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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题。和平为各种新生力量的顺利成长提供了包容的社会环境，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欧美妇女运动等各种新生力量蓬勃发展。并且，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促使人们关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正义问题，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相处生活。但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在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影响下，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保护主义、生态破坏问题、技术革新放缓、恐怖主义和难民潮、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健康节奏。关爱伦理思想的兴起，是对这一复杂国际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在与各种传统伦理理论的角逐过程中，它的逐渐胜出反映了人类向往和平的底线伦理心理，反映了人类的正向价值取向，也反映出女性主义者独特的理论价值贡献。
首先，欧美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趋势加快，在相对自由与和平的环境里，西方妇女运动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迅速。妇女，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决定性地影响到战后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走向，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和平、性别公正等价值理念在性别平等、社会平等、民族平等、种族平等、物种平等诸多方面得到广泛运用。正因如此，在战后的和平运动中，西方学界发展出了一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 [1] 或“女性主义和平学” [2] 。总之，受战后和平运动的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和平思想的滋养，世界政治的主体力量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其次，“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谋求进一步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呼声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格局的到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互联网技术等经济合作形式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全球互联格局开始形成。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作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都以各自的利益发展诉求，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链条。对这条利益链的多元搏动，既象征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多元性存在，同时也意味着世界问题的复杂性程度加深，为此，妥协和合作逐渐成为各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竞争和发展的主要策略。
第三，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日益复杂，促进了人类共情心理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这样一个交往频繁和事态复杂的生活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更加包容的心态，需要具备对他者的共情能力，需要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包容性交往心理。西方传统道德哲学所推崇的追求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单一性）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就是一次明证。
第四，20世纪70—80年代，从女性主义心理学中发展出来的关爱伦理思想，立足于现实人际依存关系的理论视角来倡导人际关爱、包容他者、共情他者、接受他者的关爱价值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复杂性特征。正如迈克尔·斯洛特所说：“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共情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强调，这种情况可能是对典型的现代社会以及我们共同的世界之复杂性和（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多元化特征的某种反应。确实，当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当我们最终明白世界上各种族/宗教/民族中存在着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更需要共情了。” [3]
总之，时代的发展呼唤人类伦理思维的变革，要求人类共情能力的成长。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因为对抗、不宽容与无知之间往往是紧密相连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他者的共情和接受能力。法国著名世界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明显，国际问题日益复杂，这需要我们具有包容、妥协等情感性的价值观来对待。“和平与和解只有在能够了解并接受彼此的人群中才能够实现。……因为我们正在居住的世界当然会以更复杂的方式增长，各种文化、国家和个体，都会与他们的身份有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只会强化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但我们生存的相互依存、融合一体的世界，真是太难以掌握和理解了。……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广泛的分布，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环境等方面又是如此不同。人们很容易无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此，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将世界的复杂性减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硬的指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情感是最能让人确信的。……出于这个原因，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了。”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伦理文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关爱伦理思想的世界传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其背后爱好和平的伦理思维的支撑，主导当代中国发展的社会伦理思想与当代西方关爱伦理思想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在倡导人类和平相处与关爱互助发展等价值观上有契合之处，既顺应时代发展，也引起世界学者之间的深入交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倡导以“求同存异”方针和“和平共处”原则来谋划人类政治交往新秩序，以应对国际主体多元化和国际问题复杂化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的有利形势，极力以和平思维方式发展本国经济，提升自身实力和成长制度优势；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凝心聚力，巧用智慧，提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速推进了世界政治发展格局转由中国价值理念的领航作用。
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整体发展，彰显出中国伦理思维的优势，彰显出中国治理的智慧。中国伦理思维背后的社会心理文化基因是人的“情感”心理，其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基因是人的“共处”生活，其背后的社会创新文化基因是“和”“合”机制。中国人所理解的政治世界，既是一个情感世界，也是一个生活世界。当代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求同存异”方针、“和平共处”原则、“睦邻友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体现了中国伦理思维背后人的“情感”心理需要和在世的共处生活精神。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情感”基因如遇春风化雨，迅速生长，中国的世界治理效能和社会创新效能逐渐开显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所言：“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5] 可以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和合”创新机制更能顺应时代要求，它体现了中国伦理思维能更好地应对现实事物的多样性和驾驭国际事务复杂性的社会治理特点。
