入，心理学界开始真正关注和研究女性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象，女性心理学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批判理论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又有自身的独立性。它实质是从“社会性别”批判理论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把女性心理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如果说“社会性别”批判理论主要是女性主义者针对父权统治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文化批判，促使了女性心理（意识）的觉醒，那么女性心理学就是从这种激烈的批判声中静下心来专门研究女性的心理（意识）特征。
由于“社会性别”批判理论与女性心理学在内容上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它们都属于女权运动的阶段性产物，所以女性心理学必然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女性心理学还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心理学，它不仅仅是以生物性别的“女性”为研究对象，而是结合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双重维度来研究女性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心理学也可以称为一种女性主义心理学。当然，西方学界对女性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以及性别心理学之间也做了某种区别 [32] 。概言之，女性心理学侧重于女性的生活和经历研究，女性主义心理学侧重于与女性相关的理论研究，性别心理学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侧重于研究社会存在对社会性别分化的决定性作用。“‘女性主义心理学’强调的是与女性研究的理论联系，‘妇女心理学’是以女性的生活和经历为研究目标，而‘性别心理学’的研究重心则是引发性别差异的社会和生物学过程。” [33]
带有女性主义价值立场的女性心理学，作为传统男性心理学的对立面，侧重描述女性的心理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由此进路形成的伦理价值观，可以称之为基于两性“性别差异”的差异伦理观。“这一进路的基础是相信我们生为有性别的人，或者是女性或者是男性，因此我们所持有的普遍人性概念是一个抽象。因此，这是一种声称女性与男性自始至终有异的伦理学观，性别被写入我们生活的整个构造之中，且所需的是角色与关系的社会秩序，在其中性别身份能够得到表明。” [34] 在这个阶段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女性心理学著作。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多罗的《母性的再生产：精神分析和性别社会学》（1978）；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1982）；斯坦福大学的诺丁斯（NelNoddings）的《关心：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一个女性主义路径》（1984）。这些著作主要是从女性心理视角描述一种不同于传统男性心理视角的伦理观，直接推动了当代西方以“关爱”为主题的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女性关爱伦理学是以女性心理中的“关爱”价值意向为立论根据，它是一种“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关关爱的伦理理论” [35] ，它通过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一事实，进而指出个人对于维护这一依赖关系的道德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具体涉及对他人的用心地“关注”、适宜地“回应”、可供实施的关爱行动“能力”等因素。关于关爱伦理学的主要内容我们将放在第三章来具体解析，这里不作过多介绍。
总之，西方女权运动背景下生成的女性主义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性别看待世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值得我们深入吸收和消化。女性主义者从女性心理学视角提出一种女性关爱伦理学，这与女性对生活的体验相关，特别是由她们作为“母亲”这个角色所带来身体上的特殊体验密切相关。正是母性的情感，滋养出人类社会的道德情感，生生不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情感，就像一个家庭没有了母亲、没有了温度、没有了人生（从生到死）和生活事件的统一性。那么，在我们成人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感恩于母亲，这就是检验一个社会的道德试金石。此外，女性主义所揭示的又不单单是“女性”身上的气质，而是反映了人类普遍拥有的某种柔性心理气质，揭示了人类普遍具有某种关爱的心理倾向。为此，我们从女权运动中获得的启示是：女权主义运动就是我们对历史之母亲的一种感恩召唤，就是作为我们走向道德成熟的一种标志，我们需要那种发自对原初身体的深切感受的道德情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女权运动的每一次高峰都带来了人类不同程度的政治解放，它牵涉男女性别差异下的性别解放、牵涉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差异下的民族解放，牵涉肤色差异下的种族解放，以及物种差异下的物种解放（动物解放）——当代西方“绿色解放运动”也主要是女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学术思维进路的延伸表现。“女性主义以一种不同于主流范式的自下而上的认识路径，倡导日常生活政治，从个人的视角审视国家关系，以关联性界定世界秩序。……从关注人类最基本的不平等入手，女性主义为实现两性和谐、社会正义、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它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突破了传统理论以冲突和自利解释世界政治的困局；它不仅注重性别之间的平等与和谐，也关注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