也许上述因素也正是导致以斯洛特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开始将西方德性伦理复兴运动的解释语境引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是一名西方哲学家，扎根于美国，仅仅在学术生涯的晚年才开始对中国思想产生深挚的兴趣。……我发现，我自己之前在哲学方面的工作已经引导我远离了典型的西方哲学假定，并趋向于一种中国的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方式。” [6] 多米尼克·莫伊西则指出了包括当代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的整体优势，认为它们给当代人类一种“希望”和信心的情感表征，即它们都因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散发出内在的希望和信心，而欧美文化给人以一种“恐惧”和焦虑的文化表征，因为它们内部缺乏认同感，相互拆台、相互削弱越来越严重。多米尼克·莫伊西还特别指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要想持续这种“希望”和“信心”，就一定要促进女性的发展。“在发展中的社会中，女性应当是进步和现代化的载体。女性不仅仅在生理上是未来的载体，而且也是希望的载体，这主要是因为女性要比男性更期待改变。” [7]
总之，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伦理文化的传播为当代西方关爱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贡献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现实的经验参照。当然，正如莫伊西所言，中国的持续发展也需要提升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中国女性道德心理发展的水平。
当今世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政治制度因为其百年不变的惯性发展，已表现出衰弱症状，已严重阻碍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力行个体自由精神和开放创新动力，但是因为其根本政治制度缺乏根本变革，导致它不能从容应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如果说在一百年前，在自由竞争和彼消此长式的世界发展模式下，西方制度文化是先进的，那么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模式下，以分化制衡为价值导向的西方制度文化就开始显得落后了。目前来看，西方政治制度的时代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期以来围绕着政党（竞选）制度所带来的阶层利益固化、贫富分化加剧，国家政治生活脱离群众，社会离心力加剧，发展后劲不足。隐藏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是它的分化“制衡”型的文化创新机制及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私有制经济基础。
分化“制衡”的创新机制不同于包容“和合”的创新机制。分化制衡（counter-balance）是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分化、离析、对抗等“制约”（或削弱他者）的方式来实现以“自我”为中心的“均衡”利益发展状态 [8] ，即使他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增加，也是被作为手段、边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包容和合（union-harmony），是通过给予、接纳、渗透、共体他者的方式来实现以“自我”为主导的利益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他者和自我都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利益发展共同体。所以，前者体现的是一种以自我—他者相互分离的利益均衡发展模式，它根本上源于静态的理性析分式的“零和”博弈思维，后者体现的是一种以自我—他者共体互渗的利益共荣发展模式，根源于“和合”共生的增益思维，所以由后者必然会衍生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9] 。
“分化制衡”和“零和博弈”的思维策略都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这种析分式、科学式的思维方式特别能“聚焦”和“发现”个体的偶发性的创新价值，但不足之处是容易忽视个体间的互存发展价值，这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和个人自由主义价值不利于应对当代人类复杂性的生存环境。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随着现代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个社会机体成长的依附条件会变得更加复杂，其成长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10] ，社会机体本身会变得更加脆弱——现在它俨然是一个“小心轻放，容易破碎”的精致机体。“全球化时代使脆弱成为一种普遍的状况，因为它使各种事件相互依存。这种依存性使得整个人类面临同样的风险和威胁，它揭露了我们拥有主权控制和决策能力的假象，也会一劳永逸地侵蚀我们的免疫空间。” [11]
为此，人类需要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社会机体，需要社会共情和社会关爱，平等地重视每一社会主体力量的存在价值，而不能以科学宰制的简单方式对待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杰瑞米·斯尼温（Jerome Schneewind）的观点，他认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因为其固有的弊端，并不适合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问题。“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强调那种德性个人的理想，使得伦理哲学不适合以人道的或谦卑的方式来处理（deal humanely or humbly with）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意见（opinion）和忠诚（allegiance）之多样性问题。”为此，杰瑞米·斯尼温（Jerome Schneewind）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在18世纪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没有给出空间和理由以解释一个德性之人（thevirtuous individual）为什么要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因此它不能适用于这样一个日渐多样和复杂的世界。因为在此世界，人们必须学会包容和容忍（accommodate and tolerate），甚至尊重彼此，尽管他们在道德上或其他的信念上存在差异。” [12]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一种新型的、以共情和关爱为主题的当代西方伦理思想应运而生，并不断向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展，展现出强大的时代活力。
以儒家仁爱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西方关爱伦理思想之间有情感学理上的相通之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也逐渐被西方学者所吸收和转化。当然，对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用中国这种重情的伦理文化传统就能改造或影响西方重理的伦理文化传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改变或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伦理文化主要是靠人的创新能力，靠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生产能力的全面释放。只有通过人的思想解放，释放出人的生产能力，从而把这些伦理文化做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一种生产的制度，即做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伦理文化的优势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才能被他人注意和学习。事实也证明，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并不是因为首先看到了西方伦理文化的优势而去学习西方，而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财富的增长、国力的强盛才迫使中国人放弃了传统“天朝”伦理观念，转而去学习和转化西方的“科学”伦理观念。我们这时才被真正地改造和影响了。
文化的优势必须转化为制度的优势和生产的优势才会最终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和认同。所以，要想推动中国伦理文化的“情感”基因去影响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理性”基因，充分展现情感伦理文化的时代优势，关键还在于要展现出中国的生产优势和制度优势。这其中就涉及“人”这个根本因素，即必须有人始终能坚持思想解放，创新生产条件，从而释放所有人的生产能力。在当代中国，这种“人”的因素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方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伦理文化优势、制度优势、生产优势的逐渐显现，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方略和思想解放过程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精神和学习创新精神，以至于没有这种释放出全部中国人的生产能力，那么我们的伦理文化优势和制度优势始终也是蔽而不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西方关爱伦理思想并不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伦理，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伦理，它将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发展一起，共同担负着一种“逆启蒙”的任务，即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理性启蒙的“情感的启蒙”任务。这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启蒙精神，一种追求“命运共同体”的启蒙精神，而非那种只讲个体价值至上的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精神能否影响到令西方人革新其传统的伦理观念，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持续有效地推动人的生产能力的全面释放和成为一种先进国家的象征。